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有哪些
随着二里头等“先商”遗址的出土，有关《史记》所载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争论也日益热烈。尽管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就争论水平来说，这些年来并无大的提高。除了某些技术环节之外，正方和反方仍然是各说各话，全无任何思想交流可言，更不用说能够说服对方了。这实在是有点悲哀的。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有哪些，希望你喜欢。
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介绍
我一直是坚定的“二里头=夏”理论的支持者。最近一段时期来，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几趟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趁工作之余前往几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有幸和当地的研究人员就这一问题略作交流，结果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固有思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什么惊人的新发现，获得了什么关键证据，而是方法问题。
这场争论的根源不在证据，而在方法，在思维模式。夏朝有无争论的正反两方都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把夏的问题和百年前商的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在甲骨文尚未被学术界“发现”之前，国际上也曾经怀疑过商朝的存在。结果我们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殷墟，商朝的存在就成了无人可以怀疑的事实。夏朝的证明应该也是这样：发现文物——发现城市遗址——破译文字——证实并完善古籍的记载。夏朝的证实过程难道会与此有什么不同吗?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会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可能错了。
因为夏朝和商朝完全不同，夏朝和商朝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商朝和周朝之间的区别。
而且，国际和国内学界对夏朝的质疑，与他们的前辈对商朝的质疑貌似相同，性质却很不一样。
质疑夏朝存在最有力的证据(虽然极少被提起)，正是来自殷墟甲骨文本身。
殷墟甲骨文根本就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甲骨文已经被破译了一千余字，其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被确定为“夏”。有些学者怀疑某些未被破译的甲骨文是“夏”，但是未受广泛支持。就目前已经基本确定的甲骨文来说，不仅没有“夏”字，也没有“冬”字。只有“春”和“秋”两字。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先秦中国编年史书为什么经常叫《春秋》——甲骨文里没有“夏”和 “冬”两个字，说明商朝人只有“春”和“秋”两个季节，每个季节6个月，两个季节就是一年。不仅商朝人如此，和他们同时期、同纬度的苏美尔人也是如此：在此纬度区间内，气温要么热，要么冷，一年两个季度足够了。不热不冷的过渡期很短，没必要为1个月专门设季度。
当然，也有人认为商朝人有四季，但不用“春”“夏”“秋”“冬”表示，而是用另外的字，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按照《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商朝的开国之君是汤，也叫汤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汤、成唐、烈祖”等等。
在甲骨文里，汤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最多也就是一个“发扬光大”的中兴之君，类似于清朝的乾隆。
汤武王难道不是推翻了暴虐的夏桀，从此得到各地诸侯的尊奉吗?
很遗憾，甲骨文卜辞对汤武王的歌功颂德不少，但就是没提到他曾经打败过“桀”，推翻过“夏”。甲骨文里不仅没有“夏”这个字，也没有“桀”这个字，甚至连可以怀疑的对象都不存在。
如果严格按照甲骨文的记录来厘定中国历史的话，自五帝时期之后，中国就只有一个王朝——神圣的、伟大的、千年一系的——商朝。
这个朝代从五帝之一的帝喾 (帝俊)开始，绵延1300年左右，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从公元前16世纪才开始。但是，如果商人故意曲笔，不写自己曾经臣服过的夏朝怎么办?
从帝喾(帝俊)开始，直到汤武王为止，大部分商人领袖都称“王”：子契(玄王)、后土(“后”比“王”还要高一个级别)、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等。
反之，曾经臣服于商朝的周人则直到周文王末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敢称王。这就证明这些称王的商人领袖从未臣服于任何势力。
《史记》等古籍也并未说过商人曾经臣服于夏朝。
商人曾经臣服于大禹，倒是确有其事，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现“禹”字，顾老教授据说还因此讲过“大禹是条虫”(这个传说大概是瞎编的，顾的原话是说“禹”字和虫有关，并进而推论出当时流行虫/蛇崇拜等等，这倒是很明显)。
“禹”是受商朝人崇拜的，但他的后裔呢?
似乎根本没什么出息，始终被商人压过一头。
从《史记·夏本纪》就可以看出，五分之四的篇幅都在说大禹，剩下五分之一说他的后裔。四百年内他们就干过这点事，而且怎么看怎么像编造的，因为它和《商本纪》的情节太相似了：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夏朝总共出过3件大事，即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和夏桀亡国。前二件事可以合并为一件，它与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尔后王亥之子上甲微在河伯的协助下攻灭有易氏(极可能就是《尚书》里所谓的“有扈氏”)，为父报仇的情节异常类似，甚至连时代也基本相同(公元前19世纪左右)。
夏桀亡国的过程似乎有许多细节，可是又都与商纣亡国的故事如出一辙：国王年轻时有才气，立过功劳，然后骄傲自大，沉迷酒色，宠幸邪恶的王后和几个坏蛋，诸侯甲劝谏被害，诸侯乙先被囚禁，然后被释放，诸侯乙仁义明德，吞并邻邦，最后讨伐国王，国王一战而败，都城不守，战争就结束了，王朝就更迭了。除了个别细节之外，它们一模一样。
难道一个绵延了四百多年的王朝，就留下了这么点历史故事吗?甚至民间传说也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说大禹的。看来，就连古代的说书人和听众也对夏朝没什么兴趣。
另外，殷墟也不是商朝的开始，而是只代表着商朝的晚期。各种古籍都记载，商朝曾经多次迁都，而安阳殷墟是其中最后一个都城。
所以，年代比殷墟更早的二里头遗址完全有可能是商朝前期的某座城市，因为商朝在公元前16世纪以前就存在着。这也是几十年来最被怀疑的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是另一个方国，例如传说灭夏的有穷氏部族的城镇。
总而言之，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夏朝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被商朝人承认，而只被周人承认的。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祖先一直在夏朝当官，后来看到夏朝衰败，才从山西西南部迁徙到陕西去自立山头了。周人对夏人感情深厚，倒并不意外。
有夏禹，无夏朝，这似乎很难以理解。如果说少康、夏桀等夏朝君主都是后人凭空编造的，似乎更难以接受。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
古籍说夏朝虽亡，但其核心部族并未衰亡。一部分人跟着夏桀流放到鸣条，另一部分人跟随王子獯粥北上，其后代就是匈奴。商朝武功赫赫，对外扩张不断，不会和这两支夏人的后裔失去联系，特别是此后日益强大的匈奴人。许多证据都显示，夏朝其实也没有在公元前16世纪灭亡，而只是转移了阵地。不少考古学家都怀疑，夏朝的后裔便是商朝的劲敌“土方”，也就是《诗经》中所谓夏禹开创的“下土方”。直到武丁时期，土方对黄河流域的威胁才基本上被消除。
真正的学者毕竟是非常严谨的，和我交流的几位老先生便是如此，他们严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虽然有许多有趣的观点，却不肯把它们写下来。
实际上，反对将陶寺、二里头等地陶符称为“文字”的主要反对意见并非来自国外，而是来自他们。也许再过几十年，下一代中国历史和考古大师们考证起来会比较大胆一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向来是广受推崇的学风，我没有本事小心求证，只能在这篇小文的结尾作一大胆假设：
大禹死后，他的事业迅速瓦解，各个邦国虽然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相当近似(与春秋时期相仿)，但在政治上却各行其是，而商人更日益强大。商王上甲微攻灭有易氏之后，已成为黄河流域的头号霸主，汤武王更是在短期内吞并了大量邦国(《诗经》所谓“昆吾夏桀同日亡”)，将商朝推向鼎盛。但是，夏人并未被征服，一部分西迁陕西，成为周人，另一部分北上山西、河北和内蒙，成为商朝的劲敌“土方”，与商朝形成了南北朝的关系。
因此，从商朝人的观点看，夏朝并不存在(因为他们只承认大禹的领导地位，一位君主总不能算是一朝)，在商朝谈论夏朝属于叛国行为，在土方谈论商朝也是如此。武丁战胜土方之后，周人不得不接受商朝的统治，但仍然不时地反弹，最终联合各个反商势力将商朝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时13个世纪之久的殷商天下，或许始终笼罩在它不愿承认和谈论的“夏朝”阴影里。
归根结底，夏朝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恐怕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人，毕竟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郑州考古发现夏朝古城
2002年3月至去年12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郑州西北郊的大师姑遗址进行了连续钻探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40平方米。通过发掘和钻探，确认这是一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即夏代中晚期的大型城址。大师姑距素有“夏代第一都”之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约70公里，北依邙山，紧邻黄河。考古专家认为，根据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址的性质有两种可能。一是夏王朝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据史书记载，夏王朝的东境应在今温县、武陟的沁河和黄河南岸的古荥镇东一带，而这一带正是夏商文化的分界线，大师姑正位于这条分界线附近。
二是夏代方国都城。大师姑城址北距黄河南岸约13公里，隔岸正对沁水入河处，距郑州市区直线距离也只有22公里，正与近代学者考证的韦、顾地望接近，所以也有可能是夏王朝东境方国韦国或顾国的都城。大师姑整个城址的形状呈东西长、南北窄的扁长方形，由城垣和城壕两部分组成。城垣距现地表深度不一，一般在1米左右。已发现的南墙西段为480米，西墙北段为80米，北墙西段为220米。
城垣现有顶部宽度为7米，底部宽约16米，残存高度为3.75米。夯土城垣的结构较为复杂，依土质、土色的差别可分为7个堆积层，根据南城垣解剖情况，城垣应经过多次的续建和修补。
所发现的两条城壕一里一外，相互平行。根据对东城壕和南城壕的解剖发掘情况，城壕壕深在2至2.8米之间。
城址内部的文化堆积以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和四期偏早阶段的遗存为主体，已发现有房基、墓葬、灰沟、灰坑和大量遗物。而在灰沟内出土有大量陶质排水管残片，说明在遗址中部应存在有较大规模的建筑基址，有待进一步发掘。
早商时期大型环壕也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早商环壕位于夯土城垣和护城壕沟之间，和护城壕沟平行分布。环壕内二里岗期早商文化遗存丰富，说明早商时期这里仍是一处重要的聚落。
王文华说，大师姑夏代城址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文化性质和年代都十分明确的二里头文化城址，它的发现填补了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夏代方国与社会结构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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