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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的演讲

祥聪分享

  白岩松是著名演说家,他的演说往往会触碰人们的内心,下面小编为你介绍关于白岩松的演说,希望能帮到你。

  白岩松励志演讲稿: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

  中国人的逻辑习惯非黑即白。只要发现了谁的一个缺点,头一天还热情相拥呢,一转眼就“这个人怎么这样”。可是,你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啊。当我们了解人性的复杂时,理性才会慢慢建立起来。

  近半年我常常讲,不要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讨论道德。比如去年,中国人讨论最多的,一个是老人跌倒了没人敢扶,怕被讹,一个是小悦悦事件。大家在那儿感慨,中国人现在良心滑坡、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当下的中国人不比一百年前更糟糕,也不会比一百年后更好。内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人性就是这样,看周围的环境是激活了我们的好,还是激活了我们的坏。 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有时候还跟改革有关系。比如说,十五年前,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就打,因为结果的胜负决定谁赔偿;现在比较文明,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保险号一抄,还可能互相递根烟,走了,

  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不是因为讲文明,而是因为车辆都强制上了保险。为什么老人跌倒了会没人敢扶呢?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覆盖到每一个公民的身上。如果老人跌倒以后,知道不会给孩子添麻烦,他就不会讹人了。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天在日内瓦湖边,龙永图问我:“小白,你知道什么叫谈判吗?”我说:“不就是你们天天跟美国人拍桌子吵架吗?”他说:“小白,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任何单方面的赢都不叫谈判,那是征服,或者说是战争。”后来,龙永图奉献了“双赢”这个词。 当时我只记住了这句话,没有太深的理解。 这三四年,我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年轻时从来都觉得妥协是一个糟糕的词,过了四十岁我才明白,只有能够使对方和你都做到一定的妥协,然后完成进步,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回望历史,你不觉得所有的进步都是由双方妥协促成的吗? 说小了,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很多人过得拧巴,就是单方面想赢,忽略了岁月的力量。人到四十多岁头发会白,眼睛会花,你改变生活方式,向岁月妥协,岁月也会向你妥协半步。你跟你的领导之间也是一场漫长的谈判,民主不也是如此吗?

  我觉得,当下的中国,需要营造一种双方都懂得妥协的氛围,共同前进。权力要懂得妥协,对自己要有所克制。我觉得公众的妥协在于,我们可不可以变得更加理性,而不是情绪化?我们可不可以在反抗的同时,也能自责和自律?我觉得,可能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未来的十年,就是要看会不会形成一种妥协的平衡点。任何单方面的妥协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很多事件、冲突,都是因为非理性的公众和非理性的权力撞上了。 但是,这两者之间谁先谁后,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公权力要先妥协。媒体更多的是要约束公权力,要通过对常识的扞卫和对理性的呼吁,慢慢地让这个社会的理性建立起来。

  现在,好像每一个人都很苦闷,不像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突然沉默,不理过去了,然后一门心思玩经济挣钱。现在,中国人重新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开始迷茫:物质上差不多了,可是还不幸福。怎么办?在这个迷茫的时候,我觉得恰恰需要理性——很简单,逼迫双方妥协,从自己做起。

  白岩松最新演讲:50岁的我,只想善待每一个今天

  01

  30岁要懂得做减法

  30岁最大的人生感受是回头看,我觉得是减法,从某种角度来说《痛并快乐着》也是一种减法,但是对于我来说,30岁,我觉得无论从自己还是对各位的提醒来说,做减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经常提醒,在30岁之前要玩命的做加法,要去尝试,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种可能,你也不知道命运将会给你怎样的机缘,所以不试你怎么知道。

  但是有的人就在20多岁的时候拼命的试,各种加法,但是忘了收,忘了到一定的时候要做减法,我觉得30岁左右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在做了一系列加法和四处乱跑之后,要做一次减法的重要时机,否则就晚了。

  为什么要做减法?你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也不是适合你的所有的事你都该去做,八条线拴着你你能跑多远,它可能会互相牵制。

  在29岁时候我已经被破格提拔,学术的话叫教授,记者的话叫高级记者,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又开始感到一种巨大的困惑。

  到2000年的时候,做悉尼奥运会,掌声也很多,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太对劲了,我自己问自己,你究竟要做什么?哪些东西要抛掉?那一年我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减法,我停了自己的节目,停了一年,没有任何出镜。

  当时有人劝我,说主持人这一行,你只要一个月不出镜还凑合,半年不出镜就没人记住你了,我说那我这个脸太廉价了。那一年去研发新节目,这是在出了《痛并快乐着》之后,2001年,我整整停了一年,今天的一切其实都感慨于那个时候的做减法。

  那个时候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可以做体育,我可以做娱乐,我可以做其他好玩的东西,做制片人等等,但是我说不,我发现我只能做新闻,我也最该做新闻。

  再然后,我当时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我在一夜之间都辞了,我单纯了,也才成了我今天的我。

  前几天跟同事聊天还说,我说30来岁的时候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有很多提拔你做主任副主任的机会,我拒绝了,回到普通百姓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就是中央电视台连股级干部都不是,就是绝对本科的同事。

  我就想看看一个本科生能够走多远,一个本科生的学历为什么不可以不断的去学习,让自己去带研究生。我现在带研究生,每年要带十一个,这都是一个减法的结果。

  另外,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在奔波之中,最后产生一种感受,一切我都应该得到,只要有哪件事有点欠缺,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在座的各位千万别,也要学会做减法。

  就是在那个时候,快到30岁的时候,28岁的时候,1996年,看奥运会我编出了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

  在《曾国藩》这部长篇小说里头,写到很重要的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什么?曾国藩给自己的书房题名:花未全开月未圆——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是最好的,月亮还没有全圆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常人来说这是缺陷,还没够完美,不够达到极致。

  毁一个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求完美和达到极致。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才是最棒的,花一全开就离落花很近了,月亮一旦全圆,离慢慢变成残月也很近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30岁给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助推和启示,接下来咱们看40岁。

  02

  人到40岁反而困惑了,要和自己对话

  40岁没那个时候好看了,但是我觉得放松了,自由一些了,为什么呢?不再是西装革履了,不再是黑白模样了,而是开论幸福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四十不惑,但我40岁是困惑,不是不惑,我觉得现今这个时代40岁恐怕困惑是最多的,我的中年危机很早,到36、7岁就在困惑,我干一切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我到底要干什么,《幸福了吗?》这本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出来的。

  30岁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幸福目标都是跟物质挂钩的,三十而立这个立是指你得有车有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媳妇许配给你,很物质,但是四十不惑很难,我觉得古人平均寿命低,没有现在长,所以要浓缩,四十就不惑,我觉得我四十就是困惑,物质没有给我带来我以为会带给我的幸福。

  当然,不仅仅是个体,还包括这个时代。巧了,我今年50整,中国的改革40岁,到底是不惑还是困惑?我觉得走过40年道路的中国,在物质方面已经寄予了大家足够多的东西,但是焦虑和困惑增加了。

  我们以为强大了,富裕了,就一切OK了,结果发现物质不过是打了一个底,原来在物质上脱贫是最容易的,但是在精神上富裕起来并且成为大国真的很难。

  美国都开始打你高科技,咱们打农产品,这个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叫老二不容易当。我们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把这个二不是变成一,是变成超越自己。

  这个话题太大了,说到个体,我的书名是《幸福了吗?》,是问号,是代表我内心的困惑、中年危机的诞生,40岁要回答自己整个的问号,40岁左右的时候多跟自己聊天,要去读很多的东西,给自己一些答案。

  我很庆幸在36、7岁走进了《道德经》的世界,我在《白说》里面已经谈到。在40岁的时候还要思考,如果周边的环境不发生改变,尤其是软环境,您心情舒畅的走出家门,到处是乱闯红绿灯的,你买一个东西都是假的,打个疫苗——我说这两天中国都在跟台风做斗争,一个台风是无形的,一个台风是有形的,无形的台风就是疫苗,它冲击着我们内心安全的堤坝。

  另一个台风是中国很少有从上海登陆的台风,这是题外话。接下来你要去思考的是,你独善其身,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拥有了很多的答案,但周围的环境不变化,你会幸福吗?我有八个字说的比较重,我觉得我们现在是道德赤字,人性亏损,这才是现在最大的赤字和亏损。

  前些天,我亲眼见到了两个车相撞,其实撞得没有那么严重,该负责任的车,和被撞的车主说,咱停到路边慢慢说,结果前面的车跑了,一车人也没有拦着他。这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吗?这会是一个负责任的儿子吗?更不要说他怎么会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而他可能是你的同事,这就是道德赤字和人性亏损,也必然会影响到你。

  你不管自己是多么大写的一个人,除非你足不出户,但是足不出户也不妨碍你的孩子要打疫苗,你送外卖,外卖也有可能有问题。所以中国人如何学会由一个小老百姓变成一个公民,这是我在40岁既问给我自己这个人,也问给这个社会重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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