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大屠杀的真相(2)

　　满清大屠杀的影响

　　文化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清朝统治者的大屠杀，使得中国很多地区“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鲁迅评价说：“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 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清朝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之多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之最。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经济

　　土地荒芜

　　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从华北各省到江南各地，到处都呈现出土地荒芜，人口流亡，满目凄凉的景象。“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 ，江南各省“大兵所至，田舍一空” 。

　　各地因屠城和战争所导致的土地荒芜情况

　　直隶南部 ; 顺治初年，“逃亡人丁十居六七，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社冷烟”。

　　近京州县 ; 无主荒地甚多。 据直隶巡抚董天机报称，顺治十二年二月近畿之地还是“荒熟参半”。

　　山西 ; “田地榛荒，生齿凋耗，旧日里甲徒存牍稽之名，有一甲止存数人，甚有一里一甲全然脱落，其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

　　河南 ; 顺治初年，“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

　　黄河以北三府所属州县 ; “荒地九万四千五百余顷，因兵燹之余，无人佃种”。

　　黄河以南嵩县 ; 原有地12000顷，其中10887顷为无人耕种的“无主荒地”， 直至顺治十六年全省行粮熟地只有383707顷，仅占原额行粮地亩的1/3。

　　山东; 顺治二年正月，“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

　　四川; “大约全川民存十分之一，地荒十分之九”，省会成都一带，“千里无烟， 蒿莱满目”，米贵过珠。湖广于大乱之后，“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无主荒地遍布于各个州县。

　　南直隶江宁府 ; 十室九空，“一望皆无人烟，惟见空房四壁”。

　　江西 ; 自万安到赣州，“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

　　福建、浙江 ; 由于用兵，百姓苦于摊派，“十室九空”。

　　云南、贵州 ; 据顺治十八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称：“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

　　湖南 ; “ 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东南沿海 ; 由于迁海“尽夷其地空其人” 。

　　各地多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 。

　　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 康熙元年(1662)江南一带仍是“所在萧条……人稀者，地亦荒”。

　　同时，中国各地的人口锐减，全国的耕地面积急剧萎缩，生产遭受空前的破坏，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大量圈占的土地共达168至527顷，这还不包括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

　　这种圈地， 在经济上与关内原有“经济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圈占的土地上，生产方式倒退到农奴甚至奴隶制。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罪犯家属沦为奴隶。一时间，人口买卖颇为盛行。与此对应，在世界的那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那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在向农奴至奴隶制倒退。这颇具讽刺意味。

　　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统计，明代崇祯时期，全国人口约为两亿，而康熙初期全国人口约为五千万，人口损失近四分之三。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耕地面积损失过半。

　　工商业萎缩

　　不仅农业遭到如此严重破坏，而且各地的手工业和商业所遭到的破坏亦极为严重。河南开封，明代人口不下百万，“满城街市，不可计数，势若两京”〔15〕，顺治之初，一片荒凉。江苏扬州明代相当发达，顺治二年四月，清兵攻克该城，烧杀淫掠10日，“富家大室方且被搜括无余，子女由六七岁至十余岁抢掠无遗种” 。一座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繁华城市成为颓垣废墟。嘉定和江阴同样大肆焚杀抢掠。

　　苏州、杭州织造局是明代官营纺织业的重要基地。时至清初，苏州织造局所存仅颓房几间，“罄悬零落” 。杭州织造局“停止二十余年，机房颓坏无存” 。作为明代棉织业中心的松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影响，“满目伤痍，积棘载道” 。“商贾不通，城市罢织，民无生业”。山西潞安丝织业，自明季以来，“旧时之机户，大半逃亡，仅存十数家” 。四川成都蜀锦，“燹于兵火，锦坊尽毁，花样无存” 。井盐生产，“承大乱之后，井灶已毁” 。明代兴旺发达的江西景德镇瓷业，也因战乱而“衰微破败，大都歇业”。

　　满清大屠杀的社会评价

　　清朝大屠杀是野蛮民族对先进文明的残酷破坏，其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唾弃。清军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导致中国人口锐减，绝大部分有气节的汉人都被屠杀殆尽(使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五千多万多减至顺治十七年的一千九百万，净减十分之九以上)， 留下了少许亡命天涯的忠义之士和委曲求全的少部分百姓，还有卖祖求荣汉奸，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经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经济直到乾隆年间才基本恢复到明代万历时期的水平。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

　　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昀(纪晓岚)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

　　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 几天之后，他就“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无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恶，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 。同年二月，“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 。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说：“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

　　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倒汉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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