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经典之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百战精典淮海战役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百战精典淮海战役

战争背景

1948年下半年，国内形势愈发对国军不利，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提出了东北求稳定，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加强进剿的战略。从下半年开始，国军开始实施重点防御，重兵坚守战略要点，编练强大机动兵团，造成共军对战略要点“吃不掉”，对增援兵团“嚼不烂”。[4]

一个月后，中共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任务。[5]

9月间中共发起济南战役，攻克济南，这是中共首次攻克国军重兵设防的坚固城池，也宣示了重点防御计划的失败。在战役中，尽管蒋介石命令集结在徐州地区的国民党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北上解围，但摄于中共华东野战军的强大阻援部队，三个兵团17万余人，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面徘徊，直至济南城破，黄、李两兵团尚未集结完毕[6] 。新华社在1948年10月24日播发了济南战役的战果：毙伤国民党军22423人，俘王耀武以下61873人，其官23人，战场起义2万余人，缴获辎重弹药无数[7] 。美联社对此评论：“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7] 。

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国军纷纷弃城，山东境内只剩除青岛等少数据点[8] ，使得共军南下作战再无负担，同时，鉴于邱黄李三兵团的犹豫，由此，当济南城内巷战仍在激烈进行，粟裕就于1948年9月24日7时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9] 中共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于1948年9月25日19时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

战役准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8年9月下旬，济南战役获胜三天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提议，希望乘胜攻歼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战役、海州国军之战役，称为淮海战役，主要目标为歼灭距离徐州较远的黄百韬第7兵团、李延年第9绥靖区，为夺取徐州做好准备。这一计划符合中共“歼敌于长江以北”之指导思想，随即得到批准[11] 。这就是中共原来预定进行较小规模之淮海战役，中共占据主动决战权。

此后，关于战役部署的讨论一直在进行，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电告华野，提出了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的设想，第一歼灭黄百韬兵团，占领新安镇，枣庄，临沂等地，同时，中原野战军应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以减轻华野阻援的压力[12] 。

中野以极小代价占领郑州，开封后，对战役的部署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刘伯承李达等牵制张淦三兵团、黄维十二兵团，迟滞了华中国军向徐州战场的东调。1948年10月27日，中野主力四个纵队由郑州东进进入徐蚌战场，相机行事，此时，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已经发展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配合的战役，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故此，粟裕提出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3] ，次日，毛泽东回电称“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4]

国民党军队

在济南失守后，1948年10月，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开始收缩兵力，国军集结了4个兵团(第2、第13、第7、第16兵团)和4个绥靖区(第3、第4、第1、第9绥靖区)部队25个军共约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利用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组成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之“一点两线”防御阵线，加强防守中原和华东地区，采取战略守势。

10月底，共军中原野战军进攻郑州，国军忧虑其可能会与华东野战军在江淮地区会合，为巩固江淮，屏障南京，1948年10月29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按照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提出“守江必守淮”之指导思想，提出两种作战方案：一是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做战略防御;当共军南下时，即集中全力，寻机与共军决战。【郭汝瑰回忆录 ，二是放弃徐州，退守淮河进行河川防御。同时，为解决兵力不足，将辽沈战役后驻留葫芦岛的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四军转至蚌埠，支援徐蚌战场。尽管这次会议商定采用第一种作战方案，但直至徐蚌会战开始，国民党仍没有确定作战部署[15] ，蒋介石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在淮河一带击破共军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16] 。至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刘峙、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方确定部署按第一案，主力沿津浦路排开。

在指挥官人选上，蒋介石希望白崇禧担任总指挥[17] ，但白崇禧认为国军布阵完全陷入被动，于是坚决推辞[15] 。在前方指挥机构人选方面，蒋又希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能指挥这场战事，但杜聿明已于1948年10月15日被紧急调往东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一时无信任人选可派，于是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来指挥这场战役。从白崇禧拒绝指挥，到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只有6天时间。

战役进程

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8年9月24日济南失守后，国军总部以为华东野战军需要长时间休整，未能料到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损失不大，能迅速南下进攻徐州，结果大意轻敌。粟裕为迷惑国军，特意在山东开了十几台大功率电台，不停向外发出指令，国军误认为华东野战军主力依然在山东。使徐州剿匪总司令部部署调整、兵力调动也趋缓慢。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共约15万人，以及部分地方部队与华东野战军共同进行淮海战役，参战兵力达到60万人。实际上，约50万解放军开始从不同方向秘密夜行，在国军不知情下扑向徐州。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刘峙作战无能，故在战斗前，国军布阵极为不利，与解放军作战处于被动及被分割攻击。国军尚未按“徐蚌会战计划”南移，1948年11月5日，刘峙见国军各兵团均已报告在正面发现解放军主力有扑向徐州之势，便遵从蒋介石之意，将徐州周边部队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图向淮河一线撤退。命令黄百韬第7兵团、李弥第13兵团退回徐州东郊，经蒙城向蚌埠调动的孙元良第16兵团经宿县北上退回徐州，邱清泉第2兵团退回徐州西郊，死守徐州。1948年11月6日，国军调动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12兵团进至太和、阜阳地区东援，徐州、蚌埠战场国军兵力增加到70万人。

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1948年11月6日夜间发起淮海战役，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现国军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黄百韬第7兵团因奉令等海州第9绥靖区的第44军西撤，推迟至7日西开。华东野战军借这此延误，追上正在渡大运河的第7兵团，负责殿后之第7兵团第63军、第100军83师被迅速歼灭。黄百韬见势不妙，希望李弥第13兵团协助撤退。李弥拿出刘峙命令，执意按计划回撤，拒绝援助。1948年11月8日，防守运河一线之第3绥靖区四分之三以上之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举行贾汪起义。之后，解放军迅速通过第三绥靖区防区。1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山东兵团主力，歼灭第7兵团西撤之先头师，切断第7兵团退路。第7兵团渡过大运河后，走到碾庄时，第64军军长刘镇湘建议，依靠第13兵团在碾庄留下的军事工事，与解放军大战一场。同时，国防部发来电，称可交战，如能击退敌人再走亦可，这样第7兵团就在碾庄犹豫了一天，最后决定迎战解放军。结果解放军行军速度超出预料，在一日之内，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就攻占碾庄与徐州之间曹八集等各据点要道，11日，华东野战军将第7兵团合围于碾庄地区。

此时徐州南方战况，由于宿县之孙元良第16兵团北撤徐州，而协防宿县之刘汝明第4绥靖区也向南撤。由于刘峙指挥慌乱，蒋介石决定1948年11月10日把杜聿明调回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具体负责指挥作战;同时命令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由徐州向东攻击，为黄百韬第7兵团解围。在蚌埠，以第9绥靖区改组建第6兵团，以第4绥靖区改组建第8兵团，两兵团将协同沿津浦铁路两侧向宿县推进。至此，徐州、蚌埠战场国军兵力增加到80万人，而据《国民党视角下的大决战》，实有兵力50多万。[2]

11月15日中原野战军攻占空虚的宿县，切断了徐州守军向蚌埠之退路。鉴于淮海战役规模越打越大，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淮海战役总前敌委员会统筹华东、中原区事宜，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20] 总前委成立后，中原野战军指挥部驻地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临涣文昌宫成为总前委驻地。[20] 蒋介石下令黄维第12兵团及蚌埠之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向北推进，重占宿县。

自11月13日起，徐州国军以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协同攻击全力解第7兵团之围。开始粟裕令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纵队组成阻援兵团，由10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在侯集、林佟山至大许家地域，实行正面防御阻击徐州国军东援;以苏北兵团各纵队从徐州东南侧击第2、第13兵团增援，在潘塘附近发生激战。在22日第2兵团被华东野战军阻于离碾庄12公里处大许家一线，无法突破。19日，华东野战军全力加快对第7兵团的围歼作战，至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将第7兵团10万人全部歼灭，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阵亡。

第二阶段

国军第7兵团被歼灭后，由蚌埠进军的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担心被解放军攻击而拖延北进，造成从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增援向宿县进军的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位置突出、孤立，在解放军的阻击下，这3个兵团无法靠拢徐州打通徐州—蚌埠间联系，战场形势对国军极其不利。第12兵团由蒙城出发渡过涡河，1948年11月21日，第12兵团到达南坪集并渡过浍河，发现解放军有合围之势，于23日夜转向东南方向的固镇转移，企图向李延年第6兵团靠拢。中原野战军集中兵力合围黄维第12兵团。

1948年11月23日，为便于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淮海战役总前委移驻临涣以东15华里、浍河北岸的宿县小李家村。小李家村是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普通小村庄。村周围柏树环绕，郁郁葱葱，比较隐蔽。这里位于徐宿铁路与徐阜公路之间，是敌“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每天都有几批敌机临空侦察或过往，总前委驻在这里，是敌人意料不到的。据阵中日记记载，总前委偶尔移驻小李家村附近纪家、周殷圩等，尔后又复返小李家村。[20]

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将国军第12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之双堆集。11月27日，黄维指挥第12兵团乘合围尚不严密以4个师兵力为先头向东南方向全力突围，其中第85军第110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率部阵前倒戈，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军心动摇，士气一蹶不振，只得就地固守待援。此时，国军已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由于第7兵团被消灭，徐州东线已完全暴露;徐州往蚌埠之退路，亦因宿县被中原野战军占领而切断。而黄维第12兵团也被解放军合围，有被全歼之危险。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不得不下令徐州驻军第2、第13、第16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江南撤退，徐州剿匪总司令官刘峙离开徐州调到蚌埠指挥第6兵团、第8兵团再次北援，由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30万徐州守军，于1948年11月30日放弃徐州向西南沿永城、涡阳撤退。华东野战军发现国军撤走即以7个纵队30万人发起追击、拦截。同时，由于南线李延年兵团缩回蚌埠，华东野战军又从南线另抽调3个纵队加入北线对杜聿明集团的围攻。杜聿明部途中接到蒋介石命令向东南出击，解救黄维第12兵团，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第13兵团、孙元良第16兵团不得不转攻东南，最终12月4日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12月6日，第16兵团因协调错误，自行突围，大部被歼灭。中原野战军对黄维第12兵团采取大量土工作业的近迫攻坚战法，对第12兵团合围圈不断缩小，至12月初，第12兵团粮弹不足陷入困境，只能靠有限的空运补给。此外，华东野战军又抽调5个纵队加特种兵纵队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加入对第12兵团的围攻。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因回家奔丧最初没有随军，第12兵团被围后乘飞机进入双堆集包围圈。1948年12月6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对第12兵团全线发起攻击，1948年12月12日发起总攻，至15日第12兵团残部各自突围被歼灭，消灭了国军12万人，俘虏第12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搭乘战一团战二营代营长甘义三之座车，单独突围逃出(这部战车为战车二营突围指挥车，仅此车有突围路线地图及资料)，但坦克被解放军击中亦受重伤，嗣即在上海接受手术。

1948年12月16日晚，刘、陈、邓于驱车前往华野指挥部驻地安徽萧县蔡洼村同粟裕见面。蔡洼村距总前委驻地小李家村约一百华里。17日早上，谭震林也从山东兵团驻地赶来。刘伯承、邓小平与粟裕、谭震林自在中央苏区分别后，已有十几年没见面，这次战地相聚，心情格外兴奋。总前委五位领导，第一次聚在一起商讨战事，也是淮海战役中唯一的一次聚会。[3]

17日整整开了一天会，鉴于杜聿明集团插翅难逃，未成为会议的议题，会议主要研究渡江作战计划与部队整编方案。会间，五位领导在华野指挥部的小土屋前合影留念。他们面带微笑，目视远方，眉锋舒展，可见其胸中似有百万雄兵，脑海里已有千条韬略。他们将继续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去夺取淮海大战的全胜。[3]

会后，邓小平回到小李家，刘、陈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不久，也复返小李家。谭震林返回山东兵团驻地。[3]

第三阶段

由于已消灭了国军34个师，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第13兵团之22个师被包围，为配合平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之分割包围避免其迅速决策经海路南逃，解放军对合围的杜聿明部暂缓攻击，进行了20天休整，向杜聿明发动政战宣传与劝降，消耗其心理，为最后围歼杜聿明部做最后准备，虽然杜聿明拒绝投降，但瓦解了国军官兵士气。合围圈中的国军粮弹两缺，虽有空投补给，但远不够用。1948年12月19日被围的国军曾谋划空军掩护下突围，亦无力执行。

1948年12月30日，邓小平率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离开宿县小李家村，经过徐州，1949年1月1日，来到河南商丘。当时，商丘是淮海战役支前总兵站，车站的站台上、仓库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支前物资，商丘车站已经变成一座座的炮弹山、炸药山、粮食山、布匹山、服装山、军鞋山。看着眼前这堆积如山的支前物资，邓小平脸上绽开了笑容，正是由于后方的同志们想尽办法，保障了前线所需要的一切物资，才有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啊!他找到商丘总兵站的同志和中野负责商丘支前工作的杨国宇，对他们说：“搞得不坏嘛，应该给你记一功!”[3]

总前委指挥部设在商丘以南十几公里处的张菜园村。这时，刘伯承、陈毅去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尚未返回，粟裕、谭震林正在前线指挥围歼邱、李兵团的作战，邓小平一人坐镇总前委，既要指挥前方作战，处理各种电文、报告，又要总结淮海战役各项工作，部署中原野战军的休整、补充任务。[3]

平津战役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天津等地的分割与包围之后，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向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9日消灭第13兵团大部，残部撤往第2兵团防区。1月10日战斗结束。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被俘，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阵亡，第13兵团司令官李弥逃脱。李延年第6、刘汝明第8兵团随后放弃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撤往江南，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占领了长江以北大片土地。

战役结果

伤亡统计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八十六个师，共约八十万人，出动飞机高达2957架次。解放军参战部队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连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六十万人。战役中共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其所指挥的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一个绥靖区，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555099人，约占其参战兵力的69%，其中俘虏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国民党以上高级将领被俘124人，投诚22人，起义8人。以上战果还不包括其溃散和逃亡人数。主要缴获有火炮4215门，轻重机枪14503挺，长短枪151045支，飞机6架，坦克装甲车215辆，汽车1747辆，马车6680辆，炮弹120128发，枪弹2015.1万发。

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敌我损失比为4.06：1。武器装备损失计有坦克1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34门，迫击炮、步兵炮共219门，掷弹筒26具，轻重机枪1884挺，长短枪14588支，各种炮弹679943发，各种枪弹2014.9万发，炸药(缺双堆集战场统计数字)97025斤。在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占大决战总伤亡的53.8%，各种武器的损耗和弹药的消耗也最大，其中火炮损耗占总损耗的48.6%;长短枪损耗占总损耗的69.4%，轻重机枪的损耗占总损耗的61.8%，炮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8.7%，子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2.7%，炸药的消耗占总消耗的57.4%。歼敌总数则最多，占总歼敌数的35.8%，缴获则最少，淮海战役的激烈可见非同一般。

其中华野歼敌约44万，约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80%;华野伤亡约9.1万，约占淮海战役解放军总伤亡人数的67%。

战备损失

一场巨大的战役，除了指挥得当，三军用命，还有一个关键要素是后勤保障。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方面并没有现代化手段保障战役后勤，但把人力保障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说刘陈邓粟谭组成的总前委在战役组织指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担负主要后勤保障工作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在组织后勤工作方面的成绩也不容抹杀。这里面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和华野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豫皖苏财经办事处主任(后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瑞龙是后勤工作的主要指挥者。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21]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很多关于淮海战役的文学影视作品都强调了人民战争和民工支前的极端重要性，包括电影《淮海战役》、《车轮滚滚》，小说《百合花》等。

战役检讨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决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的条件下，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正确决策，华野、中野的密切配合，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的结果。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八十年代，美国西点军校专门派出考察团来到淮海战场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对这一结果的评价是“不可思议”。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统帅部的决心一变再变，各兵团互不配合，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人心。对于这一战役，作战双方对胜败的原因都进行过总结。

国民党军方面，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认为此次战役，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他总共列举了十三条失误，主要有：对进退大计，迟疑不决，结果临时应战，而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会战，以致形成兵力、态势上的劣势;顾虑长江与淮河防务，结果处处顾虑，处处薄弱，以致分散了兵力;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杜聿明放弃徐州，本属冒险，却不能发挥勇敢果断精神，以迅速的行动击破共军，以致陷全军于危殆;各部队长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国民党统帅部战后检讨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乃为战略错误，其次为战术缺乏改进，难以支持战略。其他如持续战斗力之保持，战斗力统合发挥及反情报等方面，均有重大错失。

共产党方面，1949年1月20日主将粟裕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有中央军委、毛主席、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各兵团、各兵种的协同作战，到会各同志机动灵活的指挥，全体指战员不辞辛劳的英勇作战。

陈毅在1951年2月1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概括说明决战胜利的原因：一是敌人错误判断，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与他决战。二是在战役战术上分批分割歼敌，主要以近战夜战，发挥我们的长处。三是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实际上成为五百万对八十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四是战役过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难以一下把敌人歼灭，是靠战士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的创造力来完成战略战役上的正确决策。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在战役中敌军有五个师起义，一个师投诚。在俘虏政策上，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化。在这些原因中，人民的支援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中野在《双堆集作战总结》中所说的，作战中的物资供应，是达到较圆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还是医疗救护等方面，都未感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是无法想象的。陈毅对尤金特别强调，五百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也真正是人民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