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抗日战争辉煌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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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抗日战争辉煌战绩：茅山星火燎原
新四军进入苏南时部队不足4000人，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迅速发展壮大。创建的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辉煌的斗争业绩，在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1.发挥了战略上支持、配合华中和全国抗战的作用
抗战时期沪宁杭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国民党政府长期经营的“首善”地区，也是日伪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新四军在敌人心脏地区建立根据地，无疑如一把利剑插入敌人心脏，严重威胁日伪的殖民统治，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华中和全国的抗战。
2.发挥了开辟和建设新根据地的前进阵地和后方基地的作用
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后，继续向东作战，开辟东路;继而渡江北上，黄桥决战，一役定乾坤，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南渡支援浙东，创建浙东根据地;转战浙皖，开辟浙西新区。作为江北新四军的战略后方，苏南根据地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不断地支援北上主力部队。
3.发挥了阻止江南日伪顽增援夹击苏北的屏障作用
新四军主力北移后，留下的部队牢牢地守住苏南抗日根据地这块阵地，始终发挥其战略支点的作用，有效地阻止了日伪顽从江南抽兵夹击江北新四军的行动。
4.充分发挥了新四军东进、北上、南下战略通道和枢纽作用
茅山抗日根据地是联系浙东、皖南、淮南诸根据地的纽带，在新四军主力转战进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仅反映在新四军历次向北发展的大动作上，而且也突出表现在皖南事变前夕三次圆满完成接应东南局和军部机关撤出人员，以及皖南事变发生后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将士经由苏南转往苏北的任务上。之后，根据地党政组织和广大军民为了确保红色交通走廊的安全、畅通，全力以赴，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5.发挥了团结教育人民、鼓舞抗战斗志的巨大作用，在江南大地树起了一面抗日救国大旗
抗战初期，苏南大地遭到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国破”“家亡”“悲观”“失望”等消极情绪弥漫在苏南上空。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一到苏南，以韦岗首战告捷为起点，靠胜利的战斗、模范的群众纪律和创造性的统一战线工作，迅速振奋了广大人民的抗战情绪。抗战八年，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犹如在江南大地高高树起了一面抗日救国大旗。
6.发挥了培养人才、播撒种子的革命大熔炉、大学校作用
苏南抗日根据地在各时期吸收和培养了大批从事党政军群工作的干部和各种抗战人才，建立和发展壮大各级人民武装近20万人，为确保坚持苏南和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八路军抗日战争辉煌战绩：只有四支手枪枪毙汉奸才使用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此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能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四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期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了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共的“红色卧底”不可谓不多，但解放后、去世后仍“深度潜伏”30余年者，恐怕就仅此一人了。
翻开历史巨册，拂去岁月风尘，60多年前为保护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而策动“和平解放”的风云人物，基本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值得庆幸的是，一位曾为此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功臣，在经过40多年默默无闻，差点被历史湮灭的时候，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他的真实版“潜伏”经历——他就是傅作义将军身边的重要助手和亲信幕僚，被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誉为“隐蔽典范”和“白皮红心”的阎又文。
阎又文可称得上迄今中共潜伏最久的高人。中共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其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是红色特工，以为他不过是追随傅作义的起义者而已。他一生深藏不露，不仅生前少有人知道真相，且逝世后仍深度“潜伏”30多年。要不是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了。
1962年9月25日，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英年早逝，时年48岁。临终前他对妻子留下一句话：“有事找组织。”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碑文颇令人费解——既为中共党员，又立了碑，理应写明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入党时间，但碑文中绝口不提。新中国成立后阎的历任职务清清楚楚，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却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阎又文去世时，阎家6个孩子，最大的24岁，最小的女儿才8岁。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亲“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带来了厄运。他们在人生紧要关口(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几经坎坷，受尽牵累，付出了几乎终生的代价。
为了弄清真相，阎家子女曾到统战部查询，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可是，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他们还找过水利部、农业部、中组部甚至信访部门，都没有答案。阎家子女判断：“我父亲的身份上无天，下无尾，中间是断层，知道的人一定非常少。”
直到1993年，阎家的苦苦求索才出现了拐点。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阎绥兰的领导。这位北平和平解放前的老地下党得知他们家的情况后曾意识到什么，但也无从求证。刘光人对阎又文不算陌生，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公开的身份是《平明日报》记者，而阎又文作为傅作义的秘书，曾兼任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两人多有接触，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1993年，在公安系统一个春节联谊会上，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同样是地下工作者的外交学院副院长王玉，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和他的后人。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刘光人回忆，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阎又文的子女。”王玉揭开的谜底证实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员、统战工作的秘密使者。而王玉，就是当年中央派出与阎又文绝密单线联系的联系人。
在王玉的带领下，阎家子女见到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罗对阎又文的子女说：“什么是精干，就是阎又文这样的战士，那么多年‘白皮红心’，他是隐蔽战线的典范。”1993年，农业部分别向阎家六子女的工作单位发去公函，称“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担任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
八路军抗日战争辉煌战绩：淞沪会战期间的难民救济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各界于7月14日即筹备成立了由王晓籁任主席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其下设有三个工作对象各不相同的团体：以慰劳前线作战将士为目的的“慰劳委员会”、以救护受伤兵民为目的的“救护委员会”和以救济难民为目的的“救济委员会”。“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由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兼任。潘公展以社会局的名义，联合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卍字会、上海华洋义赈会、中国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中华公教进行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市医药团体、各旅沪同乡会团体等共同组织成立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见1937年7月、8月《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报道)。
“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中的“世界红卍字会、上海华洋义赈会、中国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有外国宗教界人士和慈善组织参与其间。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区逐渐扩大到昆山、嘉定、太仓等县，大批难民拥入上海与法租界毗邻的南市区。租界中人满为患，于是就有人发起建立南市难民区。最初的发起人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执委会主席颜惠庆，时任上海国际救济会名誉主席、国际问题研究会理事长、红十字医院院长)。饶家驹是法国天主教神甫、震旦大学教授、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又称救济部)主任，兼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难民委员会主席，是年58岁。他1914年到中国，致力于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曾参与苏、皖、豫、冀、黔、鄂、浙等省救灾事务。“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冒险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在闸北右臂被弹伤锯去。“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发起组织上海国际救济会，创办了不少难民收容所，并自任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主任。饶家驹热心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离法来华时，曾发誓“要以中国做我的家，尽力为中国工作，并且死后即埋葬在中国国土上”。被称为“中国难民之友”“人道的战士”。(见1937年9月28日《立报》及同年11月18日《救亡日报》)
1937年10月10日，潘公展在《救济工作概论》的报告中列举了从1937年8月12日至9月26日的一个半月时间里，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和各救济团体共收容难民295131人，遣送难民245257人。救济委员会所设的难民收容所最多时达126所(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潘公展利用主管教育的工作关系，通饬各公私立学校暂缓开学，移充收容场所。徐汇中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难民收容所的。
从这批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难民救济工作进行的有条不紊。一大批不拿津贴的义务人员参与了这项工作。《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组织规则》第十一条规定：“本会职员概不支给薪津。”曾有人在救助难民的工作中献出生命，《救济委员会设立两周来工作报告》中说：1937年8月14日“下午四时，大世界方面掷弹爆发，因而无辜死伤者千余人，即本会服务人员，由社会局派来之范熙、郭石君，范君惨遭非命，郭君受伤甚重。此种固以被难虽甚惨酷，然亦本会人员为国服务之不辞牺牲也”。
难民的给养来源，大致来自三方面。一是各机关、团体与民众出于爱国热忱，自愿捐助。二是中国政府拨款津贴，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一成立，中国财政部拨款一百万元充作基金。以后续有拨款，如1938年5月9日拨款五万元给法租界公董局为救济费用，其中三万元分配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1938年11月间，孔祥熙拨款五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四万元为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专用。三是来自国际方面。法租界为救济难民专门发行法商救济难民慈善奖券，由救济金支配委员会每期以十分之九拨南市难民区，充该区救济费用。1938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函请美国红十字会向美国人民募捐一百万美元以救济中国战区难民。难民区难民生活十分艰苦，每日每人不过食米六两，但尚无中断之虞。
难民饱受惊吓，身心疲惫，缺衣少食，最容易感染、传播疾病。为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难民区内的卫生工作由红卍字会主持办理，成立问诊处12所，为难民免费就诊，给儿童接种疫苗。城隍庙内设有临时医院，一些外国教会医院也参加了为难民诊治的工作。掩埋尸体则由普善山庄负责。潘公展在《救济工作概论》中说：“这一次因为战争的激烈，前方的死亡，不仅士兵，即其平民也不计其数。我们一方面在救生，一方面也须顾到死者，至少把这些牺牲的人们掩埋起来，免得腐烂妨碍卫生。”“是间有一次，我们掩埋队的车辆受到敌机的轰炸，伤亡人员有二十余。”
在难民收容所中，组织者也十分重视难民的精神生活，组织他们学习文化、举行集会、开展文体活动、进行生产自救，振奋难民的抗日激情。
我们绝不是说难民的生活很优裕，许多难民在遣散和逃难的路上死于日寇炮火，家毁人亡，妻离子散。但是在民族危难面前，上海曾有过难民救济这一组织，给许多难民以庇护，给难民们以安慰和帮助，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这本相册显然经历过““””的冲击。相簿的封面上有清查登记，扉页上标有登记的时间为“1951年6月14日”，以及用钢笔书写的“陆文治”的签名。旁边，有人用十分蹩脚的字体写着“反革命分子”等字样，“陆文治”三个字上还被打上了叉。不知图1中这位戴着圆顶帽的中年人是否就是陆文治。看来，这本相册是由陆文治收藏，并于1951年上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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