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长征故事有哪些
朱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那你知道朱德长征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朱德长征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朱德长征故事：朱德总司令的一堂生物课
长征中，“吃”毫无疑问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吃什么”和“怎么吃”。1936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现四川炉霍)，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粮食获取极为困难。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请来当地的医生和百姓，询问清楚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解决了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的饥饿问题。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炉霍，很多红军指战员以为这下可好了，到了一个城镇，可以有粮食吃，结果到这儿一看，比较偏僻的一个城镇，这个地方很穷，基本找不到什么粮食。怎么办呢?因为春天山上长了很多的野菜、野草，所以有些红军战士就去山上采野菜吃，有的红军吃了上吐下泻，有的中毒，这怎么办呢?又没有粮食吃，野菜又不好分辨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这事朱德总司令很重视，他带领十几个卫生员、炊事员一块到山上去，去辨别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菜不能吃，有时候他们甚至自己试吃，然后采一些野菜，请一些医生来辨别，找一些老农来请教，这样他们选了十几种野菜，野菜选回以后，朱总司令要讲课，就通知下去，总部的、部队的都来了一些，在一个喇嘛寺里听朱德讲课，大家很纳闷儿，说总司令讲什么课呢。
后来朱总司令来了以后，桌子上都摆了几十种野的标本，朱总司令说，今天我不讲军事课，也不讲政治课，我讲一堂生物课，我给你们讲讲这些野菜。他接着拿了一些野菜，有苦菜，有马芷苋等一些菜，把每种野菜形状、特性，能不能吃，它的效果都讲了。大家听得很入神，因为结合实际，面临不吃野菜就饿死的危险，大家都听得很认真，记得也很认真。回去以后把讲课的内容进行了传达，由于大家了解了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菜不能吃，有了辨别能力，就减少了部队吃野菜中毒的现象，也解决没有粮食吃充饥的问题，在长征中能够顺利的走下去，解决了饥饿的问题。
朱德长征故事：朱德长征中保留下来的“伙食尾子”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藏有3块银元和1枚铜币，它们是朱德、康克清夫妇当年在红军队伍中分到的“伙食尾子”。其中，铜币是康克清在中央苏区瑞金分到的5分钱，上面刻有“苏维埃政府制造”字样和镰刀、斧头、红星标志。
什么叫伙食尾子呢?就是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三湾，在三湾进行改编，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政治民主，大家都平等，不许打骂士兵;军事民主，要发挥集思广益地充分讨论;还有经济民主，经济民主就是士兵参与管理，管理伙食，经济上要定期公布帐目。另外，当时经过精打细算，伙食上有了结余，给大家发点结余的钱，这就叫伙食尾子。
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在长征途中也得到了伙食尾子，红军长征以后，在1934年底，1935年初，红军过乌江，到乌江以南，部队结算了1934年12月伙食情况还有点结余，就给每个人发了五角钱的伙食尾子;遵义会议以后，为了庆祝遵义会议，又给每个人发了五角钱的伙食尾子;1935年6月，部队又发了五毛钱的伙食尾子，这样每个人就是一块五毛钱，朱德和康克清两个人加一块就是三块钱。朱德专门叮嘱康克清，一定把伙食尾子这三块钱保存好，以便见证这段历史。这也反映了红军的队伍，从军长到士兵，从总司令到普通士兵，大家都是平等的，伙食尾子发的都是一样的。朱德和康克清一直保存伙食尾子这三块钱。另外康克清还把在中央苏区，她结余的伙食尾子五分钱的铜币也保存下来，总共是三块银元、五分的铜币。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9年军事博物馆成立，他们把这个钱捐献给军事博物馆进行陈列展出。所以这几枚银元和铜币不仅见证了我军官兵平等的历史、军事民主的历史，也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
朱德长征故事：朱德和红军长征胜利
1935年9月，由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怀有个人野心，自恃人多枪多，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导致一、四方面军会师3个月后又在草地分离了。这使党和红军面临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这时，同张国焘一起的朱德，处境艰难而危险，但他以其特有的坚定和智慧，挑起了克服这场危机的重担，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首先，朱德决定从维护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不计个人的荣辱安危，跟着南下的部队走。当时，张国焘的追随者曾对朱德叫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明确回答：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朱德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随党中央北上陕甘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7000余人，加上陕甘苏区的红军也不到1·5万人，而随张国焘南下的部队仍在8万以上，很显然，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能把它丢给张国焘不管。朱德相信，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
朱德同一向专横跋扈的张国焘在一起，难免受到挟制和压迫，但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临大节而不辱”。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张国焘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他在阿坝、卓木碉等地开会，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并逼迫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毫不动摇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朱德还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
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为扩大其声势，还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我按党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
朱德身陷逆境，但不放弃职责。当时担任四方面军军事负责人的徐向前回忆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曾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战略性的错误，始终不能在川康边立足。经过几个月苦战，部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是错误的。1936年2月，在战局日益严重不利的情况下，朱德和徐向前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撤离川西，转移到康定、炉霍一带休整部队，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不得不同意。于是，南下部队又踏上了重新北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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