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江南赋典故

　　《哀江南赋》是南北朝时期庾信所写的一首赋，用来伤悼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以其独特格局，陈述梁朝的成败兴亡、梁朝腐朽无能，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前因后果。下面由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哀江南赋典故相关知识，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哀江南赋典故

　　移谈讲树：三国时管辂初见裴使君,清谈终日,因酷暑,将床移至庭前树下,竟夕而谈.就简书筠：晋徐伯珍少孤贫,学书无纸,以竹叶、箭箬代替.这两句形容其祖父的恬淡、简约.

　　始含香二句：意思是自己曾为尚书郎,又转为东宫学士.含香,见应劭《汉宫仪》：“桓帝时,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后尚书郎含鸡舌香,始于此.”建礼,指建礼门,汉尚书郎起草文书,昼夜值班于建礼门.庾信一开始当安南府参军,很快就转为尚书度支郎.矫翼,指登仕途后初显身手.崇贤,太子宫门.

　　侍戎韬二句：指在东宫陪伴太子.韬,剑衣.武帐,见《汉书·汲黯传》：“上(汉武帝)尝坐武帐,黯前奏事.”文弦：即琴弦,张揖《广雅》：“琴五弦,文王增二弦.”

　　论兵二句：意思是自己曾与湘东王论水战之事,也曾出使东魏.江汉之君,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庾信曾与之论中流水战事.拭玉,意谓出使.《仪礼》：“宾人北面坐,拭圭.”郑玄注：“宾,使者.拭,清之也.”西河之主,以战国时魏武侯指代东魏君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魏文侯以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魏文侯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庾信本传载其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甚为邺下所称.”自“王子滨洛之岁”句至此为庾信历数自己在梁时甚有声名.

　　东门二句：意思是梁朝地域广大,东至于海,南至交阯.东门,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鞭石成桥,见《述异记》：“秦始皇作石横桥于海上,欲过海观日出处,有神人驱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桥其色犹赤.”作者以此指梁地东至于海.铸铜为柱,指东汉马援南征交趾,立铜柱,以为汉之南界.

　　班超二句：指梁与当时并存的北方非汉族政权关系和睦,没有战争.班超,东汉名将,出使西域,通三十六国,汉和帝永元七年封定远侯.王歙即王昭君的侄子,封和亲侯,数次出使匈奴.

　　马武二句：指梁朝承平之际,不事甲兵.马武,东汉将领,曾上书光武帝欲进军匈奴,光武不许,自此诸将莫敢言兵事.冯唐,西汉人,汉文帝论将帅功过,常顾问之.

　　岂知四句：指梁朝祸机潜伏,侯景之乱亦在酝酿之中.渔阳,秦郡,秦二世元年,发闾左贫民戍守渔阳,逾期便斩,当时陈胜为戍长,遂起兵.离石,今山西离石县.刘渊为离石之将,在此起兵叛晋.这两句比喻侯景起家于戍兵.

　　乘渍水二句：比喻梁朝形势危惧.胶船,用胶黏合的船.周昭王失德,南征渡汉水时,船人用胶船载王,船至中流胶解船散,周昭王没于水.朽索,腐烂了的绳索.用朽索驾驭六马,结果必然是索断马惊,失去控制.

　　殿狎六句：均为梁朝将亡、叛军将至的征兆.江鸥、野雉,古人有“野鸟入处,宫室将空”的说法.湛卢,宝剑名,此剑本吴国所有,后为楚昭王所得,风胡子说：“今吴王无道,杀君谋楚,故湛卢去国.” 艅艎,船名.《左传·昭公十七年》：“楚人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被发,野蛮部族的标志.周平王东迁时,辛有到伊川,看见一些人披头散发祭于野,认为这很失礼,说：过不了一百年,这儿将会变成野蛮戎人的地方.后来,秦、晋果然将陆浑之戎迁至伊川.

　　轻九鼎二句：指侯景的野心.九鼎,周有九鼎,乃三代以来天子权力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三川,战国时秦武王尝言欲坐车通三川.三川指当时周室的伊水、洛水、黄河流域.

　　狄泉之苍鸟：晋永嘉间,在周狄泉盟会的地方发生地陷,而后有一苍一白两鹅出现,苍者飞去,有人说那是胡人的象征,后来出了刘渊之乱,果然是胡人得势.此处以刘渊喻侯景.

　　昆阳二句：比喻叛军攻城猛急,双方接斗酣烈.《南史·侯景传》：“景造诸攻具飞楼、及飞楼、幢车、登城车、钩堞车、阶道车、火车,并高数丈,车至二十轮,陈于阙前,百道攻城.……鼓叫沸腾,昏旦不息.”昆阳之战象,见《后汉书·光武帝纪》：“王寻、王邑围昆阳,驱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光武率敢死者,乘锐奔之.城中亦鼓噪而出,震呼动天地,虎豹皆股栗.”常山之阵蛇,见《博物志》：“常山之蛇名率然,有两头,触其一头,一头至;触其中,则两头至.孙武以喻善用兵者.”

　　哀江南赋创作背景

　　《哀江南赋》当作于周孝闵帝元年(557)十二月至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八月间。“幕府大”指的是周明帝宇文毓。从周明帝和庾信的关系看，这个判断是合理的。上文提到的《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便是庾信在明帝赐物后所作。《周书·明帝纪》载:“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校刊经史。又群采众书，自羲、和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共同的爱好自然会促进二人的交往。庾信曾作《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可知他即是那“八十余人”之一，参与了明帝组织的这次文学活动。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编写的《南北朝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认为，明帝“温丽”的文风当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这其中当有庾信的作用。

　　由于此赋作于十二月份，我们可进一步将其作年限定在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和周明帝元年(558)十二月这两个时间之内。这两个中究竟哪一个是《哀江南赋》的作年呢?当是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理由有二:其一，既然《哀江南赋》是作于明帝时，“周星”不可能是指“十二年”。这也证明了上文将“周星”解释为“岁星”并代指“北周运祚”是合理的。《周书·孝闵帝纪》中记载，元年(557)二月己亥，“岁星守少微，经六十日”;五月癸卯，“岁星犯太微”。而558年无关于岁星的记载。庾信在赋中对557年“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的情况发出感叹后，紧接着进一步抒情:“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凯之平生……陆机之辞赋，每陈世德。”可见，“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当是写赋前的情况，也是庾信创作该赋的最直接的诱因。而周明帝元年(558)十二月距天现岁星的时间相对较远。其二，鲁文中已经提出，赋中“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等句均是指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以前的事。庾信自554年入北，被“三年囚于别馆”，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也恰合“三年”之数。赋中反映的时间均截止于此时，当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因为此时正是该赋的写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