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后裔的起源与传说大全

　　传说商族是高辛氏(帝喾)的后裔，居黄河下游，有着悠久的历史。 舜时，商族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契。后来商人把他称作“玄王”，作为始祖，并编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颂歌来赞美他。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商族后裔的起源与传说，希望你喜欢。

　　商族后裔的起源与传说

　　太康失国时，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郊”祀之。

　　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发展。到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国语·周语下》说：“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商族的历史相当悠久，较早的文献记载里常把它追溯到有娥氏，《诗经·常发》就曾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相传，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卵有孕而生子，此子即商的始祖契，这就是《诗经·玄鸟》所谓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史传说还谓简狄是帝喾的次妃，似乎商族和许多族的情况一样，也是黄帝族的一个支系。商族和戎族也有一定关系。古代文献里常将戎与殷若商合称，可能是指殷商的族属而言的。商的始祖母称简狄，可能商族亦与狄有关。种种情况表明，商族是在和许多族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

　　商族兴起的地域现在还不大清楚，大约在我国北方的辽西、翼东北一带，以后才沿太行山东侧的平原地区渐次南移。《世本·居篇》谓商的始祖契居于番。番，即《左传》昭公二年所载周朝人说的“肃慎、燕毫，吾北土也”的毫。古代的幽燕之地与商族的兴起应当是有密切关系的。

　　商人一词的来历

　　从现有资料来看，人们多把“商人”名称的由来与商代的历史联系起来。早在1927年，徐中舒在《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上著文指出：由于商人重视商业和善于经商，所以“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其依据是《左传·昭公十六年》中的以下一段材料：韩起有一副玉环，其中的一个在郑国的商人手里。韩起向郑伯请求，子产不给，说：“这不是公家府库中保管的器物，寡君不知道。”……韩起向商人购买玉环，已经成交了。商人说：“一定要告诉君大夫!”韩起向子产请求说：“前些时候我请求得到这只玉环，执政认为不合于道义，所不敢再次请求。现在商人那里购买。商人说‘一定要把这事报告’，谨敢以此作为请求。”子产回答说：“从前我们先君桓公和商人们都是从周朝迁居出来的，并肩协作来到这块土地，砍去野草杂木，一起居住在这里;世世代代都有盟誓，用以互相信赖。誓辞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不要强买你的东西，不要乞求，不要掠夺，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过问。’仗着这个有信守的盟誓，所以能互相支持到今天。现在您带着友好的情谊光临敝邑，而告诉我们去强夺商人的东西，这是教导敝邑背弃盟誓，未免不可以吧!如果得到玉环而失去诸侯，那您一定是不干的。”从这里可以知道，武王灭殷后，把殷商遗民分给了各诸侯国。鲁、卫等国分到的是手工业或种田人，而郑国分到的则是做买卖的生意人。郑桓公对待这些殷商遗民，一方面要求他们务农，另一方面又仍允许他们在农事之暇从事商业活动，李亚农据此明确地指出：“由于殷人善贾，周人重农，后来周人以贱视殷人鄙视贾人，竟通称贾人为商人了。这就是中国人称生意人为‘商人’的缘由。”(《李亚农史论集》，第471页)同时，李亚农在其《殷代社会生活》书中，多侧面地考证和叙述了殷商时期的商业发展概况，以证明商人的重商善贾。

　　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则根据《尚书·酒诰》的“肇牵车牛远服贾”一语推测说：“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让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十批判书》第15页)。他又在《中国史稿》中说，由于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分工与各产业部门内部分工的日趋巩固和加强，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商代取得显著发展，“商人”的名称可能即由此而来。可见，郭沫若对“商人”名称的起源总是虽没有下肯定的结论，但不认为“商人”之名是周人贱视殷人、鄙视贾人而形成的专用名词。

　　近年来，对“商人”名称的起源闻题又有人进行了新研究。其论证全面、影响较大的是吴慧所著的《中国古代商业史》。他认为商王朝覆亡后，商族人成了周朝的种族奴隶，被迫迁居到各地，由周朝严密监视和统治。一些原先的商朝贵族和平民虽然仍能“各居其宅，田其田”，保有一部分田宅和享有自由民的身份，但经济状态已不如昔日，甚至不能很好地赡养家属。为了增加收入，他们听从了周公的告诫，把经营商业作为自己的副业，商贵族一向脱离生产，身无长技，不能像其他奴隶一样可以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在“殷人重贾”风气的影响下，只好做他们做熟悉的买卖行当。而那些曾困反抗而被剥夺土地和政治权利的商代遗民，除了受官府的驱使去做买卖外，没有其它出路。因此，“做买卖几乎就成了商遗民以及原先商族的奴隶的主要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也以这些人为多数”。在周人的心目里，做买卖的人就是商人，商亡后，这个印象就更深刻了。以后，虽然商、周两族的民族界限逐渐泯灭了，买卖人不再以商族人为主体，但人们仍把“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并把“行商坐贾”也统称为“商人”。这里清楚地指明了周初“商人”的形成原因和构成人员的身份与“商人”概念的内容，并指出，“商业”、“商品”、“商旅”诸词的形成，都与商朝的历史有关。

　　上述几种看法虽然观察角度不同，证引的史料亦有差异，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也还存在着差别，认识不尽一致，但就其总体来说，彼此间的共同点是将“商人”名称的起源与殷商遗民联系起来考察。

　　王志昌发表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一反常规，不谈殷商遗民，而是从“商丘”、“商国”这两个地名与国名人手。他指出，在夏代。契的孙子相土被封于“商丘”，因此称为商国，而商国人则称为商人。被封在“商丘”的相土，“他看到商丘地点适中，广阔平坦，交通方便，便发明了马车，用马驾车的方法运输货物，往来买卖……当时商国的人们纷纷仿效，东奔西走，南来北往，到周围的一些小国、部落做买卖，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从事商业活动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是商国人，所以“周围一些小国的人们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习惯的认识，一见做买卖的人便认为是商国人，称他们为商(国)人。于是‘商人’便成了做买卖的代名词。这就是‘商人’这个名称的来历”。商国源于“商丘”，“商人”出自商国，此所谓“商丘说”。此说的一个独到之处就是认为最初出现“商人”名称不是通常人们所主张的周初，而要更早;自然，它也不是周人对他们的蔑称，而是“商周围一些小国的人们”对买卖人的称呼。(《商丘·商国·商人一‘商人”名称的来历》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在王文刊出之后，又有同志对这个观点持全盘否定态度(见《“商人”，名称源于商丘说质疑》，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83年3期)。可见，“商人”名称的起源总是仍在探讨之中。

　　商朝前期频繁迁都的原因

　　商朝历史上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都城屡迁。汤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后五迁：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都城屡迁，确切地说，应该是指商朝前期。

　　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呢?关于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水灾”说;二、“游牧”、“游农”说，三、“去奢行俭”说，四、“王位纷争”说。

　　“水灾”说试图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但它举不出一条过硬的材料来证明水灾逼迫商人迁都。相反，从汤至中丁，传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军，难道这么长一段时间河水就役有闹灾吗?而且从武丁到纣卜辞多次记载洹水泛滥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迁都。为何盘度之后水灾不能逼人迁都，而盘庚之前水灾却能逼人迁都呢?另外，南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尤其是中丁由亳迁隞和盘庚由奄迁殷，越迁越向河滨，这种现象用“水灾”说是无法解释的。

　　“游牧”、“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己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

　　但是，奢侈是剥削阶级的“痼疾”和“通病”。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为什么此时奢侈可以促使迁都，而彼时却不能呢?“去奢行俭”说虽然看到商都屡迁的某些现象，却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所以，它对商都屡迁原因的解释缺乏说服力。“王位纷争”说，根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的记载，注意到从中丁至阳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几世”即指“几王”，这“九世之乱”与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中篇里找到证据。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

　　《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手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来迁徙。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惟独地利，谁占有它，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

　　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既迁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造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

　　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变化。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纣传嫡长子。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迁殷后商王继统法出现以弟为直系并终于转变为传子的新情况。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王位纷争，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导致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没有再徙都城。“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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