马一浮与李叔同的关系如何_马一浮与李叔同感情怎样

　　李叔同就是弘一大师，他跟马一浮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都是书法家。他们之间感情如何呢?下面就随学习啦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

　　马一浮与李叔同的关系

　　据说马一浮李叔同是在上海相识的，并且马一浮对李叔同的出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资料非常的少。

　　李叔同比马一浮大三岁，但是关于佛学，马一浮一直是他很好的老师。李叔同曾经对他的学生说过，马一浮是为只是而生的，如果有人从刚生下来就开始都是，并且每天读两本书，那么等他到了马一浮的年纪，也不会比马一浮知道的。

　　当然李叔同跟马一浮的交往不仅仅是在研究佛学，之前也说过，两个人都是书法家，所以也会一起研究书法，就行相关的心得交流。与此同时，两个人还都喜欢古琴，可见共同爱好还是很多的。有了共同的爱好，两个人就有了可以谈论的话题，这也就使得两人的交往更加的密切。李叔同在马一浮那里读到了很多的佛学经书，并且还开始吃素，甚至于在自己的房间里供起了佛像。这些都足以说明，对于叔本华最后出家，马一浮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李叔同是非常好学的，有马一浮的讲座，他基本都会去听，并且经常与马一浮有书信来往，并且多是李叔同向马一浮请教佛学问题。据记载，马一浮曾经给李叔同写信，在信中就有涉及很多的佛学知识。同时两人也经常互相赠诗，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友谊，还有尊敬。当然马一浮虽然没有跟李叔同一样出家，但是他也是修佛的。

　　马一浮与熊十力的关系

　　马一浮跟熊十力，两个人都是国学大师，都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马一浮主要擅长佛学以及书法，熊十力则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和其弟子，牟宗三等人被称为是“新儒八大家”。

　　马一浮出生书香门第，加上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在佛学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和弘一大师等人来往密切，长期进行学术交流。而熊十力则是哲学家、思想家，他的哲学观点也就是新儒学所提倡的道德上的形而上学，是以佛学等的重建，影响深远，在哲学世界中自成一派，甚至影响远至海外。

　　两个人都是现代儒学的代表人物，对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很深入的研究，马一浮尤其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在当时，人们对这一点是公认了的，熊十力个人也曾评价马一浮说他道高识远。

　　除了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外，两个人都写过很多的书，并且都被译为他国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还有关于他们两个人的死亡，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马一浮是因为__含冤而死的，熊十力则是因为对当时的社会不满，但又局限于自身能力的有限，无力改变现状，最后自杀而亡的。

　　作为识渊博的大儒，两个人对于学问的研究都是非常痴迷的，这样是读书人身上特有的共性，当然这一方面，也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的。

　　马一浮的人际关系

　　郑垓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马一浮9岁，其父聘请会稽举人郑垓为他作启蒙塾师。郑垓(1867—1925年)，字墨田，上虞长塘人。他博览史书，善文能诗，擅长书画，且精通《易经》与医学。马一浮聪颖非凡，读书过目不忘，3年以后，郑墨田这位饱学之士已深感不能胜任，即知难而退辞去教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师生同赴县考，学生名列榜首，而教师郑墨田却是第23名。但马先生对这位启蒙老师仍敬爱有加，抗战前几年，已经享有盛名的马一浮从杭州回绍兴探望恩师，身着黑褂长袍，头戴红顶缎帽，来到郑垓的书房门口，恭恭敬敬地以四跪四拜大礼叩见老师。先师去世时，他又专门题写了墓碑，并赠给其子郑光立一部木刻的《道德经》。

　　汤寿潜

　　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1856—1917年)，山阴人氏，曾为民国时期浙江第一任都督，又曾任交通总长等职。他为人正直清廉，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时不取薪金，为人处事讲究原则，马一浮16岁时成了他的东床快婿，也深受其人格的影响。汤寿潜造沪杭铁路时，原打算将杭州车站设在艮山门，再铺一条支线到拱宸桥。马一浮认为此举对在拱宸桥设有租界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利，说中国人造铁路应该为中国人着想，力主将终点设在杭州商业区，再铺一条支线到钱塘江边，使水陆运输衔接。岳婿两人达成共识，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城站与南星桥货运站。

　　蔡元培

　　绍兴先贤蔡元培(1868—1940年)比马一浮大15岁，对马一浮也十分器重。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想物色一位德才兼备的得力助手为教育部的秘书长，就想到了马一浮。马对蔡的学问与人品也很敬重，接到邀请书后，立即北上赴任。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对官场一套应酬不适应，两周以后即辞去职务回到浙江。1916年冬，蔡元培从法国回国，次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考虑文科学长人选时，他再一次想到了马一浮，委托苏曼殊到杭州拜访在西湖隐居的马一浮，马又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辞婉拒。

　　马叙伦

　　马叙伦(1885—1970年)是马一浮的好友，祖籍也在绍兴。他比马一浮小两岁，早年两人均追随孙中山先生为辛亥革命出过力。解放初，中共在北京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拟邀请马一浮出席会议，即请马叙伦拍电报转告。但这份由马叙伦署名的电文过于简单，马一浮收到后，以为是朋友的私人邀请，没有赴会。周恩来以为马一浮为人清高，不肯来赴会，打算亲自到杭州来邀请，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于是派时任上海市的陈毅先来拜访马一浮，于是就有了1952年陈毅的蒋庄之行。1957年4月，周恩来陪同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对这位乡贤仍念念不忘，乃陪同伏老来到蒋庄登门拜访，两人终于相见了。此后，周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杭，设宴于杭州饭店，也请马老作陪。从此，政府即从各方面关心马老的生活。当时杭州只有花港饭店、华侨饭店和杭州饭店有暖气设备，一到冬天，马老就被安排到其中一处居住。马一浮十分感激，特地将自己收藏的357件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

　　竺可桢

　　马一浮与竺可桢先生(1890—1974年，上虞东关人)也有一段交往。1936年5月24日，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刚刚一个月的竺可桢即到马老寓所拜访，请他为浙大学生授课。马老未答允。抗战爆发，浙江大学内迁，马老也往西逃难，竺可桢又一次电邀马老担任国学讲座教授。时国难当头，急需培养人才，马老一口答应，随浙大师生来到江西泰和，以后又转至广西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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