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陆军中将郑洞国生平简介
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汉族，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民党陆军中将郑洞国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郑洞国生平简介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首领之一，为了了解郑洞国生平，我们先从郑洞国简介开始说起。郑洞国生于1903年，卒于1991年，是湖南石门人士。郑洞国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父母祖辈以耕田为生。
郑洞国自幼熟读《四书》、《五经》，郑洞国十来岁时，兄长将郑洞国送入学校读书。后来，郑洞国成功考入黄埔军校，并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批学员。郑洞国毕业后，先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曾担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33年初期，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随后又占领了多个地方。因外敌入侵，郑洞国等国民党首领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全面抗日。
1937年，全国爆发了抗日战争，郑洞国成为最早参加抗日运动的首领之一，他率领军队参加过武汉会战、台儿庄战役、昆仑关战役等。郑洞国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立下了赫赫战功，郑洞国为消灭日军主力作出了很多贡献。1943年，郑洞国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度军的军长，并率领手下士兵和同盟军一起参与缅甸战争，并收复了缅北地区。1945年，郑洞国担任东北保安副司令等多个职位，1948年时，郑洞国离开了国民党阵营。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曾先后担任国家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等多个职位。郑洞国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并长期致力于两岸的统一。1991年，郑洞国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88岁。
郑洞国轶事
冒名考黄埔
在黄埔军校校史上，改名报考者尚有他人，冒名顶替者却只有郑氏一人。
1924年1月，正在湖南长沙攻读商业专门学校的郑洞国，忽然闻听孙中山先生要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的消息，心潮澎湃。虽说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所军官学校就是日后彪炳中华现代史册的黄埔军校，也不能预料到这所军校的初期将会成为中国现代将星的摇篮，但他对孙中山仰慕不已，对已成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心仪神往。他急冲冲去找在长沙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读书的王尔琢商议。王是郑洞国的同乡兼小学同窗，还有亲戚关系。殊不知他已南下广州了。郑洞国得知后心更急，想方设法借了60元盘缠，邀上另三位在长读书的同乡，辗转武汉、上海，走海路赴广州。四月初，当他们满怀希望寻着先期到达的王尔琢时，才知晓报考军校的日期已过，郑洞国顿时急得团团转。
眼见郑洞国心急如焚，王尔琢也跟着急。当时在场两位同乡，一位叫贺声洋，也是郑洞国在石门中学的同学，与王尔琢一道报考了军校;另一位则是临澧县的黄鳌，与郑洞国算是大同乡了。他初到广州时，担心一次考不上，便报了两次名，不料他一考便中，落下个名额虚位以待，此刻见郑洞国急成这般模样，便建议顶替他的名去考。郑洞国沉吟半响，决计冒顶黄鳌之名报考军校。
数日后，两个黄鳌的名字与王尔琢、贺声洋一道出现在黄埔一期的录取榜上。凑巧的是，真假黄鳌都编在第二队，出操点名时，两人同应声出列。
步入军校的最初几天，郑洞国一直是在惴惴不安中生活着，出操点名时的尴尬，不时地困扰着他。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煎熬，他终于鼓起勇气，胀红着脸向区队长报告冒名顶替的由来。后来，校方理解并认可了他的冒名顶替之举，未予追究，只是让他把名字更改过来。
东征敢死队
郑洞国与其他黄埔生一道相继参加平息广州商团武装暴乱与陈炯明武装叛变的战斗。1925年1月31日，已升任教导1团2营4连党代表的郑洞国随队东征，打到淡水城下。淡水城虽不大，但城垣坚厚，城濠宽深，而城外地势多平坦开阔，易守难攻。三千多守敌据城固守，等待外援解围。东征军远道而来，必须赶在敌方援军来到之前攻克城池。指挥部决定次日清早发起总攻，并限在当日破城。为了完成任务，团部连夜进行战斗动员，组织攻城敢死队。郑洞国身先士卒，带头报了名。
翌晨，攻城的号角吹响了，一场攻坚的恶战在淡水城上城下展开了。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蒋介石亲临城垣前的炮兵阵地指挥督战，团里唯一的一门苏式大炮怒吼起来。霎时，硝烟炮火掩没了高高的城墙。十分钟后，敢死队员们在炮火的掩护下分成几队，扛着一架架云梯，直向城墙脚下推进。可城上的敌军居高临下，凭借着堞垛负隅顽抗，疯狂地用机枪、步枪组成火网。打头的战士倒下了，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恶战、如此密集的枪弹，带着敢死队冲锋在前且很少实战经验的郑洞国不禁心中一悸。但他马上想到了黄埔军校大门上的那副对联，想到“敢死队”三字的份量，想到自己身为党代表的表率作用与责任，立马镇定下来，机警地利用炮击的时机，指挥部下时而跃起，时而卧下，终于冲过了开阔地带，逼近城垣。经过几番浴血奋战，郑洞国和敢死队的战友们终于把胜利的战旗插上淡水城头。
战后不久，郑洞国便被升调教导2团第3营任党代表。
银元救性命
随着东征、北伐、抗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郑洞国沿着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的阶梯一步步的上升。历史上的抗日战争，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始，但郑洞国的抗日历程，却是从1933年的古北口之战开始。此役，他率部前后奋战两个多月，重创日寇;“七七”事变后，他又率国民党第2师参加保定会战，固城数日，于敌重重包围中神奇突围;1938年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他率部迂回作战，战功卓著;1939年，他以第5军副军长兼率荣誉1师师长之职，率部正面主攻昆仑关，与全军官兵一道谱写了铁血昆仑的英雄史诗;1941年他率第8军转战鄂西，固守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不教胡马渡天堑。郑洞国虽身经百战，后却未负过一次伤，有人称他是福将。其实时，他也屡历险情：就在台儿庄外围的那场战斗中，死神的阴影亦曾降临在他头上。当时，他率国民党第2师攻打位于台枣支线上的重镇峄县。那天，他亲自到前线指挥部队攻城，激战中，由于身边一名参谋手中的望远镜不慎在阳光下反光，立即招致日军炮火猛击。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就近炸开。郑洞国猝然无防，只觉得左胸被重重一击，几乎跌倒，幸亏两名卫兵将其扑倒，并以身相护，方才未让纷飞的弹片相继击中。郑洞国满以为身上挂了彩，过后才发现左胸衣袋上仅划了一个破口，除袋内一枚银元被弹片击弯外，自己居然毛发无损。没想到一枚银币竟救了他，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郑洞国1946年—1949年担任“湖南私立九澧中学”校长，该校为现今“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
郑洞国印缅生涯
1943年初，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该军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师、新22师组成的，以后又由国内空运补充了大批兵员，当时均驻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珈营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尔后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准备。
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
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
1943年11月底，蒋介石在参加完开罗会议的归国途中，携夫人宋美龄曾于兰姆珈作短暂停留，视察了训练营地。在看到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队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之后，蒋介石深表满意。
1943年10月，缅甸地区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由列多前进基地出发，在美国空军和工兵部队的配合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被世界上一些军事学家认为根本不适宜作战的亚热带崇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由此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至次年8月，驻印军和部分盟军部队经过无数次浴血鏖战，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了惯于在亚热带森林中作战的、曾在东南亚诸役中连连获胜、有“亚热带丛林之王”之称的日军第18师团。自此，印度经卡盟、孟拱至密支那之间的公路、铁路畅通无阻。盟国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在密支那中转，不必再飞越驼峰，大大提高了运输量。
在作战期间，郑洞国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视察督战，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指挥与决策，为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的新38师、新22师，与反攻战役开始后陆续空运到印缅地区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奉命编为新1军和新6军，美国将领史迪威仍任驻印军总指挥(10月以后由索尔登将军接任)，并成立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数月后，因国内战局吃紧，新6军奉调回国，新1军则继续前进，先后攻克了敌重兵防守的重镇八莫、南坎、芒友，于1945年1月下旬与中国滇西远征军会师于中国边境城市畹町。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底，新1军又相继占领贵街、新维、腊戍、细包等要点，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及周围地区的日军，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乃告结束。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2月20日 晋升陆军中将。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国民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9月初，郑洞国随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抵沪，接收上海、南京。不久又赴南京，参加了由何应钦将军主持的受降仪式，亲眼目睹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此后，郑洞国兼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经常往返京沪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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