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庚戌之变是指发生在明朝庚戌年的一次蒙古侵犯明朝的事件，这次事件其实是由于明世宗嘉靖皇帝拒绝与蒙古进行交易的情况下，由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领俺答发动的一场战争。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庚戌之变发生的原因，希望大家喜欢!
庚戌之变发生的原因
庚戌之变发生在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落俺答率军队攻打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采取贿赂的方法让蒙古土默特部落俺答去攻打别的地方，于是俺答从古北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明朝统治者看到兵临城下万分惊恐，但是明军却丝毫没有战斗力，最终不得以答应了俺答要求的互通有无的条件，史称庚戌之变，下面说一下庚戌之变发生的原因。
元朝被明朝替代之后，蒙元在北方分裂成许多部落，16世纪中叶的时候，蒙古土默特部落变得强大了起来，土默特部落作为一个游牧部落非常需要明朝的铁锅、布匹、粮食等手工业和农业产品，这些产品是游牧部落自己无法制造出来的，但是明朝统治者对蒙古族的牛羊等产品的需要不像蒙古部落需要明朝产品那么急需，而且对其牛羊产品没有依赖性，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一直以来是明朝的一代心病，明朝统治者不愿意与蒙古进行贸易，这就造成了蒙古族与明朝的一大不可调和的矛盾。
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落的俺答要求明廷授予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同时为了夺取自己需要的物品又不断的骚扰明朝的边境，看到自己的要求一直得不到明政府的回应，蒙古土默特俺答于是率军攻打明朝，要求明朝答应自己的要求，史称庚戌之变。
通过庚戌之变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到自古以来互通有无就是大势所趋，是经济影响政治的重要表现。
庚戌之变的评价
庚戌之变是发生在明朝世宗嘉靖皇帝统治时期的一次蒙古土默特部落俺答军队攻入明朝内地的战争，这场战争中蒙古军队长驱直入，一直攻打到了北京城下，迫使明朝统治者不得不接受了蒙古俺答的要求，恢复了明朝与蒙古游牧部落之间的互市贸易，因为这次战争发生在庚戌之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下面做一下庚戌之变评价。
庚戌之变评价一：庚戌之变首先反映出了中原农耕文明与蒙古的游牧部落之间的互相需要，这种需要是不可分割的，游牧部落需要农耕文明为自己提供粮食和各种手工业制品，这些东西是游牧民族自己无法制造的，所以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存在着依赖性，而明朝对游牧民族虽然也有着自己的需要，但是依赖程度要远远的低于游牧民族，所以这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升级就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原经济与蒙古族的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可割断的联系，谁要想割断这种联系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庚戌之变评价二：庚戌之变也反映出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和无能，明朝统治者无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为的，粗暴的割断了中原农耕文明与蒙古族的游牧文明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对双方都非常不利的选择，这是非常愚蠢的，而庚戌之变蒙古军队可以做到长驱直入，明军没有丝毫的抵御能力，也说明了明朝统治者的无能与腐败。
庚戌之变评价三：从庚戌之变的结果来看，明朝与蒙古的联系是任何人无法割断的，最终明朝与蒙古族恢复了贸易，战争才得以平息，从这里可以看出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庚戌之变的结果
明廷接到俺答的书信后，明世宗君臣紧急磋商如何处理，大学士严嵩说：“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礼部尚书徐阶斥责道：“今虏在城下杀人放火，岂可言是抢食?正须议所以御之之策!”世宗赞同徐阶的话，并询问众臣如何回答俺答书信，徐阶说：“今虏驻兵近郊，而我战守之备一无所有，此事宜权许以款虏，第恐将来要求无厌耳。”世宗说：“苟利社稷，皮币珠玉非所爱。”徐阶认为无条件应允太失面子，只有劝俺答先撤退，再由大同方面就通贡问题与之周旋。世宗采纳了徐阶的主张。[12] 据蒙古史料记载，“其后汉国大明汗慑于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来名为杨兀扎克(杨增)之人，谓‘互相为害不能杀绝斩尽，故不如和好往来买卖通贡。’派名为阿都兀齐者偕同来使前往，将大军撤至墙外开始会谈，以三万户分别进兵逼和，取得极多之田赋之后而回还”。[13] 也就是说明朝允诺了通贡后，俺答便撤兵了。
八月二十三日，俺答率军撤退。此前，俺答于八月十八日引兵夺白羊口(今北京延庆西南)，以西走塞外，而留余众于京城外，以为疑兵。但到撤退之时，大雨倾盆，俺答认为白羊口过于狭窄，怕明军伏击，乃中途掉头，一半由高崖口、镇边城等处，一半由古北口旧路全部出边。在俺答北撤白羊口时，仇鸾引兵蹑其后，企图袭击落伍的骑兵邀功;不料俺答中途折返，明军不战而溃，死伤千余人，仇鸾本人差点被俘。其后俺答长驱至天寿山，循潮河而上，仍由古北口出塞，京师解严。九月初一日，蒙古兵全部撤退。[6-7] 整个庚戌之变期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其后明世宗追究责任，兵部尚书丁汝夔作为严嵩、仇鸾一党的替罪羊而被处斩。
庚戌之变虽已结束，但明世宗认为乃奇耻大辱，对阁臣说：“外域之臣，敢于我前带信坐观城池，可欤?不一征诛，何以示惩!”指示兵、户二部“先集兵聚粮”，准备出征。又谕仇鸾“卿勿怠此戎务，必如皇祖时长驱胡虏三千里乃可!”[15] 随后明廷加强防御措施，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总三营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蓟辽总督大臣，辖蓟州﹑保定﹑辽东三镇，募山东、山西﹑河南诸道兵岁集京师防秋，秋后散去，以为定制;又选各边镇锐卒入卫京师，以京营将分练边兵。明朝北部边防逐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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