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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生平简介

卫文分享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9.29-1976.11.20)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乌克兰人。斯大林统治后期和赫鲁晓夫初期苏联首席科学家,号称“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李森科简介

  李森科是前苏联农学家与生物学家,出生于乌克兰。他对苏联科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过是不好的方面:他让苏联科学界损失了两代精英生物学家。在李森科简介里,李森科是个学识浅薄的人,却是苏联的三科院士,独霸苏联科学界三四十年。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苏联生物学与遗传学步入了无尽的深渊。李森科的“李森科主义”也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阻碍科学进步。

  李森科最初崭露头角是在他提出的“春化处理”方法时。所谓“春化处理”,即在种子种植前湿润并冷冻来加速成长,目的是解决霜冻威胁的问题。虽然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但是李森科凭借其“学术与政治”结合的手段,巧妙迎合斯大林的私心,居然堂而皇之的在苏联推广起来。

  除了“春化处理”,李森科后来的做法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否定基因,将自己对于遗传学的理论与米丘林理论结合在一起,站在了主流遗传学说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对立面。对于反对的声音,李森科故技重施,用阶级理论将学术敌人打倒迫害。

  许多坚持真知灼见的科学家被害。之后召开的“八月会议”李森科顽强的取得胜利,摩尔根遗传学因此在苏联被取缔。但是真理的力量是无限大的。即使在李森科主义正猖獗时,真理的呼声并未消亡。恰值斯大林逝世时,李森科迫于形势而下台。但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亦与斯大林一样犯错,李森科不久又重新占领生物学界。可是这只是李森科短暂的胜利。赫鲁晓夫下台后,李森科遭到苏维埃科学院投票否决,从此在苏联生物学界消失。

  李森科事件

  在苏联科技史上,有一件影响十分恶劣的事件即李森科事件。这一事件是指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学识匮乏的李森科独霸苏联生物学界的事。

  李森科利用政治斗争与学术斗争结合的方法,将学术敌人打为阶级敌人,奸诈地迎合斯大林及赫鲁晓夫的私心,取得个人的胜利。

  在李森科的理论中,不管是关于冬苗的“春化处理”,还是后来影响更恶劣的米丘林遗传学理论,均是不切实际的谬论。但是这些谬论在李森科主义盛行的苏联科学界无疑是真理,并统治了几十年,使得苏联科学界元气大伤。李森科事件是苏联黑暗的过去,该事件使得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两位生物学家。

  李森科能独霸苏联科学界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李森科本身是没有什么才能的,但是在苏联政治干预学术的氛围里,利用政治投机取巧成了他最大的杀手锏。这是十分可怕的敌人,因为一旦意见不同,就是叛国,是对国家的不忠诚。

  这把杀手锏成功打败了主流学说,将真理掩埋。后人在对李森科事件的反思中,得到更多的应该就是对政治与学术应当分开的认识。学术是没有国界的,更不能因为政治信仰问题而让真理屈从于谬论。

  学术应当是放开的,科学界不能是一言堂。那些坚持真理的人理应得到尊重,而妖言惑众的人历史终将对其严惩不贷。对于李森科这样的跳梁小丑,在将来的时代绝对要引起重视,消灭于未成形之时。

  李森科的经验教训

  教训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科学不等于圣洁。科学家不等于道德高尚。这样的教训古今都有。公元前500年,相传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的希帕索斯(Hippasus)发现无理数,却被毕达哥拉斯学派处死。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的话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反思:“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反思

  事实上,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中一个永恒的问题是标准与创新的矛盾。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出现必然形成相关的评判正误的标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出现的过程就是对原有标准突破的过程,因此也必然受到原有标准的限制或压制。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刻地反思两种科学的悲剧:一种是推行错误的标准所导致的后果;另一种是肆意创新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聂文涛面向基层医院适宜技术培训讲演中说:人类推行糖尿病“限制碳水化合物”饮食标准(John rollo标准),到重新执行“高碳水化合物”标准(如北京协和医院标准),这期间无数患者因为错误的糖尿病饮食治疗进一步丧失了健康。医学界要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该讲演引发的强烈震动,正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科学伦理问题。

  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原文中的两段话:“(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这两段话隐藏着这样的意思:(1)应该给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证明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一切反对异端见解的人必须提供证据;(2)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都需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无需在此之前抱怨社会的不理解。(3)所谓科学发展的意义,正在于改变人类原有的认识。因此,选择错误是一种权利,否则就没有科学探索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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