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经典语录

　　· 但是当下的文学，它的表现疆域在缩小，读者群也在萎缩，已变得越来越“嫌贫爱富”，缠绵在城市，紧紧地盯着上层和成功人士，成为“悬浮”在城市里的圈子文学。即便是乡村小说，写的是农村和农民，但思想、情感、愿望大都与农民“风马牛不相及”。

　　· 诚然，今天的农村“缺乏”新文学，农民“拒绝”新文学，其原因是复杂的，责任也不全在文学和作家方面。农民的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的，他们需要农业科技、医疗知识，需要民间文艺，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便是读文学，他们当然喜欢与自己密切相连的乡村文学，但也会读历史小说、城市小说等等。那种把文学普及到农民中去的想法，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

　　·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代一代作家为了“文学的大众化”和“文学走向农村”，作出了坚韧而不懈的努力，而最有成就的是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早期文学。在这二十多年的文学发展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存在，但在文学同底层民众的结合上，在创造文学的民族风格和大众语言上，是卓有成效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强劲的“大众化文学”传统。

　　· 我以为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导致了整个思想观念上的模糊、狭隘乃至偏差。他们在写作中更多考虑的是怎样表现自己的感受、体验、趣味等个人的东西，而很少想到农民读者的接受心理和习惯。他们在继承“五四”文学中却把路子越走越狭窄，另一面又淡忘和丢弃了“大众化文学”的精髓。

　　· 我们的作家队伍阵容壮观、人才荟萃，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底层作家，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底层作家代表的是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和更庞大的人群，没有他们强有力的声音，我们的文学岂不就变质了、变味了吗? —— 段崇轩名句

　　· 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倡导专业作家走出城市，深入民间，把沉默世界的社会和人生展现出来，晓谕世人，赢得关注。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发现和扶植底层作家，精心培养，提供园地，推出作品，把来自社会下层的源头活水引入文坛，送向社会。扶植底层作者绝不仅仅是文学的点缀和需要，而是时代、社会、历史的需要。

　　· 我知道扶植底层作者是一项困难的事情。今天的农村、工矿以及城镇街道，滋长文学萌芽的水土已严重流失，人们都在为生存和利益而奔波，精神文化生活日渐萎缩。在广大的农村，有文化的青年大批涌向城市打工，坚守土地的已越来越少。对于底层作者来说，由于基础的薄弱、视野的狭窄和环境的闭塞等原因，走文学之路变得格外艰难。

　　· 同时我更相信，中国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文学体制，有很强的凝聚和号召力;现在又有了众多民间的文学组织，其作用不可低估。而发现和扶植底层文学作者，又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因此，扶植底层作者主要是一个理性认识问题，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了它的深层意义，其他困难也许不难解决。

　　· 当下的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是愈显多样和繁荣了。都市文学绿肥红瘦，通俗文学、女性叙事、青春写作等蓬蓬勃勃。具有深厚传统的“农村题材文学”或者称“乡村文学”，依然是多元文学格局中的一方重镇，有众多的实力派作家不懈耕耘，有影响的作品不断涌现。

　　· “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不必去纠缠它。应该说，作家写什么、怎样写、为谁写，完全是作家的权利和自由。文学作为一种精神食粮，属于全社会各个层面的读者，谁都有权利去分享。 —— 段崇轩语录

　　· 时下的文学真是繁荣了。都市生活、官场内幕、历史烟云、民情风俗、神话传说、婚爱活剧……题材内容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人类生活涉及的旮旮旯旯，都被作家们尽收笔下。庄重的现实主义、典雅的古典主义、飞扬的浪漫主义、诡异的现代主义，以及魔幻现实、黑色幽默、意识流等等，古今中外的种种表现方法和手段，都悉数拿来、各显其能。老一代、中一代作家还在不懈坚持，更年轻的70后、80后，又一批一批涌现，我们的作家队伍也年轻化、知识化、白领化了。但是，在这一台精彩的文学盛会中，我们不难发现，来自广大的底层社会的内容太少了，来自普通民众的“代表”几近缺席了。

　　· 七天的韩国之行，韩国人温和、坦诚、严谨、细致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性格似乎是东亚人的一种共性，属于人类性格中阴柔的一面，而在韩国人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中，我们又感受到了韩国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在中韩作家举办的船上朗诵会上，他们面对浩荡的汉江纵情吟诵，情感显得那样深沉激越;在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馆里，他们把酒放歌，哪怕是一首表现欢乐的歌曲，也总是蕴涵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悲情。

　　· 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作家群体，就会生产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在现有的作家队伍中，中年作家自然是中坚力量。他们有的来自城市，有的出生乡下，大部分是新时期初、中期登上文坛的，现在已是“天命”甚至“耳顺”之年了，对当下的底层社会渐渐隔膜了。

　　· “新时期文学”是要努力告别“当代”，回归“五四”的，但它也承袭了“十七年”文学的诸多观念和做法。在文学的表现对象上，基本上是以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为主的。在作家队伍的建构上，特别注重从基层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十年““””，在农村、工矿“储备”了大批的文学青年，整个社会和文学的“复苏”，为这批人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最佳契机。

　　· 历史的经验(包括反面的)值得回顾。关于“十七年”文学，近年来成为重新解读的“热点”。有一段时间把它说成“豆腐渣”，现在又说是“一朵花”。我倒以为这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共存、价值与局限兼有的文学时期。这是一个被称之为“工农兵文学”的时代，他的病症在于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在突出主流文学的同时压抑了多样化文学，在表现方法上设置了过多的清规戒律。我们不必把这一时期的文学估价太高。

　　· 我们的文学，要打破与农民之间的“坚冰”，成为“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重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成为广大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从作家的角度讲，重点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家的立场转换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让人腻烦的话题，但又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 —— 段崇轩语录

　　· 中国的文学与社会，总是宿命般地唇齿相依、难分难解。今天，当和平崛起的中国，置身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语境中，决心探索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的文学也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又一次面临新的选择。这个路口一面的路标是“现代性”，另一面的路标是“民族性”。

　　· 对于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就逐渐成为研究界的一门显学了。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文学应当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等等，自是见仁见智。

　　· 自然是“中国化”了的。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和个性特征，它同样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大部分。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最具有特点和魅力的一种。但在长期以来不间断的文学革命、创新、实验的过程中，文学的“民族性”渐渐断裂、式微，导致了在某些时段文学的无根状态和无序发展。

　　· 一个时代的文学总要有一个表现重心和发展取向。对于当下文学来说，它的探索、追求应是双向的。一方面要继续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轨迹，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倡导人文主义精神，汲纳西方文学的审美方式方法，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 不管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战略，还是精神文化建设，亦或文学艺术发展，我们还都不能说“现代性”已经完成。尽管我们为此而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已进入一个现代国家的行列，但现代化的目标依然遥远。 —— 段崇轩名言

　　· 在一个文学遗产悠久深厚，现实主义文学根深蒂固的国家，文学的“现代性”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但中国的文学必须有一个“现代性”的远景目标，这是激活它的生机、提高它的品格的必经之路。

　　· 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史上，“现代性”始终是一个“主旋律”。我们并不否认，“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审美理想，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根本性、革命性的变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文学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有时是以压抑、排斥、牺牲“民族性”作为代价的。

　　· 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博大精深和现代价值，近一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和推崇。是的，在传统的文化和文学中，确有许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糟粕，譬如封建迷信、等级观念、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等。“五四”文学以来，这些均属于“革命”的范畴，今天我们依然要坚定地批判、扬弃。

　　· 谁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谁是中国改革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或者说“主体”?在当下的文学中，这一基本的、重要的文学命题，竟变得模糊、暧昧起来。在层出不穷的长篇小说中，抢眼的人物形象是谁呢?是都市青年、官场官员，是商贾业主、金领白领……自然也有写工人、市民、农民、农民工的，但他们往往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是作家去同情、怜悯、启蒙的人物。

　　· 一味追求小说内容的花样翻新，忘却艺术形式上的精心探索，这是“好看”标准必然要带来的文学 “苦果”。我说过，现在是小说艺术形式最缺乏创造性的时代，艺术探索基本处于保守甚至停滞状态。新时期文学十几年，小说在表现形式上锐意探索、极大地推动了小说文体的发展和变革。 —— 段崇轩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