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论文

　　冯友兰先生作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不但在哲学史的编纂上成就非凡，其独到的哲学体系更是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以下是学习啦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论文篇一

　　冯友兰的哲学智慧

　　摘 要：冯友兰先生作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不但在哲学史的编纂上成就非凡，其独到的哲学体系更是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在综合研究和分析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中国哲学之精神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极具变革性质的思想观念，而其对后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论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具体含义，分析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不同及成功之处，力图更加深刻的理解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思想。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思想;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先生处于东西方哲学交流碰撞的时期，在西方哲学盛行于世界的情况下，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新儒家开始寻求中国哲学的新出路。冯友兰先生认为西方哲学分为三大部分：“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1]相比之下，中国哲学虽然传承千年却没有系统的体系，同时也缺少思辨性的论证说明。“中国哲学家，多讲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其最高思想，即实有圣人之德，实举帝王之业，成所谓圣王，即柏拉图所谓哲学王者。”[2]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下，冯友兰先生的哲学重点在人，在于人精神境界的提高，基于此提出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认为只有将高明和中庸统一起来，才能在平凡的世俗生活中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先生认为这才是中国哲学精神的精髓所在，是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

　　一、极高明而道中庸

　　为了论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含义，冯先生首先讨论了出世间底和世间底这两种不同的关于人生的哲学思想。出世间底哲学认为对于精神的追求是更为高级的，为了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水平，人必须放弃放弃现世的世俗生活;世间底哲学则主张现世生活更为重要，这种极端务实的思想几乎将精神追求贬得一文不值。出世间底和世间底分别代表了“高明”和“中庸”，冯先生认为将二者严格对立起来是有失偏颇的，可以将“高明”和“中庸”统一到人生当中，得到一种特殊的不同以往的境界追求，而这种全新的境界才是人在现世世俗生活中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这也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思想所提出的哲学意义。

　　对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含义，其原意认为现世的完善的道德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而冯友兰先生却赋予了其全新的意涵。冯先生认为只有宇宙才能用“极”来形容，现世的道德只能逐步接近“高明”，却不能达到“极高明”的境界，因此，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即使对宇宙的理解。而“道中庸”所要强调的是依照道德标准来规范自身的行动，并把握尺度使其符合“中道”的要求。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是人的心灵的活动，无论本人是否愿意，都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使身体脱离现世生活而单独追求精神，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用的。人所应该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应该是在现世生活的基础上实现对世俗生活、人间道德的超越，而并非脱离，否则将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法实现跨越。

　　总体说来，“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实现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即以出世的精神来体验感悟入世的生活，在世俗生活中实现精神境界的飞跃，以此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才是冯友兰先生赋予“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全新含义，正是基于此使得冯友兰先生的思想从根本上与出世间底哲学和世间底哲学得以区分开来。

　　二、传统思想的不足

　　冯友兰先生认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3]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道家等思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在冯先生看来，不论是哪家之言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真正道出实现人生境界提高的途径以及意义所在。

　　(一)儒家

　　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一直贯彻儒家思想发展的始终。孔子将“仁”“礼”视为个人以及国家思想、行为的核心。所谓“仁”即仁慈、仁爱，是个人日常行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礼”则“兼指一切风俗习惯，政治社会制度。子产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4]“仁”与“礼”的提出是对个人行为和国家运行的约束，是一种道德规范。个人依此进行日常生活，便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直至“五十而知天命”，即理解在道德之上的关于“上天”的思想。孔子认为只要按照“仁”和“礼”的要求来进行规范，人们就会顺理成章的“知天命”，虽然孔子倡导修身养性，但个人的修养是为了国家政治服务，其实质仍是主张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并在齐家治国当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因此，孔子所倡导的思想主张只停留在了道德规范的层面上，并未达到冯友兰先生所讲的最高境界。

　　继孔子之后，孟子发展其学说提出了“四端说”，即认为人的本性当中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这四端其本质与“仁”“礼”的思想并无差异，只不过孟子认为这些出于人之本性，而孔子对此并未提及。出于所处历史时代的限制，孔孟的思想追根究底仍是为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为服务的，对人生境界的理解也仅局限在道德境界上，对宇宙本体等理论并未提及。

　　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儒家思想中逐渐出现了关于宇宙发生的理论，张载朱熹等人将宇宙与“气”“理”联系起来，提出“格物致知”的主张，认为每个人都能理解万物之理即宇宙，只是受到“气”的限制使得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不同，而后期的儒家思想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较孔孟时期的儒学境界进一步提高，与冯友兰先生所主张的最高境界更为接近，但根本上来说，孔孟儒学注重政治生活，而宋明理学强调个人修养，注重圣人的塑造，儒家思想的主张更多的倾向于“道中庸”，并没有将出世与入世结合很好的结合起来。

　　(二)道家

　　道家思想十分注重对于世界本质、万物起源的思虑。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主张虽然万物各有差别，但最终仍统一为“道”，认为应该忽视事物之间的差别，“一即全，全即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老子的主张可以说是“极高明”的，但这与冯友兰先生的观念相差甚远。老子的学说可以说是典型的出世学说。究其学说，其实质是在无法摆脱入世生活的情况下转而采取消极态度，其所追求的还是超脱的出世的人生境界。 　　到了魏晋学期玄学盛行，方内方外成为俗世与自然世界的代名词。其认为只要内心达到淡泊无为的境界，即使身处方内进行世俗生活也等同于游于方外，不免有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味。魏晋玄学时期的主张看似十分符合冯友兰先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但其行为的初衷却不同，冯友兰先生的主张其目的是为实现内圣外王而服务，虽然“内圣外王”出自庄子思想，但道家根本上还是更加注重“内圣”，追求出世生活，对“外王”这类世俗事务则颇为冷淡。因此，在冯友兰先生看来，道家学说在此仍是有所欠缺。

　　(三)佛教

　　佛教思想极具宗教意味，虽然其思想包罗万象，但根本上还是以“来世”观念为核心展开的，尤其在关于“涅�”和“世间”的思想上，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同源同流，虽历经千年的发展，但根本上还是以大乘与小乘的观念为主。

　　“‘涅�’是佛教徒一切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或最终目的”[5]，早期佛教与小乘佛教认为现世的苦难是前世的因缘造成的，个人对命运只能顺从却无力改变，人们只有禁欲苦行，累积功德，待进入六道轮回之时，才能在来世摆脱苦难的折磨，或享受现世的生活或立地成佛，“涅�境界与轮回中的状态或世俗世界完全不同”[6]。而到后期，中观派提出了与早期和小乘佛教完全不同的涅�思想，中观派提出了“实相涅�”的思想，其中心思想认为“涅�是要达到与世间有关联的一种精神或认识境界。这种境界不是一种脱离了世间而存在的另一个更高级的境界，而是对世间或事物‘实相’的认识。”[7]，这实际上已经接近了冯友兰先生的出世与入世辩证统一的思想，但后期大乘经中并没有继承中观派的思想，仍严格划分了涅�与世间之间的界限。而在中国古代，为了维护统治，君主更多主张倡导的是小乘佛教的思想。

　　佛教思想中着重突出出世观念，对于皈依佛门的出世之人，认为其应潜心佛法、普渡众生，最终修成正果得道成佛;对于尘世的凡夫俗子，则认为应多行善事，为来世的幸福积累功德。佛教将出世的得道与入世的善行结合起来，虽然这对俗世生活有所指导，但根本上，佛教仍是主张个人应该脱离红尘潜心修行，这样才能摆脱轮回之苦，修成正果。这与冯友兰先生所主张的出世与入世的统一相差甚远。

　　三、新理学思想

　　在对传统思想进行分析批判之后，冯友兰先生认为儒释道三家的学说都有失偏颇，并提出新理学，将其视为中国哲学的全新释义。

　　在《新原人》中冯友兰先生提出了“觉解”这一思想，觉解是对理性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人类是有觉解的生物，正是人得以与禽兽区分的重要本质。对于“觉解”，“觉”意为自觉，而“解”意为了解，即人了解某一事物并自觉去实施。依据事物和人之间的区别，“解”也有高低之分，冯先生认为停留在字句或是事物表面含义的“解”是初级的低级的，而深入的研究了解，并将知识、经验赋予实践，并依据结果反观该事物，这是更高一级的“解”。“觉”作为人反躬自省的一种心灵活动，冯先生认为同“解”一样也有高低层次之分。而依据个人觉解程度的不同，所达到的境界也有所不同。在《新原人》中冯友兰先生将人的境界由低到高划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而天地境界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只有进入天地境界，个人才算真正的实现了人生的最高追求，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先生认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虽然生活在现世的世俗生活中，却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由此也就实现了“极高明”和“道中庸”的统一。

　　在整个新理学的人生哲学当中，超越的观念一直是其思想的核心。能否实现自我的超越是一个人达到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的关键所在。只有通过自我超越才能保证既实现精神境界的提高，又不脱离俗世生活。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自古以来注重的一直是内在的修养，对内在的追求和超越相比外在的超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现世的生活非但不是阻碍，在一定程度上更会给予人们以启示，使人们更加深刻的感悟天地境界，真正的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人生哲学的诉求。

　　四、总结

　　作为近代以来成就最为突出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分析批判儒家道家等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理学这一思想体系，认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才是中国哲学应有的意涵，天地境界才是人们应当追求的最高的境界。这样的主张是对中国哲学的全新释义，为我国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出路，不仅为中国哲学开辟了新的篇章，同时也在人类思想文明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之精神[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③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姚卫群.印度宗教哲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页.

　　[2]同上书 第8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之精神[M].中国青年出版社，第6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85页.

　　[5]姚卫群.印度宗教哲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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