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
我们谈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不仅如此，在我国，这个哲学还直接制约着哲学中其他领域的理论发展状况。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怎样看待当代中国哲学50年的发展?
我们谈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不仅如此，在我国，这个哲学还直接制约着哲学中其他领域的理论发展状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是紧密连在一起的。这50年中，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特别去重视，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许多国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纷纷消失了，而我们的社会主义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欣欣向荣、日益健康地发展着。这个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总结。它应当不仅是我们评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世界的发展，也应当成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哲学的理论实质、调整我们对待它的理论态度的基本历史依据。
出现如此不同结局的原因很多。从历史的过程来说，大家都很清楚，这是由于我们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扭转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特色”这个根本点，走上了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才会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在今天的发展现实，应当看作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和发展的最好也最为有力的表征。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不仅得到了重大发展、而且已为我们进一步发扬和光大。这些，就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之中。
我们进一步思考，对比两种不同的历史结局，回顾我国前30年和后20年的变化，从理论思想方面我们应当得出什么样的认识呢?
稍加思考就会发现，邓小平同志依据我国情况提出的那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最富创造性的思想，其中很多我们都很难从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的书本中找到直接的字面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什么时候说过“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哪本书里讲过“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及“一国”还可以实行“两制”的话?但实践的发展证明，这些思想、而且惟有这些思想所体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是完全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的。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
我们可以说，这属于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理解、发挥和运用的结果。这当然是对的。如果我们深入一步思考就会认识到，这种“创造性地理解、发挥和运用”的本身，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一切其他理论本性的要求，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或者叫做区别于“思辨哲学”的“实践哲学”的本性。
更深入一步，我们甚至应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质上是有着两种理论形态的，一种是付诸文字、写在书本里的属于有形的“显型理论”;一种是未写出来、体现在字里行间的属于无形的“隐性理论”。说出来、写出来的东西，一旦纳入“时空”框架，有了特定的实践针对性，就不能不受到历史和认识条件的局限、具有了相对的性质，包括那些“普遍原理”从认识论说亦不例外。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那些超越时空局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容，包括它所运用的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原则和思想精神意境，即我们过去常说的属于它的思想精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往往并不在直接的字面上，而是隐含在它的字里行间，需要我们去解读和领会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隐性理论”。
这两个部分作为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内容是结合为一体的，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的哲学不能不读书，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它与当时实践的特定联系中去领会它所蕴涵的普遍性内涵，也就是要从它的文字去体味它的精神实质、解读它的隐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把有局限性的理论变成富有生命活力的普遍方法，从而在我们今日的时空条件中去“创造性地理解、发挥和运用”;否则，局限于马克思说出的话语，照搬他写在书本中的文字，那就会适得其反，走向它的反面。这点表明，“马克思主义”这种哲学的理解和运用对人的素质是有着很高的要求的。
如何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指导作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许多年中都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才使“社会主义”有了生路，才会有我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实。应该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我们必须十分珍惜这一宝贵成果。
如何去评价呢
对我们来说，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显型内容与隐性内容毕竟是有区别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形理论的发展，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呢?
隐性思想必须转化为有形的理论才便于人们去学习和掌握，这犹如生命必须通过躯体存在一样;而理论形态的哲学只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容、改变自己的形态，它才能与具有普遍意义的隐性世界观方法论保持一致、体现出哲学的活的生命。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本性。谈到这个方面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就不宜于估计过高了。
“不宜于估计过高”的意思不是说它没有发展。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中，我国哲学界提出并探讨了大量与时代相关的课题，如实践问题，主客体问题、认识论问题、价值观问题、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无论就理论内容或理论形式说，比起20年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丰富和提高。这是无疑问的。
我说的“不宜于估计过高”是指，如果把理论上的这种变化与我们实践的发展作比较，它就显得很不相称了。而这还不是问题所在，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是经常有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虽然表面上有很多我们做到了，然而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念”，认真来说还并未从以往局限书本文字，以及由此曾被人们扭曲了的理论形态(比如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哲学”)和理论思想(比如从先验普遍原理出发的抽象化、绝对化的思维模式)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这才是值得重视的重要问题。经过真理标准讨论我们突破了“两个凡是”教条的局限，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解放了实践的手脚;另一方面，那种经过扭曲已被教条化的理论形态，包括它的基本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却仍然在思想上和现实中保留着传统的主流地位。这样便形成了今日哲学上的“显型理论”与“隐性思想”相互脱节、甚至彼此冲突的“双轨”局面。这个矛盾表明，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念”的理解还未达到充分自觉的程度。
回顾历史，过去人们所以会局限于个别词句，把马克思有条件说的话绝对化为无条件的普遍公式去套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弄清显型与隐性的相对绝对关系，因而只能直接从书本的字句中去寻求现成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原则。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把捉到的、可信赖的客观依据，这离开了“书本文字”我们还有什么依据或标尺去判定它是或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有一种按照不同条件可以随机运用的隐性理论，那样岂不变得无所遵循，为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大开了方便之门?那时人们把这称为“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在人们观念中修正主义要比教条主义可怕得多。人们的这一顾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背叛马克思观点的修正主义理论。为了避免可怕的修正主义，很多人便宁肯放弃思想的创造性，甘愿回到书本、话语去犯“左”的错误。以往的历史就是在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左、右”两极的不断摇摆中走过来的。
看来这是一个很难解脱的“二难推理”。有没有解法和出路?有，而且说出来也并无深奥。问题如果主要是关乎判定和检验是与非的标准，那么，这个问题正好就在马克思所变革的哲学实质之中，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实践理论”。
马克思从来没有、而且一贯反对用书本去束缚人们的思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验证认识是真理还是谬误(包括验证是否马克思主义)，主观的“书本”不是标准，仅仅客观的“事实”也不能成为标准，惟有既体现主观的创造性而又具有客观可验证性的“实践”才是根本的标准。从一定的意义可以说，马克思提出“实践”检验真理的观点，正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既能使人充分发挥思想的创造性、克服以往以“教条主义”为本性的那种抽象理性哲学，同时又不致使人放任主观想象、陷入唯意志论泥潭的可靠依据。
以往找不到解法，是因为那时人们在思想上未能从本性上把马克思的哲学同旧哲学区别开来，他们沿袭哲学传统从“两个理论来源”看重唯物论和辩证法，而对“实践”理论的重大变革意义却不理解，在他们眼中那不过属于“认识论”的一个具体观点，并未看作体现着马克思世界观变革本质的重大理论。
回想20年前，为什么我国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能够起到那样大的历史作用，原因也是在这里。这场讨论解放的不只是我们的“实践活动”，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书本哲学的那种传统的理论观念和态度，由此才解放了我们的理论思维、找到了隐性哲学的客观依据，使我们有可能以“创造性”的态度去“理解、发挥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前人没有弄清问题的实质，我们经过真理标准讨论，有了“邓小平理论”指导，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应该完全清醒了。不能再让那套已被他们绝对化的理论模式和思想观念继续束缚我们的头脑，成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思维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的理论障碍。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提出重视“隐性思想”，决没有轻视“显型理论”的意思。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仍然是我们研究和学习它的理论依据，说话写文章引证经典语句也是必要的。我只是说，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弄清本文的语境条件、把握它的确定含义，以免误把有条件的话语当作无条件的原理公式去套用，甚至误把不属于马克思的观点当作马克思的创造去对待。这样的事例在前苏联引进的《哲学教科书》中决不是个别的。在我看来，它对《反杜林论》一书的引用就犯有这个毛病。由于教科书哲学的很多观点都是引自这本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也大多来源于此，所以今天在这里很有必要去澄清一些问题和情况。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不同于以往的思辨哲学家。他在形成了他的新世界观之后，便立即作为方法把它运用于分析和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和科学的各种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中去，马克思没有像职业哲学家那样忙于为自己的哲学制定完备体系，生前不仅未来得及充分展开论述他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虽然他有过这个愿望)，为了写作《资本论》连后来的“哲学论战”任务都是委托恩格斯去完成的。这是大家都了解的。
《反杜林论》是一部与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这部书就是受马克思的嘱托由恩格斯执笔写成的。杜林是怎样一个“对象”呢?此人是学经济学出身，哲学上只有一知半解，甚至连什么是唯物论和唯心论都还分辨不清楚，常把黑格尔的思想当作唯物论来宣扬，恩格斯称他为“小学生”的哲学水平。这样的一个人，为了与马克思相对抗，竟然也要创造新哲学，并且搞了一个涉及天上地下各种事物的包罗万象的体系。当时马克思决心揭露、批判杜林主要不是出于“哲学”的原因——在理论上杜林根本就够不上“对手”，而是因为杜林身边集合了一帮分裂分子威胁到了德国党的统一，马克思出于政治的考虑才委托恩格斯去批判杜林的。
对于一个小学生哲学水平的人，怎样去同他论战?很明显，这里需要的只是揭露杜林哲学上的无知，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原则界限，而不是论述马克思对哲学的创造。因此这部书的“哲学篇”，恩格斯在批判中作为依据所运用和引用的只是属于“一般唯物论”的观点，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的观点，以此来揭穿杜林混淆唯物论唯心论界限的无知已经足够了，正像中国俗话所说，“杀鸡焉用牛刀”，对杜林根本无须动用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创造性观点，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上。这就是这本书的哲学情况。后来的前苏联学者没有去分辨这种不同，竟把书中的论述一概当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引进哲学教科书，这就使人们误把“鸡刀”认作为“牛刀”，贻误了多年。而由于教科书哲学具有“准经典”的神圣性，后来再想改正也就很难。
在我看来，哲学教科书对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引用，也存在着与此相类似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习哲学教科书总有一种“隔世”之感，经常受到“旧思维方式”的困扰，从它很难说明生活现实问题的原因。
我想，了解了这些情况，对我们今天在哲学理论上面对的“问题”就会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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