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位民国国学大师生命的最后一刻
黄侃、刘文典、赵元任、刘师培、吴宓、钱穆、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梁启超10位民国国学大师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锤珠咳玉，环佩叮当;他们学问超绝，而又骄纵自负;他们性格古怪而又蔑视权贵……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黄侃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1935年11月6日重阳，黄侃携子女甥婿，游鸡鸣寺，登豁蒙楼，忽觉腹痛，便归。当晚，他依旧吃蟹喝酒，夜间，忽觉暝眩，汗流不止，四体若冰。第二天，他“吐血盈盂”，但依旧读书不止。去世前一天，他虽吐血不止，仍抱病圈点完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此时，吐血更加厉害，共吐三盆四盂，指甲变白，终夜不能入睡。10月8日下午，黄侃“哮气兴奋而坐，坐甫定而卒”。章太炎听到噩耗后，恸哭不已，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
刘文典
刘文典(1891—1958)，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善治庄子;教育家，曾担任安徽大学校长。
刘文典染上鸦片，据说是因长子刘成章的死。他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便开始吸食大烟。钱穆回忆说：“(刘文典)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
据说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两个人抽“云土”，一个是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另一个就是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
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惧内，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不跟妻子一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伯克来，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即追杨步伟而去。
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曾化名金少甫。江苏仪征人。民主主义革命者，后投靠清朝。经学大师、国学大师。
梅鹤孙回忆，刘师培不到20岁，秋冬间就时常咳嗽。后来渐渐加重，一两个月就会咯一次血。每逢刘咯血，刘母即实行监督，不许刘写文章，不许看书，如有人来访，也一概谢绝。梅鹤孙记得，每逢刘发病，刘母就让他坐在自己的卧室中，打开藏置尺页、手卷、折扇的箱子，其中还有许多家藏的手札订成的稿本，让他悠游翻阅。刘师培很以为乐。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罔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临逝前，他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的手里”，并嘱咐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把它再传之后代。”
吴宓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民国著名西洋文学家，比较文学家，我国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张致强回忆，他于““””中第一次去拜访吴宓，吴曾自我介绍说：“我叫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895年某月某日生。我留学过英、法、美等四个国家，我会几国外语。我已预测出我将在1977年7月1日这天死去，从今天起，我在世界上还能活600天!”张听罢不禁毛骨悚然，叩问吴怎么预测的。吴宓坚定地说：“这是我的秘密，我不告诉你。总之，我的预测是准确的。”张感到悲哀，便安慰吴宓：“如果你的预测是准确的，那时如果我还在西农没有走，我一定来照料你，给你送行。”吴宓坚定地说：“不!在那一天之前很长时间里，我已经昏迷不醒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来请教我学问!”其后，张每次去看望吴宓，吴宓第一句话总是说：“从今天起，我还能活五百××天。”后来，吴宓1977年7月1日并没有去世，多活了半年时间，人们说，是由于打倒了“_”，吴宓心情愉快所致。
1978年1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喝几口牛奶。随即吴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弥留之际，吴宓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他大声叫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钱穆
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曾任新亚书院院长。
钱易回忆在台湾陪伴父亲的情形：父亲总把我看成“小孩”。他常常问我：“你今年几岁了?”听到回答后，又总是大吃一惊：“喔?!”这样的问答，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父亲常爱一声不出地旁听我和客人的谈话，夜晚他会告诉继母;“我的女儿很懂事的，她长大了。”父亲见我总在家陪伴他，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不出去玩玩哪?”可他夜间从睡梦中醒来，又常要问身边的继母：“我的女儿在哪里?”听说我在睡觉，他不满地嘀咕：“她怎么老要睡觉?”曾有几晚，我睡在他卧室里陪伴他，当我听到稍有动静，立即翻身下床上前侍候时，父亲总是抚摸着我的手臂，说：“快去睡，别着了凉。”有一次我为父亲洗澡擦背，他连声说：“好舒服啊!这是我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我不禁泪水盈眶，喉头哽咽。
1990年6月1日，重病缠身的钱穆搬离素书楼，住进台北杭州南路的一间寓所。搬家时，钱穆已不大能出门，也不太愿意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再去台一聚。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中，清晨醒来，他总是望着窗外问胡美琦：“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家、哲学家、国学大师。
一位扫亭子的园丁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极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1969年春节过后，陈寅恪一家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一所破旧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无法进食，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而此时的唐筼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到几乎瘫痪。
1969年5月5日，陈寅恪被迫作“口头交待”，直至不能讲话才罢休。讲话中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语。5月17日，陈寅恪八十寿辰，次女陈小彭回家探亲，陈寅恪气愤地说：“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
章太炎被捕后，上海《新闻报》上有文章，嘲笑章主动送上门，“不去为愚”。章看见此文后，写下《狱中新闻报记者书》一文，刊登在最后一期《苏报》上。章在文中称：在当今的时代，必须实行革命，而“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之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最后，章太炎嘲讽《新闻报》的记者说：“斥鹌井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并以革命者的豪情写道：“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从此文足见，章太炎当时就有杀身成仁的想法。
据冯自由记载，章太炎弥留之际，相传在旁亲友多目击有祥光一团自章太炎的头顶上向窗间飞出。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据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及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记载：当梁的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他们还是将梁的右肾割下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并没有好转，医生们又认为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梁的七颗牙齿，但梁的症状仍未好转。医生们又说毛病在饮食，让梁启超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梁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转。
1927年9月，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梁编至辛弃疾52岁时，痔疮复发，但他仍不停笔，继续侧坐编写。此后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医生怕流血过多，认为不宜用手术割治，只能每日给梁服泻油。
这部未完成的《辛稼轩年谱》，成了梁启超的绝笔，他最后时刻录下的是辛弃疾悼朱熹的几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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