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

　　孟子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善于论辩是《孟子》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其论辩艺术技巧主要有回避术、转换术，求同求、擒纵术，圈套术、包抄术，比附术、诡辩术，追问术、反诘术，铺陈术、排比术等，可谓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下面学习啦小编整理了《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一起了解吧。

　　孟子的辩论技巧一、 回避术、转换术

　　孟子在游说国君和与人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便采用回避术和转换术。

　　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记录的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场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齐宣王发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是要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霸主称霸的事理。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并且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对齐宣王的这一问题，孟子显然是不愿谈的，他岂能将“罪人”的罪过当功劳宣扬并让齐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该怎么办呢?孟子对曰：“仲尼之

　　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对方的问题，又迅速转换了话题，这就是所谓回避术和转换术。在这里，孟子是以假装不知进行回避的，所说并非实话。据《论语》所载，孔子与其弟子曾多次谈到齐桓、晋文，一则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二则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则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答子贡(均见《宪问》);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说仲尼之徒无道其事是以无传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与人谈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公孙丑下》);“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作为学者，孟子对桓、文之事岂能不知，怎么能说臣未闻之呢?这显然是假话。但是面对齐宣王出的难题，试想，倘若不说这假话，要么违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装不知，避而不谈，委婉拒绝，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聪明人也会听出其不愿谈此话题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说这一回避术还不值得特别称道的话，那么他一下子将话题由“霸道”转到“王道”，来了180度的急转弯，而且转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则无疑令人颔首称道了。这一手很厉害，因这一转，使他摆脱了不利处境，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掌握了主动权。

　　又如《梁惠王下》中这样一章：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

　　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文公“事齐”、“事楚”之问，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谋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转而谈了自己的一项建议，即凿池筑城，与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国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国。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见孟子是要对方在加强守备[2](P323)的同时，大力推行仁政，“守义而爱民”。这也是很快就将话题转入其政治主张的轨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晋天下莫强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齐、楚报仇雪耻，问“如之何则可”?孟子却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诸如此类，都是成功运用回避、转换之术的范例。

　　孟子不只在论辩的开端运用回避转换之术，在论辩过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王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问所谓后必有灾“可得闻与”?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开话头，由他另起话题，反问对方，再转弯摸角地引入原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善于回避和转移话题，是孟子在论辩中惯用的战术，也是聪敏善辩之人为控制局面、驾驭对方、避其锋芒 、出其不意、反客为主、转守为攻而擅长运用的一个重要招数。

　　孟子的辩论技巧二、 求同术、擒纵术

　　如前所说，论辩跟打仗一样，用兵之道讲究有张有驰，有擒有纵，欲擒故纵，论辩亦然。孟子深谙此理，在论辩中很善于运用求同术和擒纵术。所谓“求同”，就是寻求与对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点，适当地给予肯定，以靠拢对方，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好感，为下面的辩异、反驳作准备。求同只是手段，驳异才是目的。所谓“擒纵”就是有纵有擒，先纵后擒，欲擒故纵，从而将对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都有以退为进、以屈为伸、以伏为起的特点，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将话题引入“王道”后，随之向齐宣王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并肯定他可以“保民而王”，齐宣王不知何由，于是孟子便讲述了从胡齿乞那里听到的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说明“是心足以王矣”。从“臣闻之胡齿乞曰”可以看出，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调查了解的，这很有必要。对对方的情况有所了解，心中有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讲完故事后“不识有诸”一问，是明知故问，既是为了让对方证实，更是为了抓住对方，牵着其鼻子走。这就像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某些能言善辩者说话总是能拿住人一样。接着孟子便就“牛羊”之事进行辨析，施展其求同、擒纵之术：“是心足以王也”——一纵;“百姓皆以王为爱(吝惜、小气) 也”——一擒;“臣故知王之不忍也”——又一纵;在齐宣王作了“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的认同和辩解后，孟子又一擒——“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这下把齐宣王搞得晕头转向，无法回答，不无尴尬地笑曰：“是诚何心哉?”并无可奈何地承认“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在此情况下，孟子又来了一纵——主动解围，替其辩解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这一精彩辩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孟子的聪明，更说到了齐宣王的心上，难怪宣王非常高兴和激动地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以上论辩，孟子一拉一送，有纵有擒，但总体上还是为了求同靠拢，以纵为主。经过一这回合的谈辩，孟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使之不得不心悦诚服，甚至感激含戚，从而达到了预期目的。然而当读到下文“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时，我们又恍然大悟：上述求同靠拢，完全是欲擒故纵!原来孟子胸有成竹，精心策划、成功实施且亲自导演了这一幕求同、擒纵之戏。其战术之高超，令人不禁为之叫绝!

　　这样的战术的在《孟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运用。如《滕文公下》“陈仲子章”，针对匡章所谓“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之说，孟子先退后进，对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也。„„”这也是采用了求同立异、先纵后擒之辩术。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的“求同术”，完全是为驳斥异说、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服务的，与后世某些人为谋取私利讨好巴结权贵不可同日而语。其“擒纵术”也是正大而不诡谲，高明而不卑琐。这都值得我们悉心领会，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