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学史的优秀论文(2)

　　中国古代医学史论文篇二

　　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研究

　　[摘 要] 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的研究在当前考试界处于空白状态。本文意在从中国古代医学的地位，考察医学教育与考试对我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以便知古鉴今，发扬优秀传统，搞好当今我国医学教育与考试。

　　[关键词] 中国古代;医学;教育;考试;研究

　　一、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研究命题之构想

　　对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进行疏理和研究，在当前国内考试界还是空白，由于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借鉴，大部分相关资料夹杂于经史子集中，收集、钩沉和消化这些资料非常困难，更由于受学科分野和本人的研究水平所限，虽然进行了一些思考、梳理和研究，但还存在不少困难、缺少和不足，也有很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的地方。本人意在抛砖引玉，还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相与评骘，赐之斧正，也希望更多的同行加入到这一研究行列中来，裨补其疏，阐精入微，以共掖于祖国医学教育和考试。

　　关于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的历史发展与成败得失，历代学者、医家多有论及，如清代著名医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考试医学论》中指出：

　　医为人命所关，故《周礼》医师之属，掌于冢宰，岁终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时，设内外医学，置教授及诸生，皆分科考察升补。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试之文，皆有程式，未知当时得人何如。然其慎重医道之意，未尝异也。故当时立方治病，犹有法度，后世医者，大概皆读书不就，商贾无资，不得已而为衣食之计，或偶涉猎肆中，剿袭医书，或托名近地时医门下，始则欲以欺人，久则亦自以为医术不过如此，其误相仍，其害无尽，岐黄之精义几绝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试之法，必访求世之实有师承，学问渊博，品行端方之医如宋之教授，令其严考诸医，取其许挂牌行道。既行之后，亦复每月严课，或有学问荒疏，治法谬误者，小则撤牌读书，大则饬使改业。教授以上，亦如《周礼》医师之有等，其有学问出众，治效神妙者，候补教授。其考试之法，分为六科，曰针灸，曰大方，曰妇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科，曰外科。其能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专科。其试题之体有三，一曰论题，出《灵枢》、《素问》，发明经络藏府、五运六气、寒热虚实、补泻逆从之理。二曰解题，出《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考订药性病变制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验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学有渊源而师承不绝矣。岂可听涉猎杜撰，全无根柢之人，以人命为儿戏乎?

　　其中回溯中医教育考试历史，评判得失，鞭辟时弊，颇有振耳发聩之功。

　　本文目的在于宣扬文化，提倡科学，整理国故，复兴民族;由神祗的医学进而为实验的医学，由玄学的医学进而为科学的医学，使其在中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继续创新，展现新姿。

　　关于中国古代医学其分期可分为：先秦时期可称上古的医学;自两汉历晋、隋、唐、宋以至金元，可称为中古的医学;明清时代即为近世的医学。

　　上古的医学，最难征信;神话是研究历史重要的史料，所以在上古的有关文字篇章中，间亦记载神话的资料;至于在上古的医学书籍，虽然是中古的人所假托;但是因为沿用上古的名称，所以有若干医学书籍仍列于上古。

　　中古的医学，最为重要;如唐宋外国医学的输入，金元医学流派的竞争以及中世纪的医学著述，历朝医学的]变，医事的制度，疾病的名目，都详细记载。

　　近世的医学，如西洋医学的输入，日本医学的输入，极为重要，这是新医学的发轫，所以记载不厌求详。

　　我国古代的医学教育与考试就是循着中国古代各朝代发展的。

　　二、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基本概况及其独特优势

　　1.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祖国医学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已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它综合了中华民族长期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并且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即已上升到有较完整理论体系的阶段。它形成的标志是四部医学典籍先后问世。即：《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含《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和《神农本草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祖国医学从未间断地对我国历代人民和世界人类的保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这是祖国的光荣，也是我们足以引为自豪的一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远在公元前5～3世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一个“诸子逢起，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各种学术思想都达到了一定高度。在这种客观环境的影响下，许多杰出的医学家们，全面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和当时以前的医学成就，著成了中医第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以朴素唯物论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医学理论体系，以此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体内部脏腑的相互关系，并在整体观念的原则下，阐明有关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等医学上的一切问题，从此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指导着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难经》是继《内经》之后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成书于汉代。全书以阐明《内经》要旨为主，用问答的形式进一步探讨了脏腑、经络、病证、诊断、治疗等各方面的道理，内容简要，辨析精辟，补充了《内经》的不足。东汉末年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又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了“辨证论治”的法则，著《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是一部临床医学。《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集东汉以前药物学研究之大成，共收录365种药物，按照养生、药物性能功效、有无毒性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书中将药物分为四性、五味，并完善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与七性和合的理论，对后世中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金元时代，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和朱丹溪等四位卓越的医学家继承了祖国医学内经理论的传统，并结合具体的时间、地点、对象，各自发表了学术主张，丰富了中医学术。清代又在“内经”、“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与以前的各家学说经验，成功地发展了温病学说，使中医对许多急性热病的诊断和治疗更趋完整，这是继“内经”、“伤寒论”后的一个伟大成就。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地看出祖国医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渊源。

　　我国数千年来的医学著作，就现有书目记载，当在五、六千种以上，这是一份莫大的财富。此外，散见于经、史、子、集、小说、笔记及道藏佛书中的医学资料，更是随处可得。这许多的医学文献，除了足以说明祖国医学的内容是极其广博之外，完全证明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文化创造中是有巨大的贡献的。

　　2.中国医药理论体系完整，具有独特的优势

　　首先，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活实践和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医学科学，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吸纳、融会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中医药文化不仅体现了中医药的本质与特色，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医药文化天地一体、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的思想基础，整体观、系统论、辨证论治的指导原则，以人为本、大医精诚的核心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具有超前性和先进性，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同。

　　第二，中医药有“简、便、验、廉”的特点，能有效化解人民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从神农、黄帝、岐伯、雷公到张仲景、孙思邈，中医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光耀万古的医学科学。

　　在世界历史上，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及中国都曾有过自己的医学，并称为四大传统医学。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除中国外它们都先后流失了。而惟一得以延续的，只有中国的中医。中医是国之瑰宝。几千年来华夏儿女治病疗伤靠的是中医。直到今天，中医在人民的生活中仍发挥着防病治病的重要作用。中医药毒副作用小、医疗成本低、个性化诊治，这些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第三，从浑沌初开到当今盛世，绵延数千年的实践表明：中医药在防御、克服自然灾难和社会动乱对民众身心健康造成的威害，确保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即使在西方当代医药理论和应用技能在我国已经占据主要地位的情况下，在国民养生保健、农村和边远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日常医疗以及在治疗SARS等世界性高危传染病等诸方面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中医药是重要的医疗保健资源，对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和机会，拉动居民医疗养生保健等健康消费，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创收和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等具有独特的作用。

　　第五，中医药是我国重要的医疗卫生资源，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比较低廉。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充分彰显中医药优势，有利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有利于开辟一条供得起、重预防、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医疗卫生发展道路。

　　3.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一颗灿烂的明珠

　　我们说的中医药文化主要指中国古代所形成的中医学。它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的变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医学科学。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文化像一颗璀璨的明珠，至今仍放射出耀[的光芒，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医药学的诞生、发展直至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孤立的、片面的，而是有其深厚文化背景的。因此，通过文化背景研究和探讨文化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对全方位总结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实质以及医学教育与考试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史医学是中医药文化向文史哲延伸的交叉学科，既具有中医之内涵，又具有文化之外延。什么是中医药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中医药文明成果的总和，这种文明成果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狭义上来说，是指中医药的思想形态，主要侧重精神领域，具有明显的学术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对象以及医学教育与考试是中医药的诊疗技术、文献典籍、历史背景和思想方法。文史医学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

　　中医药文化与教育考试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科技文化，具有主体性、开放性和传承性。所谓文化的主体性，是指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医药文化的根和本，是中医药文化的轴心和脊梁;而古代的越南、高丽、琉球、棉兰等周边国家所创造的中医药文化和外来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也应视为中医药文化的枝和叶，是对中医药文化有益的充实。所谓文化的开放性，是指中医药文化并不是封闭的、停滞的，而是吸收了各个时代的人类科技文化成果。所谓文化的传承性，是指中医药文化在继承和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中医药文化与教育考试的涵盖面宽、涉猎面广，内容广泛涉及中医药的历史、文献、史料、思想等方方面面。因此，本文从文史哲的视角来看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期架起一座连接文史与医药的桥梁，它的研究性质是是介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范畴，是自然科学史和文化史的有机结合体。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一块基石，也期望开启中国教育与考试之先河。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文史医学的基本特点分作如下七个部分，中国不同特征的文化学术，大致也可以在这七个时期反映出来。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的开篇中写道：“吾国学术，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一也。两汉之儒学，二也。魏晋以后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四也。宋明之理学，五也。清代之汉学，六也。现今所谓今学，七也。”本文所论虽不唯以文化学术为中心，但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学术确确实实对文史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三、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及其基本方法

　　祖国医学教育事业的设立也是非常早的，在公元4世纪时(南朝刘宋)，便已开始注意用学校性质的教育形式来培养医生。至公元624年唐代所设的太医署，已发展成为规模相当巨大，组织相当完备的医学学校，由署命丞掌管，下有博士、助教、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药园师、医工、医生、药园生等全体工学人员三百余人。太医署总分医和药两个部分，医部设医、针、按摩、咒禁等四科;医科又分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等科，各科都有不同的修业年限，并有统一的考试办法。这样规模的医学学校，在世界医学史上来说属于首创，较之欧洲最早的医学校要早几百年。

　　中医学虽然是世界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理论体系、治病手段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也决定了其在传承教育方式和考试制度上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置医学教育与进行医学考试的国家，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医学考试制度。

　　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包括不同时代医学教育的学校、管理机构、管理制度、人员设置，医学教育的格局、形式、师资、学制、教材，医学人才考试的门类、科目，考试者的报考条件、报考程序，试卷的命题形式、内容，考试过程的监督、防弊、惩处，人才选拔、任用的方式、标准，任官以后的俸禄、待遇、考核、升迁、奖惩，业医者的登记、资格考试、管理、责任与义务，巫医、儒医、道医以及军医、法医、狱医、兽医产生的时代背景、特色以及在考试、选拔、任用上的不同要求与特点，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不同时代的历史变化、相互影响、不断完善。西医开始渗入后对中医教育与考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由于医学教育与人才选拔受不同时代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医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分支，医学人才的选拔任用也是古代人才选拔的一个方面。因此，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离不开在相关时代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和相关时代的教育制度等。这些相关时代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等，对医学教育与考试在不同时代的地位、所受重视程度，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等与医学教育乃至考试制度的关系都有其相互影响。

　　古代医生的选拔、考试与中国的官制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迄今我国民间关于医生的诸多称呼，仍可以看到与官制相关的痕迹。如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二十一的记述：“《容斋三笔》：‘神宗立医官，额止于四’，……今北人称医为大夫，南人称医为郎中，本此。盖宋制医官，有大夫，有郎也。其下所云，又有平和大夫，阶州团练使潘筱，似乎和大夫班在和安大夫之下。”因此，医学教育与考试的研究也不能不涉及历代的官制。

　　从总体上说，三代以前医巫一体，医由巫兼任。西周以后医学逐渐从巫医中独立出来，虽还没有出现独立的医学教育，医学人才大都由民间脱颖而出，但已形成较完备的医事管理考核奖惩制度。《周礼》中分医师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并“岁终则稽其医事”，按考核结果分医生为四等，形成了以实际医疗水平决定薪俸的考核原则，开后世医学考试注重临床操作能力之先河。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医学教育出现君臣传承、师徒传承、父子传承多种方式，儒医、道医、军医产生，医生的任用呈现出多样化的标准。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医学教育与人才选拔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处于逐渐恢复和发展期，出现了后世医学教育与考试的经典《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脉经》等，包括医学在内的专科教育兴起，开政府医学教育的先河。隋唐时期，医学教育由太医署负责，至唐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如针对不同专业的不同学制、浮动学制，考试中旬试、月试、岁终试、毕业试的分段考试和补考制度，既十分严格，又体现出很大的灵活性，较好地把握与符合了医学教育的特点;医学人才考试纳入科举体制中，“如国子监法”以及仿照“明经”“明法”的规定，表明了唐代对医学人才的重视;医学人才的选拔任用上呈现出生徒的考试选拔、制举、贡举、待诏等多样化的特点;对医学人才的考试贯穿于教学、临床、医德等各个环节，有利于提高医学教学与医疗的质量;设置翰林医官，对五代后唐时以翰林医官掌校医书、对宋代翰林医官院的设置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唐代的基础上，两宋时代的医学教育与考试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如将“医学”与“太学”并列，引入“太学”的学习与考试制度，设置翰林医官院，表明了政府对医学教育与考试的重视;铸造针灸铜人教学时作为教具，考试时作为考具;编制《太医局诸科程文格》以规范考试命题，考试试题分墨义、脉义、大义、论方、假令、运气六大类，考试命题采取交叉命题、随机命题等方式，同时建立题型、内容全面的题库;将《黄帝内经》纳入“太学”考试中，医学教育中也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考试中有“儒经义一道”，对应考者的知识结构、医学理论、临床技能进行全面考察，提高了医学人才的综合素质。可以说，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在唐宋时代已经达到了非常规范与完善的程度。元、明、清三代医学教育在以往的基础上也有一些局部的发展和变化，如医学分科的进一步细化，法医、军医、狱医已经相对独立，医官的考试考核进一步严格，对医生实行末位淘汰制度，不断强化世医制度，实行执业医师考试制度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清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医传入中国，对传统医学教育与考试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四、知古鉴今，资治教考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统上一般将中华民族起源的历史追溯到三皇时代。在那离今已经几千年的上古时代，人们究竟在想什么，怎么想，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关于上古的文献资料，其实也是远离了上古时代的文化人的想象与追忆，而不是上古人自己的实录和记述。但是，人类学、考古学等证明，这些“想象”“追忆”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因此我们可以经由这些途径、线索，探寻中国医学考试史的渊源。

　　任何理论都源于相应的实践活动，医学考试理论也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活动中逐渐萌生的。传说中的三皇时代、尧舜禹三代、巫文化盛行时代，都有一些或隐或显的医学实践活动的蛛丝马迹，给我们研究医学考试史提供一定的启示。为此，我们要知古鉴今，资治教考具有重要意义。

　　1.总结经验，探寻规律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总结其中的经验，寻绎其中的规律，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医学教育与考试的特色与规律，更好地继承与发展中医学，培养中医学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以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为研究范围，以断代研究的方法，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几个历史阶段进行研究，实事求是地对有关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尽力发掘与勾勒我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在不同时代的特点、意义及其发展、]变的规律。

　　通过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中有很多反映中医教育与考试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经验、方法，颇值得在现代中医教育、考试与人才选拔中借鉴和进一步完善。如从民间选拔经验丰富的医学人才，因人施教的师承带徒的传授方式，针对不同专业的不同学制、浮动学制，规范考试命题，采取交叉命题、随机命题，建立题库，对知识结构、医学理论、临床技能全面考察，注重临床实际技能的培养与考试考核，强调学医者要具备较高的先天资质，实行末位淘汰制度，在医学学习过程中结合传统思想文化的学习，注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脉经》等经典医籍的学习与考试等等。

　　2.了解古代医学对外交流，对我们当代对外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祖国医学不仅对我国历代人民的保健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样对于世界医学也有极大的影响。既有勇敢的独创精神，又能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医药知识，这是祖国医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条件。如在秦汉时代，已经开始对外交流。公元562年，明堂图等古典书籍便传入日本，成为日本针灸学的先导。特别是隋唐时代，中国医学成为亚洲医药的中心，如朝鲜在公元541～693年，置博士教授中国医学;公元608年日本派遣很多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医学，并带回很多中国医药书籍;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应邀至日本传授中国医药技术，日人尊之为药王。同时，祖国医学在唐代一方面吸收了一些印度的医学理论和经验，另一方面也为印度人民的健康而服务。在阿拉伯方面，由于大量地采用了中国医学，使中世纪的阿拉伯医学得到显著的进步，成为以后欧洲医学发达的基础。如11世纪中东医圣的阿维森纳的名著《医典》中，在脉学和药物部分有很多是中国医药的内容。16世纪中国医学在预防天花方面由于普遍运用了人痘接种法，取得了很大成就，17世纪便传至俄国、朝鲜和日本，公元1688年(清康熙二十六年)，俄国曾派专人来中国学习种痘方法，以后再从俄国传至土耳其和英国，为牛痘接种法的发明开辟了道路。16～17世纪，日本和欧洲各国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译成拉丁文以及日、法、俄、德、英等国文字，对欧洲药物和植物学的进步产生良好影响，并得到国外人士的敬仰。当时苏联更把李时珍的石像镶嵌在莫斯科大学的壁廊，充分说明苏联人民对中国医学和李时珍的崇敬。综上以观，祖国医药对世界医药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它不但在古代对外交流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在今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将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3.弘扬古代医学和名医的光荣传统，在当代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祖国医学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卓越的医学大家，他们不仅有高超的医疗技术，而且有伟大的理想和优良的品德，这许多光荣传统，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公元前4～5世纪，名医扁鹊(秦越人)，首先运用切脉法为人诊治疾病，为后世对于脉学的研究、运用作了良好的开端。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和群众的需要，开办了内、妇、儿和五官等科的业务，当他的医名传遍天下时，毫不自满骄傲，这种谦逊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汉代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公元2～3世纪)，鉴于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疾病严重流行，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害，因此决心学习医术，以救死扶伤。他在《伤寒论》自序里写道：“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物;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淬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从这里充分显示了他的仁爱胸怀。他的不朽巨著《伤寒杂病论》，正确灵活地运用了“辨证论治”法则，对后世医学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三国时期名医华佗，在外科治疗上首先应用全身麻醉方法，给病人进行开腹手术。后汉书华佗传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剖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是世界上应用麻醉法进行腹部手术的最早记载。同时，华佗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医生，不愿为统治者个人服务，甘愿在民间行医，因而最后为曹操所害。

　　明代伟大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在药物学的研究工作上能破除迷信，大胆创造，历时27年，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总结了明以前的药物知识，写成了一部驰誉于国际的伟大著作――《本草纲目》。

　　明末爱国医家傅山(1607～1684年)，在明亡以后即奉母入山隐居，以医掩护，进行抗清运动。康熙时，清代统治者曾召他入都诏举为博学鸿词，但他拒不受职，充分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清代温病学大家叶天士，由于生性聪明，在十余岁时即以医名噪乡里，但他始终是虚怀若谷，闻有胜于自己的即趋往求教，传说曾先后从过17位老师，由于他的勤学苦修，终于在温病学说的理论和诊断治疗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贡献。

　　以上这些著名的医学人物，都有着勤学苦修、钻研创造的精神和救死扶伤、不畏权贵的高尚品质，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这些光荣的传统。

　　近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学人文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多元文化价值取向冲击医学人文教育。医疗服务商品化、诊断手段物化、医患关系经济化等趋势日趋明显，医疗人性淡漠阻碍了医学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我们提倡弘扬古代名医光荣传统，意在呼唤现代医学模式转换高水平的医学人文教育与考试。即现代医学模式下的医生角色，由单纯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转变为医疗保健提供者、保健方案决策者、健康和知识的传播者、社区健康倡导者、健康资源管理者的“五星级医生”。

　　五、加强领导，应当重视和研究中国医学教育和考试，让中医药在新时代造福大众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祖国医学在历史上是有着光辉一页的。可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却成为消灭的对象，受尽了帝国主义和洋奴买办阶级的歧视、排斥、打击和迫害。国民党反动派于1929年曾明令取缔中医中药，这一罪恶措施，虽然在广大人民的反抗之下，不得不收回成命。但蒋政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消灭中医的初衷，最后把公开取缔转变为逐步消灭，其用心是无比恶毒的。因此，在旧社会祖国医学是不可能得到它应有的发展的。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向来重视祖国的文化遗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正确地估计了祖国医学的科学性和对人民保健事业的伟大作用。毛泽东主席早在1944年便作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在全国解放以来，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卫生部门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团结中西医和继承发挥祖国医学文化遗产的中医政策，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拉，大大鼓舞了广大中医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使50万中医队伍在医疗预防、防疫接种、妇幼卫生、卫生宣传、汛救灾、旱抗涝、爱国卫生等工作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特别在1954年进一步贯彻了党中央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以后，全国卫生医药界更掀起了学习祖国医学的热潮，几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祖国医学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临床上都出现了新的面貌。如经络学说，得到科学的证明，其传导路线完全正确;治疗上经过中西医临床合作，初步总结出的经验，证明中医不但能治疗一般慢性病，就是对某些慢性传染病也有很高的疗效。特别是在世界上和我国21世纪初流行的大规模的禽流感和甲型N1H1流感中，中医药的治疗显示了神奇威力;当前中医药养生等皆在全国风起云涌地进行，彰显了巨大的魅力，已成为中老年的必修课。这些奇特而又神奇的事例，说明祖国医学只有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下，才能有光辉灿烂的明天。

　　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初步建立了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在广大农村建成了以县、乡、村为基础的农村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在城市大力推进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力量兴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发展迅速。全国有县级以上中医医院3165所，72%的乡镇卫生院、34%的村卫生室，92%的社区卫服务中心和54.7%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能为群众提供中医药服务。目前，全国具有中医执业医师(含助理执业医师)资格人员60余万人，注册中医医师37万多人，中医药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与西医药共同担负着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使命，是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则，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中医药事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难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中医中药发展不协调，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影响了中医药作用的发挥。前几年一些人借中医的某些缺陷，又想妄图扼杀中医药这一传统医学。故此，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意见》(2009年3月17日)、《关于支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同年4月)。

　　“两个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作为中医药工作的出发点。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继承与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与实践，促进中医中药协调发展，为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服务。这是指导当前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表明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为中医药事业在新世纪新阶段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两个意见”的指导下，中医药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条件，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发展，中医药的科学价值逐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中医药事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现在，中医药发展呈现了蓬勃生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已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针灸”已入选联合国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屠呦呦获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奖;2011年全国有9亿人次看中医治病成为该年中医药十大新闻之一;当年，国际社会积极评价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国医改：认为我国医改成就巨大，一些困难问题获解决，医改成果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特别应当提出的是，中国医学大师的推荐、选拔，在全国范围内的举办，就是对“两个意见”进行贯彻落实的得力举措。这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支持中医药事业、尊重中医药人才的良好氛围，让中医西医并进发展，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事业中，共同承担起使命和重任。国家卫生职能部门在基本药物目录里，将中医药的中成药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给予了中医药应有的尊重和认同。这种权威界定、科学引导，提高了祖国传统医药、医学的地位，是对“废除中医”等荒谬怪论的否定，也还原了中医药应有的尊严。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并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作为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医药在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国务院2011年7月印发的《关于建立全科医务卫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建立住院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从全国医学教育看，国家将着[于长远的全科医生“5+3”人才培养模式(前5年为临床学本科教育、后3年为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我们一定要把全科医生培养制度作为医学教育改革的核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载体，拓展抓手，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搞好在校医学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誓做全国人民健康的“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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