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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嵬驿兵变的过程是怎样的

卫文分享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7月15日,唐玄宗逃至马嵬驿。随行将士处死宰相杨国忠,并强迫杨玉环自尽,史称“马嵬驿兵变”。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嵬驿兵变的过程是怎样的,希望大家喜欢!

  马嵬驿兵变过程

  马嵬山兵变过程复杂多变,即便是现如今的影视文学作品中,依然可见其影子。这次兵变过程和影响对后世学者对于唐文化和兵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嵬山兵变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潼关失陷。潼关是中国古代京城重要的关口,那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道路狭窄。唐玄宗派精兵大将重兵把守。叛军攻不进去潼关,但唐军内部却出现了矛盾,唐玄宗听信谗言,接二连三下令让其大将不再蹲守潼关,而是派兵迎战。关外的敌军早已预谋已久,养精蓄锐,只等唐朝大军出关,一举歼灭。待大将哥舒翰带兵出关被敌军打的落花流水后,想要收拾残局,却有心无力,最终惨败被俘。第二阶段。玄宗出逃。潼关失守,大将哥舒翰被俘虏后,长安城内乱作一团,一些官员和士兵纷纷放弃长安城,开始出逃。唐玄宗意识到想要挽救已无办法,身边大臣筹谋划策却无计可实施,最终不得不带着贵妃杨玉环和皇子出逃。第三阶段:发生兵变。唐玄宗带着贵妃和皇子出逃,一路走走停停,受尽千辛万苦。走到马嵬山时,遇到了叛军主帅陈玄礼,陈玄礼杀死皇帝身边士兵,逼迫他赐死杨贵妃。唐玄宗为保性命,狠下心来,将杨贵妃赐死在了马嵬山西门外。第四阶段:灵武即位。叛乱主谋李亨登基。

  马嵬山兵变过程跌宕起伏,后来被改编到戏剧和影视之中,是唐朝著名的一次兵变事件。

  马嵬驿兵变简介

  马嵬驿兵变简介介绍了马嵬驿兵变的整个发展过程。从兵变名字可以得知,这次兵变发生在马崽坡,即现在的陕西兴平市西侧。兵变时间是公元前七百五十五年,俗称天宝十四年。马嵬驿兵变的主人公是唐玄宗李隆基、杨贵妃和唐朝最大的地方军阀安禄山。

  马嵬驿兵变简介主要概括了这起兵变事件的起因,发展和结果。据历史记载,马嵬山兵变是由于安禄山和地方将领史思明发动叛乱,历史上称之为安史之乱。由于事发突然,唐朝军队阻挡不及时,唐玄宗只得带着他宠溺的贵妃杨玉环和皇子逃离长安,在行军走到马嵬山的时候,禁军主帅陈玄礼杀死了皇帝身边的亲信,并逼迫唐玄宗杀死杨玉环。唐玄宗为保住自己性命,赐了杨贵妃三尺白绫,杨贵妃死于马嵬驿西门外的三门佛殿。

  安禄山叛乱之初,唐玄宗原本想要太子李亨接替皇位时,但发现马嵬山兵变的幕后主谋就是玄宗的儿子,当时的太子李亨,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情况。

  马嵬山兵变简介提及了此次兵变的结局,最后政府军队成功平息叛乱。唐玄宗作为开元盛世的缔造者,雄才大略,最后却险些在这次叛乱中被夺取政权。主要原因是对自身的管理缺失,骄奢放纵,对杨贵妃过度依赖,沉浸美色最后导致杨贵妃的死亡,同时险些导致国家的灭亡。这也是此次兵变事件最具有警醒意义的地方。

  马嵬驿兵变主谋是谁

  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场自发的士兵哗变。由于士兵们饥饿不堪,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组织指挥下,士兵们发动了这场群众性自发性的救亡运动,没有幕后主使者。这种说法显然流于现象,因为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个禁军将军是不可能发动这场兵变的,因为他既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兵力来逼迫皇帝,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地位有发动兵变的必要。

  一些人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兵变是早有预谋的,是一场有计划、有指挥的军事行动。马嵬驿离长安城不过一百多里,走一天工夫就能到达,禁军不可能这样娇嫩,也不可能当时已饥饿到要发动兵变的地步。

  有人提出,当时唐玄宗身边的宦官高力士是兵变的主谋。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先生认为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的大权宦,对当时的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唐朝自长孙无忌、褚遂良被高宗贬死后,外朝宰相久未能参与内廷政权核心,其权力只限于一般日常政务。此时李林甫、杨国忠均欲染指于政权核心,自必引起高力士的妒恨。李林甫、安禄山等人都是由高力士推引而登上高位的。高力士在唐代首开宦官掌管中央政权的先例,“每四方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朝中官吏上呈的奏折都要先经过高力士,然后再上呈给皇帝,小事就由他直接决断了,这实际上已经是后来所谓的“内相”了。朝中有了内相,必然会与外相也就是宰相为了争夺权利而发生冲突,特别是遇上想弄权的外相,如李林甫、杨国忠之类,就一定会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的对立发展到使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公开对李、杨进行攻击,要求玄宗表态,说明此前双方在私底下早有过多次斗争倾轧。因此,高力士有兵变的动机。而他又深得玄宗赏识,手握大权,也就有了谋划兵变的实力。

  高力士和禁军的关系是怎样的?黄先生认为自开元十九年(731年)禁军首脑王毛仲、葛福顺等与高力士争宠不胜被贬逐后,禁军在另一长官陈玄礼统率下早投入高力士怀抱。因此马嵬驿事变就是高力士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攻击杨国忠未达到目的后,乘安禄山叛乱之机指使陈玄礼利用禁军所发动的一次清君侧行动。由于息扈从禁军全在高、陈掌握之下,肃宗还毫无实力可资凭借。对当时兵变的陈玄礼来说,他是不需要毫无实力可言的太子的支持,而且兵变发生后,陈玄礼与太子的另一位宦官李辅国之间更不存在特殊关系,故太子绝不可能是兵变的后台主谋人物。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兵变的幕后主谋是当时的太子李亨。他比高力士有更大的权力,也更有发动兵变的理由。发动兵变的主谋势必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要与杨国忠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他要有置杨国忠于死地的理由。这是发动兵变的动机,是最根本的前提条件。二是要有控制和调动禁军的能力,这是使预谋付诸行动的实力。高力士与李亨谁更具备这两个条件呢?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条件。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在玄宗后期并不十分突出,更没有到“内相”与“外相”相抗衡以至于不可调和的程度。高力士虽然拥有不小的权力,但并不具备操纵政局而与宰相抗衡的实力。他所做的只是上传下达以及辅佐玄宗处理一些细小政务之类的工作。他与杨国忠虽有矛盾,但还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在史籍中,也没有两者刀剑相向的记载。

  相对于高力士而言,太子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则要尖锐得多。玄宗末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焦点,李亨继位的过程是艰难的。唐玄宗在开元三年(715年)册封次子李瑛为皇太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李瑛被废为庶人,皇太子之位顿时悬空。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等人极力主张立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太子,但玄宗却立了忠王李亨。李林甫深知不佐太子的后果是可怕的,要消除这场灾难,只有将李亨拉下太子之位,拥立李瑁,因此他不断地阴谋推翻李亨。而此时,杨国忠为了谋求高位,依附李林甫,积极地参与其中,与李林甫一起想方设法欲制李亨于死地。后来杨国忠、李林甫为争夺权力失和,但在反对李亨为太子这一点上,杨国忠始终没有改变。李亨为了保卫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只有消灭杨国忠一条路可以走。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想传位给李亨,杨国忠听闻此事后大惊。如果李亨即位,就意味着杨氏家族的败落,杨国忠也会性命不保。于是他赶紧通过杨贵妃“衔土请命”,终于使玄宗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必然引起太子愤怒,只有铲除杨国忠,李亨才能尽快即位称帝。潼关失守后,杨国忠建议玄宗移驾蜀地。蜀是杨国忠的势力范围,是他的发迹之处。如果李亨随之入蜀,不要说即位无望,就是性命也难保。在这种情况下,李亨怎么肯深入虎穴。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李亨只有除掉杨国忠。可见,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尖锐,他比高力士更有理由欲置杨国忠于死地,他成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大大超过高力士。

  其次,从控制禁军的能力来看,李亨也比高力士更具备这个条件。众所周知,在玄宗即位前朝廷便有规定,亲王、驸马不能掌管禁军。这条禁令在玄宗时期一直坚持实行并没有解除。但是,在玄宗仓皇出逃蜀地的时候,他却给了李亨的两个儿子建宁王、广平王指挥调动禁军的权力。由此可见,李亨完全有条件通过两个儿子调动部分禁军来发动兵变。因而,李亨成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远远超过高力士。

  除以上两个条件,我们还可以从兵变以后的受益情况来比较。马嵬兵变是一次成功的政变,兵变后的最大受益者一定就是幕后主谋者。在兵变之后,高力士仍随唐玄宗到了蜀地,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政治利益,反而处境艰难。而李亨自兵变后分兵北上,彻底摆脱了其父的控制,在灵武自立称帝。显然,他是马嵬兵变最大的获益者,兵变的幕后主使,自然非他莫属。

  也有人赞同李亨是事件的主谋者,但对禁军将领陈玄礼的看法有所不同。一些人认为陈玄礼不是李亨的私党,而是玄宗的心腹侍从,很可能当时只是一个被迫的支持者。有人更进一步认为事变中玄宗幸免于难,主要是得益于陈玄礼的忠心护主。也有人认为陈玄礼是听命于李亨的。

  一种观点认为,兵变的主谋是李亨身边的宦官李辅国。香港学者章群认为马嵬驿事变,实太子宦侍与河西将士共成之,其主要人物,则为李辅国与王思礼,但假陈玄礼之手来完成的。由于王思礼为王忠嗣的部将,因而一直想除掉杨国忠。陈玄礼是获得了太子许可后行事的。他的结论是:“观乎李辅国日后之跋扈,必有所恃,是虽告于太子,而辅国为谋主,但无思礼河西之兵,陈玄礼未必为同。”从这种观点推论,内地有学者认为事变是太子和李辅国共同策划和发动的。

  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李辅国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参与兵变的除李亨外,还有建宁王倓、广平王俶、张良娣等,李辅国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夸大。

  也有人指出,马嵬驿事变中夹杂着太子李亨与宰相杨国忠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这一矛盾由来已久。太子是支持了陈玄礼发动兵变,也为自己消灭了最大的政敌,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太子不是那股政治潮流的后台或支柱,参与谋划和主谋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兵变的前后过程中,也看不出陈玄礼与太子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丝毫不见太子具备控制与指使禁军的条件。事后陈玄礼也没有跟随李亨到灵武,却一直紧跟着唐玄宗。高力士是马嵬驿事变的支持者,他的确与杨国忠之间存在着矛盾,其性质是属于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的矛盾,但高力士是否让陈玄礼对杨国忠下手,单凭推论是不够的,很难令人信服。高力士确实具备控制与指挥禁军的条件,但没有史料可以证明高力士在暗中策动与指使陈玄礼搞兵变。

  其实大可不必去寻找兵变的后台主谋。以六军将士为主体而发动的兵变,实质上是各种势力反对杨国忠的一场群众性运动,并不是个别人能够煽动起来的。陈玄礼曾经慷慨陈词:今天下崩离,皇帝出逃,国家蒙难,人民死亡,这一切难道不是杨国忠专权所造成的吗!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这种呼声,喊出了广大军士们的真诚愿望。兵变一结束,陈玄礼就向玄宗谢罪,说杨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因此禁军发动兵变是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杜甫称赞事变中的陈玄礼说:“桓桓陈将军,仗铖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他赞美陈将军在兵变中的忠烈举动,肯定了事变的救亡性质与重大意义。如果他真是权力斗争中的工具,只是听命于后台人物的指使,杜甫说这话就实在是太迂了。

  尽管兵变只有半天,很快以大家山呼“万岁”就结束了,但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很大,它标志着唐玄宗统治时代的结束,唐肃宗新时代的开始。兵变的确至今仍是一个大谜,令人猜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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