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雨纷纷
又是一年清明雨
清明注定是一个怀念的日子
在这样的日子里
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想起
那些曾今为了
我国事业的发展
献了青春献终身的人们
让我们记住他们吧!
又是清明雨纷纷
中国的民俗节特别多，而且都很有人性：想吃粽子就弄出个端午节;想结伴去爬山就搞出个重阳节。而最有人情味道的当属清明节了，北方还好，在南方可是个大节，大家扶老携幼，全家出动踏青，到故去的先人坟上拔拔草，上上干果。
我的房子正在装修，请了六个广东师傅，四月一日，他们集体请假，回家过清明去了——春节过完没多久，几千里路赶回去扫墓，可见清明节在广东人心目中的分量。一来一回一个多星期，我心里不太高兴脸上又不能露出来，只好说：一路平安啊，早去早回啊。
其实，他们回去扫墓，我的心里不能说不羡慕，我也有思念的人，我也有故去的亲人和朋友。
父亲的去世，一直都是我心底不太敢碰而又长不好的一个伤口。每次不小心地碰撞，就会让我疼痛难忍。父亲辛苦了半辈子，还没享上福，匆匆就走了。走得实在太匆忙，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留下什么叮嘱，四十多岁就走了。
从此以后，人间永诀。
那是1987年的事了。
那一年，母亲在上海和苏州两地跑，她在苏州的外联厂做厂长，一个星期就只能回来个一两天。而父亲和我都是番三班的，经常我回来父亲就去上班了;父亲回来了，我又不在家。除非大家都在，我们才会做饭吃。
那一年，我过得很混乱，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化工厂的生活让我腻味透了，而我又没有其他的谋生之道，所以，只要闲下来，就会和其他几个青工聚在一起打牌、去录像厅、泡舞场。反正家里也没人管，我就过着不负责任的生活。
8月23日下午，上海有朋友打电话给我，他们组了一个团出去走穴，问我去不去?那时，我是个对文艺非常好奇的青年，已经跟这种野鸡团出去走过几次穴了，虽然只是帮着装台卸台，轮不到我上台表演，但演员少的时候也是会上去丢一下人的。记得有次在崇明岛，因为节目实在太少，我还被推上去表演过舞蹈，跳慢三步——看到这里请大家打住，千万不要再去想象那种画面了。
好像是下午六点多的火车，但我从闵行去上海就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而那天父亲正好在家，所以，我就让父亲用自行车送我去长途车站。
印象中，父亲有些不高兴，他说：“你这么随便就去外地，厂里请假了吗?”
我说：“不管了，反正我也不想干了。”
父亲又说：“母亲回来怎么交代?”
我说：“编个谎，说我干嘛去了都行。”
那时候，我只有十几岁，已经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了。
父亲使劲踩着车，我搂着他的腰，坐在后面，没多远，轮胎就爆了。记忆中，我是跳下车就往前跑，父亲是推着瘪了轮胎的车在后面追，一路小跑，我们赶到车站。
这时，正好来了一辆长途车，我就说了句：“我走了，家里的事拜托了。”
父亲都没来得及回答我，我就跳上车去，透过车窗，我看到父亲在对我挥手，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见。
父亲对我挥手说话的画面，从此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变幻各种背景、各种表情，但是是无声的，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让我很难过，因为这次挥手竟然是我们的永诀。
午夜，我们到达徐州，然后又被拉到郊区，我记得我们去的地方叫铜山县，那是个煤矿。我们被安置在一套私人建的大院里，一个院子两间屋，女孩男孩分开住。
第二天，我们上街去贴海报，去剧场挂大幕，装设备，忙到晚上演出完，已是满天星斗的时分。我们洗完澡，大家就坐在院子里聊天。将近午夜时分，我看见院子中间的大树上，有一团人形的白影在那里舞动，我以为自己眼花了。
然后，每隔几分钟就出现一次，这个频率有点高，我开始觉得害怕了，就指着大树叫大家一起看。但是，在大家的注视下，白影却不出现了。女孩子以为我是故意在吓人，都来打我。但我明明是看见的，在大家的注视之下，它就是不见了，这让我很疑惑。
午夜时分开始起风了，我们开始感觉到一些盛夏午夜的凉意，大家聊得兴起，谁都没有回房睡觉的意思。这时，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件怪异的事物：我们所有人都坐在院子里，这个院落是由一套住房和一间厨房构成的，也就是说只有那么两个门，我们坐在卧房和厨房的中间，围坐一圈，我面对的是厨房的窗户。
事后，据他们讲，当时在一瞬间，我的脸色变得非常扭曲可怖，那晚的月色特别地清朗，给每个人都镀上一层银光。我的脸在这一刹那变得惨白，我抖着手，直着眼，指着面对我的厨房喊了一句："谁，谁在里面?"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赶忙扭头看去，只见一颗人头从木框的窗棂里探了出来。大家都忍不住惊声尖叫起来，人头飞速地缩了回去。我们连忙起身，开了灯，冲进厨房。
厨房里四壁空空，还没投入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冲进了一个空房间，除了蜘蛛网，什么都没有。大家面面相觑，知道有事情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这时候，风开始刮大了，空中细细碎碎地往下飘起了煤灰，大家都没有心情再坐下去了，收拾东西，回房睡觉。
第二天一起床，我就开始发烧。这是我这一辈子生的最奇怪的一场病，我除了有一张通红的脸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症状：既不发热也不难受。
所有人看见我都非常担心，因为我是这个团体里年纪最小的一位，而且像我这样整天红得跟"关公"一样，对他们来说，压力也太大了。
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从早到晚都抱着西瓜，拼命地喝水，希望能够降温、褪红，但我就是红着一张脸，丝毫也没有妥协的意思。
就这样，到了第四天清早，我上海的一个朋友找到了铜山县，就在走进我们大院，找到我的时候，我的脸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我朋友说：你爸爸重病住院了，家里要你速回上海。
就这样，我又是急匆匆地上了火车。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上海，然后，我就看见了一屋子的人，一屋子的白色和黑色。
我走的第二天，父亲因为脑溢血，当天晚上就离开了人世。回来的这天正好是我父亲去世的第七天，家里原以为找不到我了，正在做"头七"的时候，想不到我就走了进来。
我和父亲的车站一别竟成人间永诀，一想到从今往后，爱我、疼我的父亲将变成一小盒的骨灰，长眠于冰冷的地下，我不寒而栗，扑倒在地，放声恸哭。
从这天起，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两个人，走了一个;从这天起，我才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大人，开始学习担负起家庭责任的担子。
一年后，我开始了流浪打工的生涯。
母亲在苏州的厂里做了好几年，最后，她把父亲的坟选在了苏州郊外。因为我不在上海，母亲也就不怎么回上海了。星期天，母亲就会坐上郊县车去木渎镇的横泾四工区，去看看父亲，陪父亲聊聊天。然后，把野草拔了，给两棵小树苗松松土，因为那下面躺着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那个男人。
1992年，我成了歌手，"衣锦还乡"。母亲说：“你有今天，一定是父亲在保佑你，清明节我们去上坟吧。”
清明节我没抽出时间，我们是在五月份去了苏州。
江南的五月，莺飞草长，无处不飞花。一进木渎镇，天上就飘起细雨来。这是让人无法拒绝的雨，不大但很细密，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来赴这样一个约会，我和母亲就在细雨中慢慢地走进了陵园。
雨越下越密，把我的心淋得分外潮湿，我俩在形状、形态各异的墓碑群中，拾阶而上。孤儿寡母在雨中相携爬山扫墓，两张湿漉漉的脸，两个湿漉漉的身影，看上去已是悲苦莫名。
这是一片极大的陵园，三面环山，另一面面对着太湖。母亲当时已回上海工作了，但仗着以前两周来一次，轻车熟路，她就从密密麻麻的墓碑群里穿了进去。但离奇的是，这一次，母亲迷路了。
我们两个漫山遍野地跑着，一排排地搜寻。这时，雨已差不多收拾起来了，我们越走越高，山上有风，绕着人走，带起了柳絮和各种碎花瓣，在半空中纷纷扬扬地飞。
我和母亲各走一边，面对眼前高低起伏的墓碑，母亲实在支撑不住了，坐倒在台阶上，流下两行泪来。柳絮和花瓣落在妈妈的肩上、头发上，她哭成了个泪人："老戴啊，你不要吓唬我，我带了儿子来看你了，你在哪里啊?"
我慢慢地往上走，心里也在默默地念叨：爸爸，我来了，五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看你，你一定是在怪我一直没来看你。我在深圳打工，吃了很多的苦，儿子现在长大了，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如果你也想我的话，你就出来吧?
这时，我驻足抬头，看到眼前的墓碑上赫然写着五个大字，竟然就是：戴尔庆之墓。
转眼，过去了多少年，又是清明雨纷纷。
旱了好长时间的北京在今年清明节下起雨来，不是那种爽爽快快的雨，而是细碎如江南的牛毛雨。站在雨里，我完全无法挪动脚步，仿佛又回到了烟雨迷蒙的江南，站在太湖边，站在父亲的墓前。
这个细雨纷飞的清明节哪，让人伤怀。
又是清明雨纷纷，缅怀为我国科技事业献身的人们
爱国，爱笑，爱数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
爱国，爱笑，爱数学，这位常常开怀大笑、有数学界“老顽童”之称的大师以一颗赤子之心报效祖国，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吴文俊1919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1年放弃在法国的优越条件回国参加建设。“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年轻人。”上海交大数学科学学院博士生欧昌昱说，“他将自己的一生的激情和才华都贡献给了祖国。我们缅怀他，就应该秉承发扬爱国情怀。”
吴文俊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吴公式”，他的工作是上世纪50年代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曾经担任过吴文俊助教的李乔教授至今折服于吴文俊对数学的热爱：“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学中。”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吴文俊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吴方法”，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
吴文俊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为人师表。“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曹其心教授说：“吴老获奖无数，自己却过得非常简朴，把积蓄和奖金都用来设立了多个基金。”
“他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上海交大数学科学学院王维克教授曾和同事在北京探望过吴文俊。“吴先生的房子很小，但很干净，跟一般的城市居民家庭环境一模一样。”王维克回忆说，“他就像一个平常的老人，而不是一个大数学家，告别时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在数学界，有许多关于吴文俊先生的趣事、轶事。吴文俊像孩子一样天真的笑容给上海交大校长林忠钦院士留下深刻印象：“从他的笑容中可以体会到他精神世界的富裕、特别满足。”王亚光教授说：“吴先生曾说，生活本来这么多乐趣，不光是生活中还是学术上都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去笑呢?”
开启“天眼”望苍穹——天文学家南仁东
南仁东是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的发起者及奠基人。
据了解，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前，南仁东已罹患肺癌，并在手术中伤及声带。他患病后依然带病坚持工作，尽管身体不适合舟车劳顿，仍从北京飞赴贵州，亲眼见证了自己耗费22年心血的大科学工程落成。
“10年之后，南老师所成之大美‘中国天眼’必将举世皆知。”“中国天眼”副总工程师、国家天文台射电天文研究部首席科学家李菂说，犹记早年与南仁东聊天时，他细细解释望远镜之美，其眼神深邃自信。
于是从1994年始，南仁东主持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人们习惯称它为“中国天眼”，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天眼”能够接收到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观测范围可达宇宙边缘。
从一个朴素的想法，到一个科学大装置，FAST走过了22年，南仁东也为之奔走了22年，南仁东带领三代科技工作者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实现了由跟踪模仿到集成创新的跨越。
“我谈不上有高尚的追求，没有特别多的理想，大部分时间是不得不做。”南仁东说。“人总得有个面子吧，你往办公室一摊，什么也不做，那不是个事。我特别怕亏欠别人，国家投了那么多钱，国际上又有人说你在吹牛皮，我就得负点责任。”
霹雳军威尽躬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童志鹏
我们都是从战乱中走出来的，亲眼目睹着侵略者对我们的亲人、朋友所犯的一切罪行。虽然我们没有拿起武器去复仇，但我们一定要用双手，用科学建设新的中国，再也不允许任何人侵略她，再也不允许任何人欺凌我们!
——童志鹏
童志鹏于1924年出生在浙江宁波，194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最热门的电子专业。四年后，他远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1950年获电机工程博士学位。那一年，他婉拒了高薪的留美工作机会。为方便离境，童志鹏几乎将自己在美期间的全部家当留在了美国，只随身携带了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权威书籍和一些自己的学习笔记。
童志鹏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负责为抗美援朝战场设计我国第一台军用步谈机样机。经过无数次实验、试制，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成功研制出比美军装备的无线电台更加轻便省电的新中国第一代军用电台，并迅速装备前线部队。
抗美援朝结束后，童志鹏投入了新的科研征程。1956年，童志鹏参与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接见。他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代微波中继通信接力机和我国第一代机载火控雷达。
1972年，童志鹏被派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按照中央要求，圆满完成了有关电子测控系统调试任务。1974年，童志鹏担任卫星通信工程测控系统总体任务负责人，期间主持研制的测控系统达到国际同期先进水平，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90年代以来，童志鹏在推动我国军事电子信息系统和平流层信息系统等前沿领域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90年，童志鹏担任我国第一个陆军指挥自动化信息系统工程行政总指挥，领导研制了该工程“神经中枢”系统，对我国陆军大型C3I系统建设具有开拓性意义。
1997年，73岁的童志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他而言，这并不是功成名就的身退之时，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新征程、新起点。进入21世纪，童志鹏敏锐察觉到未来战争的新特点与技术发展趋势，率先确立和引导了平流层飞艇信息系统和信息栅格技术的重大研究方向。
童志鹏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科技兴军的一生，是创新报国的一生。他为中国科技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信息化建设，乃至为中国制造的丰功伟绩必将青史永存。
永不熄灭的明灯——植物学家钟扬
“老爸，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2018年3月25日夜，钟云杉给父亲钟扬发了一条微信，这句话后面，哭泣表情铺满了整个手机屏幕。
这一天，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去世整整半年。
钟扬生前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导。他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率领团队跋涉青藏高原采集了数千万颗植物种子;他艰苦援藏16年，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史一系列空白;他从教30年，潜心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科研骨干。
“钟老师的故事已经讲了太多遍，但每参加一次他的事迹宣讲活动，我都会重新受一遍教育。”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生态学学科带头人拉琼说，从前只看到钟老师在西藏大学所做的工作，而在宣讲中，才第一次有机会在其他人的讲述中梳理出老师生前完整的生活和工作轨迹。“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我们以为是他精力旺盛，实际上是他工作太多做不完啊!”
“在青藏高原采集植物种子标本，需要极大的勇气、耐心和体力。”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张才喜说，“钟扬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而不顾个人安危，把保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当作毕生追求的事业，作为同行我非常钦佩，非常感动。”
不少钟扬生前的同事感叹，钟扬对科研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对边疆事业的情是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说，来过西藏的人都知道高原反应的厉害，钟扬每次来也有多种高原反应，但他却坚持了十几年。他不是来办几次讲座，做几个项目，而是把最新最好的科研和学识毫无保留地输送到边疆地区。“他是耕耘在科技、教育战线的孔繁森，是真正的爱国者，这种至诚热爱，让他矢志不渝，拼尽全力。”
看到钟扬“留学回国时没有携带国内稀缺的家电，而是为单位买回计算机、复印机等设备”这一细节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周晔深受感动。“正是怀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使命担当，钟扬才做了许多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创造了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我们总觉得，钟老师还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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