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的演讲

　　白岩松是著名演说家，他的演说往往会触碰人们的内心，下面小编为你介绍关于白岩松的演说，希望能帮到你。

　　白岩松励志演讲稿：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

　　中国人的逻辑习惯非黑即白。只要发现了谁的一个缺点，头一天还热情相拥呢，一转眼就“这个人怎么这样”。可是，你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啊。当我们了解人性的复杂时，理性才会慢慢建立起来。

　　近半年我常常讲，不要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讨论道德。比如去年，中国人讨论最多的，一个是老人跌倒了没人敢扶，怕被讹，一个是小悦悦事件。大家在那儿感慨，中国人现在良心滑坡、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当下的中国人不比一百年前更糟糕，也不会比一百年后更好。内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人性就是这样，看周围的环境是激活了我们的好，还是激活了我们的坏。 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有时候还跟改革有关系。比如说，十五年前，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就打，因为结果的胜负决定谁赔偿;现在比较文明，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保险号一抄，还可能互相递根烟，走了，

　　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不是因为讲文明，而是因为车辆都强制上了保险。为什么老人跌倒了会没人敢扶呢?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覆盖到每一个公民的身上。如果老人跌倒以后，知道不会给孩子添麻烦，他就不会讹人了。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天在日内瓦湖边，龙永图问我：“小白，你知道什么叫谈判吗?”我说：“不就是你们天天跟美国人拍桌子吵架吗?”他说：“小白，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任何单方面的赢都不叫谈判，那是征服，或者说是战争。”后来，龙永图奉献了“双赢”这个词。 当时我只记住了这句话，没有太深的理解。 这三四年，我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年轻时从来都觉得妥协是一个糟糕的词，过了四十岁我才明白，只有能够使对方和你都做到一定的妥协，然后完成进步，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回望历史，你不觉得所有的进步都是由双方妥协促成的吗? 说小了，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很多人过得拧巴，就是单方面想赢，忽略了岁月的力量。人到四十多岁头发会白，眼睛会花，你改变生活方式，向岁月妥协，岁月也会向你妥协半步。你跟你的领导之间也是一场漫长的谈判，民主不也是如此吗?

　　我觉得，当下的中国，需要营造一种双方都懂得妥协的氛围，共同前进。权力要懂得妥协，对自己要有所克制。我觉得公众的妥协在于，我们可不可以变得更加理性，而不是情绪化?我们可不可以在反抗的同时，也能自责和自律?我觉得，可能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未来的十年，就是要看会不会形成一种妥协的平衡点。任何单方面的妥协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很多事件、冲突，都是因为非理性的公众和非理性的权力撞上了。 但是，这两者之间谁先谁后，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公权力要先妥协。媒体更多的是要约束公权力，要通过对常识的扞卫和对理性的呼吁，慢慢地让这个社会的理性建立起来。

　　现在，好像每一个人都很苦闷，不像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突然沉默，不理过去了，然后一门心思玩经济挣钱。现在，中国人重新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开始迷茫：物质上差不多了，可是还不幸福。怎么办?在这个迷茫的时候，我觉得恰恰需要理性——很简单，逼迫双方妥协，从自己做起。

　　白岩松最新演讲：50岁的我，只想善待每一个今天

　　01

　　30岁要懂得做减法

　　30岁最大的人生感受是回头看，我觉得是减法，从某种角度来说《痛并快乐着》也是一种减法，但是对于我来说，30岁，我觉得无论从自己还是对各位的提醒来说，做减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经常提醒，在30岁之前要玩命的做加法，要去尝试，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种可能，你也不知道命运将会给你怎样的机缘，所以不试你怎么知道。

　　但是有的人就在20多岁的时候拼命的试，各种加法，但是忘了收，忘了到一定的时候要做减法，我觉得30岁左右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在做了一系列加法和四处乱跑之后，要做一次减法的重要时机，否则就晚了。

　　为什么要做减法?你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也不是适合你的所有的事你都该去做，八条线拴着你你能跑多远，它可能会互相牵制。

　　在29岁时候我已经被破格提拔，学术的话叫教授，记者的话叫高级记者，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又开始感到一种巨大的困惑。

　　到2000年的时候，做悉尼奥运会，掌声也很多，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太对劲了，我自己问自己，你究竟要做什么?哪些东西要抛掉?那一年我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减法，我停了自己的节目，停了一年，没有任何出镜。

　　当时有人劝我，说主持人这一行，你只要一个月不出镜还凑合，半年不出镜就没人记住你了，我说那我这个脸太廉价了。那一年去研发新节目，这是在出了《痛并快乐着》之后，2001年，我整整停了一年，今天的一切其实都感慨于那个时候的做减法。

　　那个时候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可以做体育，我可以做娱乐，我可以做其他好玩的东西，做制片人等等，但是我说不，我发现我只能做新闻，我也最该做新闻。

　　再然后，我当时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我在一夜之间都辞了，我单纯了，也才成了我今天的我。

　　前几天跟同事聊天还说，我说30来岁的时候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有很多提拔你做主任副主任的机会，我拒绝了，回到普通百姓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就是中央电视台连股级干部都不是，就是绝对本科的同事。

　　我就想看看一个本科生能够走多远，一个本科生的学历为什么不可以不断的去学习，让自己去带研究生。我现在带研究生，每年要带十一个，这都是一个减法的结果。

　　另外，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在奔波之中，最后产生一种感受，一切我都应该得到，只要有哪件事有点欠缺，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在座的各位千万别，也要学会做减法。

　　就是在那个时候，快到30岁的时候，28岁的时候，1996年，看奥运会我编出了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

　　在《曾国藩》这部长篇小说里头，写到很重要的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什么?曾国藩给自己的书房题名：花未全开月未圆——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是最好的，月亮还没有全圆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常人来说这是缺陷，还没够完美，不够达到极致。

　　毁一个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求完美和达到极致。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才是最棒的，花一全开就离落花很近了，月亮一旦全圆，离慢慢变成残月也很近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30岁给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助推和启示，接下来咱们看40岁。

　　02

　　人到40岁反而困惑了，要和自己对话

　　40岁没那个时候好看了，但是我觉得放松了，自由一些了，为什么呢?不再是西装革履了，不再是黑白模样了，而是开论幸福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四十不惑，但我40岁是困惑，不是不惑，我觉得现今这个时代40岁恐怕困惑是最多的，我的中年危机很早，到36、7岁就在困惑，我干一切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我到底要干什么，《幸福了吗?》这本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出来的。

　　30岁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幸福目标都是跟物质挂钩的，三十而立这个立是指你得有车有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媳妇许配给你，很物质，但是四十不惑很难，我觉得古人平均寿命低，没有现在长，所以要浓缩，四十就不惑，我觉得我四十就是困惑，物质没有给我带来我以为会带给我的幸福。

　　当然，不仅仅是个体，还包括这个时代。巧了，我今年50整，中国的改革40岁，到底是不惑还是困惑?我觉得走过40年道路的中国，在物质方面已经寄予了大家足够多的东西，但是焦虑和困惑增加了。

　　我们以为强大了，富裕了，就一切OK了，结果发现物质不过是打了一个底，原来在物质上脱贫是最容易的，但是在精神上富裕起来并且成为大国真的很难。

　　美国都开始打你高科技，咱们打农产品，这个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叫老二不容易当。我们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把这个二不是变成一，是变成超越自己。

　　这个话题太大了，说到个体，我的书名是《幸福了吗?》，是问号，是代表我内心的困惑、中年危机的诞生，40岁要回答自己整个的问号，40岁左右的时候多跟自己聊天，要去读很多的东西，给自己一些答案。

　　我很庆幸在36、7岁走进了《道德经》的世界，我在《白说》里面已经谈到。在40岁的时候还要思考，如果周边的环境不发生改变，尤其是软环境，您心情舒畅的走出家门，到处是乱闯红绿灯的，你买一个东西都是假的，打个疫苗——我说这两天中国都在跟台风做斗争，一个台风是无形的，一个台风是有形的，无形的台风就是疫苗，它冲击着我们内心安全的堤坝。

　　另一个台风是中国很少有从上海登陆的台风，这是题外话。接下来你要去思考的是，你独善其身，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拥有了很多的答案，但周围的环境不变化，你会幸福吗?我有八个字说的比较重，我觉得我们现在是道德赤字，人性亏损，这才是现在最大的赤字和亏损。

　　前些天，我亲眼见到了两个车相撞，其实撞得没有那么严重，该负责任的车，和被撞的车主说，咱停到路边慢慢说，结果前面的车跑了，一车人也没有拦着他。这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吗?这会是一个负责任的儿子吗?更不要说他怎么会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而他可能是你的同事，这就是道德赤字和人性亏损，也必然会影响到你。

　　你不管自己是多么大写的一个人，除非你足不出户，但是足不出户也不妨碍你的孩子要打疫苗，你送外卖，外卖也有可能有问题。所以中国人如何学会由一个小老百姓变成一个公民，这是我在40岁既问给我自己这个人，也问给这个社会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