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私塾是什么样子的

　　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可能对于现在的我们比较陌生，那就让小编来给你介绍一下吧。

　　古代私塾是什么样子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童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新中国成立后，私塾逐渐消失。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创办并任塾师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开办时学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时达四十余名。塾师一般多为一人，大的村塾则不定。学生人塾后由塾师个别教授。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书写在一寸多见方纸上的楷书字)，识至千字左右后，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读"四书"的。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除读书背诵外，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做诗做准备。"四书"读完后，即读"五经"，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由于科举取士深入人心，学塾也重视制科文字(八股文)的习作，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规极严，订有严厉罚则，体罚为平常事。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为了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的地方。简称私塾学。

　　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

　　现代私塾教学，著汉服拜孔子、乡塾、家塾，等等，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族塾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过去，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最多。塾师文化水平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经馆受废科举的直接冲击，纷纷停闭。时间不长，社会上很少再有经馆，剩下的几

　　乎都属于蒙馆。清末民初，义塾、族塾或者改办小学，或者停办。开办家塾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地方政府不便过问。自设馆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对象。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35年底，全国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经过改良的私塾称为改良私塾，办学介于新旧之间，是从传统私塾向近代小学过渡的教育机构。1915年，商务印书馆为改良私塾设计了一个课程表，其中有修身、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国文、读经采取复式教学形式，其他课则私塾学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对全市私塾进行常识抽考，发现各塾平时对于常识课都不甚注意。其实，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这样的办学水平上:都开国文(后改为国语)课，不少加授算术;部分采用小学教科书，但没有完全放弃传统蒙学教材。国文、算术需要塾师加以讲解，改良私塾为此添置了黑板、粉笔。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1949年夏秋间，江苏省仪征县对私塾的处理办法有:1.分区举行塾师甄别试验，合格者发给设塾准许证，不合格者劝其转业。2.组织塾师学习。3.组织少数塾师参加冬学研究会和冬学工作，成绩优良的帮助转为公办小学教师。这一年，仪征县有41名塾师转业，主要是回家务农。然而，受战争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整顿私塾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县还有私塾存在，多者达数百所;有些县私塾所剩无几，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据《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视为一种私立学校，当成了改造的对象。1949年12月，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般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中国教育年鉴(49-81)》)逐步改造和突击消灭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暂时没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办私立中小学:"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以适应今后国家建设需要，本部已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同上)随后，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有的主动关门。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

　　私塾1964年9月，北京一处偷偷办学的私塾，被公安机关发现后取缔。私塾的主持人当时被定性为"非法开办私塾，宣扬封建礼教"。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复苏。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农村悄然出现了私塾。老塾师朱执中在家中重操旧业，教授乡人读"四书五经"。朱执中让学生读老书、习诗文、练书法，教学因人而异，注重背诵和体悟，这些做法都没有超出传统私塾的范围。不过，朱执中不再体罚学生，比老私塾前进了一步。伴随着"国学热"、"读经热"的升温，私塾补习班在社会上应时而生。2005年10月，张志义在苏州开设"菊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调。塾师身穿儒士长衫，室内悬挂孔子画像，儿童作揖打躬学习古代礼仪。张志义向学生讲授《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易经》、《老子》、《庄子》以及诗词韵文，中间穿插讲授古乐、书画、茶道。张志义是一个国学爱好者，"菊斋私塾"的办学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它与传统私塾的精神是一致的，尽管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私塾重返教育舞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把社会上出现的私塾叫现代私塾，即现代社会中的私塾。现代私塾在小学教育的缝隙中产生，它试图补充小学教育的不足，利用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不过，新旧教育观念的跨度太大，而且，现代私塾还要承受来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这些因素都制约着现代私塾的发展。八股文与私塾教育 八股文同明、清以来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没有认真严格、踏实持久的长期教育，是教不会写八股文，更培养不出科举人材的。所以要理解八股文的历史本质，也必须把我国长期的教育制度作一个深刻的回顾，大体了解一下它的具体情况，并以现代的观点分析一下它的历史本质。这是十分必要的。我国重视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体系、有一整套符合实际的理论。《礼记》中《学记》一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教育理论文献，一上来就对学习教育的政治作用、社会作用，给以十分充分的肯定。而且把传统习惯形成的教育制度纪录下最早的完备系列程序。如:"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为什么说"各种私塾"呢?因为所谓"家有塾"，这个塾到后来是多种多样的;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多少还有些"公"的成份在内。以此约略分之，大体不外以下数种:一是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周进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尽管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似乎是连贯制，不分等级。而就学生言，还是可分等级的。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旧时识字课本《七言杂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大抵六七岁儿童，进书房识字读书，不间断地十年左右，到十六七岁时，就可以读熟"五经"、《四书》、《神童诗》、《唐诗合解》之类，再读一定数量八股名文，就可学会写八股文、试帖诗。聪明一点的人，就可以考中一名秀才了。俗名"进学"，其年龄再低可以到十三四岁，再大二十出头。若过了三十来岁，还考取不了秀才，进不了学(即在县学中有了名字，成了生员，不断参加岁考)，那就变成被奚落的对象了。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已进了学的梅相公嘲笑比他年长许多，而未进学的周进道:"你众位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就是进了学便是秀才，互称朋友，不进学，活到八十岁，也是童生，还称小友。这是学会八股文进学的大体年龄。不过进学之后，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那在年龄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年青的十八九、二十岁就可中了进士，年老的六七十，甚至还有八十岁才考中进士的，科举考试，在年龄上是没有限制的，这点是十分"民主"的。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到学会作八股文，这个教学进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充分利用了汉语、汉字单音、四声音节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特强的特点，也充分避免了儿童时期理解力差的缺点。突出记忆力的发挥和锻炼，这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汉字启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特点。其所以有极显著的效果，用现代科学观点回顾分析。这一办法的本身非常符合中国语言文字及儿童年龄特征的客观实际。教育工作者忽略了这一特点，是极为可惜的。一二年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读的范围，首先是《四书》、"五经"。《四书》或先读《大学》、《中庸》，后读《论语》，或先读《论语》，再读"大、中"。最后读《孟子》。"四子书"的诵读次序，没有规定，但《孟子》总是后读，没有先读的。也有读书人家，启蒙时不读"三、百、千"等通俗启蒙读物，识了一些方块字后，就开始读《四书》。俞平伯老先生三足岁读书时，就开始读《大学》，老先生一九八三年给我信中说:"我近翻看三岁时所读《大学》，仍不大懂，虚度八十余年，诚可笑也。"不知老先生是否是说笑话，抑或意在讽刺，因为明白世上事不少都类此。近百年前三岁儿童读《大学》，到了八九十岁还不大懂。六七岁儿童读小学，许多"伟大的……"话语，其到了八九十岁，仍不大懂，不是也还是一样的吗?"记忆"和"懂"本来是两回事，自然大多可以统一起来，但也必然有不少不能统一的。即小时记牢，到老不忘;小时不懂，到老死也不懂的怪事，古今一样，谁也不能改变。不过这是闲话，且不管它。再说读《四书》的情况，大约一般聪明才智，有一年半到两年，就读的滚瓜烂熟了。按《四书》白文，《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多字，加"大、中"约五万字，而且还要连朱熹的注解都要背熟，所以时间长些。但这是作八股文的最重要的基础。这点功夫非在十来岁时打好不可。然后再读《诗经》、《左传》、《书经》、《礼记》、《易经》等，自然也都要读熟，而且能背诵。这些读熟的书，为了防止忘记，必须经常温习，尤其是《四书》，更是要连本文带朱注，永远烂熟于胸中。随口引用，像说话那样自然，没有这点基本功，是谈不到作八股文的。《红楼梦》第九回写贾政盘问李贵，宝玉读书的情况，李贵回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贾政让李贵告诉学中太爷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就是特别强调基础的重要性。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毛泽东就读过的私塾老[1] 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如初读二三十个短句，学生很快读熟，背诵时，速度很快，如流水一样。老师便在下次教读新书时，多读二三十句，至五十句上下，如仍旧能很快读熟，背诵，便再加一些。据一名老人幼年小学挂名，在家读私塾的记忆，老师虽是师范毕业生，但教读老书，还用老办法。读《论语》时，一般每天读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诵如流。而有的小同学，读三十句书，背诵时还结结巴巴。而另外一名聪明记忆力特好的同学，每天读百句以上，也能背诵如流，在四五个读同样书的学生中，就有三四种不同的差别，不同的进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别更大。而这样按照学生不同智力的实际，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却是十分科学的。这样既不限制聪明学生的读书速度，又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真正作到了因材施教，保证了不同智力的同样教学内容。在教学效果上比学校班级教育，留级生制度科学的多。因为留级生制度不能保证智力稍差而又刻苦好学学生的积极性，往往因此而丧失学习的信心。小学尚可，中学更是如此，大多留级生因丧失信心而不能完成学业。现代学校当然不可能再用私塾的办法，但我们必须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认识历史上私塾教育的科学性。而不能人云亦云，毫不费力地重复本世纪初、本世纪前期维新时期、五四时期的片面看法。私塾中读书教育，首重识字和背诵，教师教读句逗，首重字形、读音，区分四声。如教读"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句时，必在第二个风字、雨字右上角画个圈，作为标识，教读作去声，即"春风风(读如奋)人"、"夏雨雨(读如育)人"，这样使学生在读书时，通过拉长声音的大声诵读，自然而清晰地区分四声，记牢读音，这也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因为把《四书》、"五经"读熟，背诵如流，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识字辨清四声，能熟练地区分词性，学会对对子，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要学会写字，不但要会写毛笔字大楷、小楷，而且为了追求更高级的科举考试功名，还要把字写的更好，写成馆阁体高级书法艺术水平的字，达到翰林院的标准。虽然从纯书法艺术讲求，翰林馆阁体字不是最高水准，但从端庄整丽角度来看，这种字体是有代表性的。能写这种字的人，其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和态度，一般都会影响到他从事任何工作。这样私塾教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为学会作八股文所下的基本功，初级阶段，就是读书背书、写字写大小楷、对对子三样。如从时间来分配，如每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写字二小时，对对子一般只半小时或一小时，带有趣味性，一般都放在下午快放学时进行。以上是前期初级阶段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就要开讲，讲《四书》朱熹的注解，再读八股文选，再开始学写八股文。学写八股文的过程，是分开来逐步学习这个格式的。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至于说写的是否好，能否考取秀才，进而考中举人、进士，那是另一个问题。即八股文在形式的掌握上，先有一定难度，有一个会不会的问题，再有在会了之后，还有一熟练不熟练、好不好、有没有法度，有没有思路，有没有见解、精彩不精彩等等，还是一个无限深度的问题。学会写八股文这一形式已经很难，追求深度写出有水平的八股文就更难。私塾教育首先是在读熟《四书》、"五经"，明辨四声学会对对子的基础上，教会作八股文的形式，这是中级阶段。会作整篇八股文，然后再温习读过的经书，多读名家的八股范文，经常揣摩练习作各种题目的八股文，准备考试，或未考进秀才，或已人泮之后，再准备考举人，仍在有名教师的私塾中学习，这就是私塾的高级阶段了。由幼年启蒙识字，到能参加县里、府里的考试。(即县考童生、府考秀才，具体情况，在前一篇说考试情况文已详说。兹不再赘述。)就算教会了作八股文，完成了八股文的学习过程。至于进一步提高，就是如何练的问题了。其标准一是看能否考进秀才、考中举人、进士;二是社会是否赞赏，刻入八股文的各种选本中，供人学习模仿。有的人在形式上虽勉强学会了，但思路展不开，不善思维，因而写不好，写不出起码的水平，连最起码的府考秀才也考不进，这也是很普通的。因为八股文的确是一种很难写的文体，学会其形式已不易;以其形式写出较好的文字，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各人的聪明才智不同，所处环境、所受影响，所从老师各不相同，因而其成就也就相差很大了。大抵一要苦功，二要聪明才智，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二者缺一不可。一个聪明的学生，在私塾教育中，大约要多少年教育，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呢?《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具体的说明，见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文云:"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修，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绣。"虽然是小说文字，但也把聪明人学好八股文的步骤、时间说的很具体。《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是生于清康熙四十年，逝世于清乾隆十九年的人。中间经历了雍正朝。故事虽假托是明朝，而客观反映也还是清朝社会上的教育情况。所说鲁编修把女儿当儿子教作八股文的情况，对这位才女的聪明才智，也并未作过分的夸大，在清代许多著名人物的真实教育情况，不少也都类此。有的比这位鲁小姐要聪明的多，成就自然也大的多，如近代著名的林则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在他四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因病目不能终场落选，在罗氏家塾中作教师，林则徐随父入垫读书，自识字及读章句，皆其父口授。七岁时即开始学作八股文，别人认为太早，其父林宾日则认为"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语见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中《先考行状》。林则徐父亲林宾日著有《小鸣集》诗八卷、古文、时文各二卷。是个好父亲，好老师，对幼年的林则徐观察、判断十分深刻。后来林则徐在他的教导下，十三岁府考第一，十四岁进学成为秀才，二十岁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二十一岁、二十五岁次会试落选，二十七岁第三次参加会试，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这是真实的例子，看来林则徐小时是十分聪明的，由四岁到十四岁，便以优异成绩成为秀才。可见这十年时间里，他是把写八股文的本领学的很好了。清代名人中，这种例子还很多，不再赘举，只此亦足说明八股文的教育情况。毫无疑问，八股文教育的本身也是天才教育。而从古至今，以至未来，教育的本质也永远是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乐也。"当时八股文教育，科举考试制度，本质也体现了这点。

　　私塾乃我国古代家庭、宗教或者教师个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私塾学堂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中国古代十大著名私塾

　　No.1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现书院为明、清各代重修增建，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嵩阳书院等登封一批建筑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嵩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2006年12月5日，嵩山古建筑群，包括嵩阳书院作为河南省唯一一处独立项目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0年3月9日，嵩山历史建筑群是2010年国务院确定的中国唯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嵩阳书院等登封一批建筑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No.2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开宝六年(973)，现在的书院为康熙年间重建。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的推崇。

　　No.3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唐代很多高雅之士来此读书。宋初扩建书院，现在书院建筑主要为明清修建。

　　白鹿洞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白鹿洞书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据传李渤在此隐居时，曾养一白鹿自娱，因此人们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又因此地四山回合，由山麓小路进去也有数里之遥，真有点入洞之感，所以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置田聚徒，成为讲学和藏书之所。“四方之士受业而归，出为用世，名绩彰显者甚众。”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九经。宋仁宗皇祐五年，孙琛在故址建学馆十间，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应天府、嵩阳并为“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虽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朱熹到任时，白鹿洞书院已经毁于兵燹，栋宇消落，林园荒芜，触目皆是尘封书海，网结门廊。经过朱熹的一再请求，宋孝宗终于同意重建白鹿洞书院。修葺后的白鹿洞书院，以圣礼殿为中心，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相得益彰的庞大建筑群。书院共有殿宇书堂三百六十余间，其中包括御书阁、明伦堂、宗儒词、先贤祠、忠节祠等。圣礼殿是用于学生拜谒孔子的殿堂，门上方两块匾额写有“学达性天”、“万世师表”的字样。在文会堂有朱熹亲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独得之天”的对联。朱熹不仅重修了白鹿洞书院，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一直到明代的正统元年才修复，以后又有所扩修。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白鹿洞书院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八大山人)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

　　No.4 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城南湖畔，始建于五代后晋时期。现在书院主体建筑已被毁，仅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目前正在重建中。

　　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四大书院之首。所以，《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1998年国家邮电部在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

　　应天府书院即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城南湖畔，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北宋陪都，今河南商丘)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也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四大书院之首。

　　北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书院设于繁华闹市，人才辈出。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范仲淹在此求学时就属于有远大抱负的人，虽然贫穷得只能长期就咸菜喝粥，但连岁苦读，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闻鸡起舞，然后苦读诗书，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由于应天府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范仲淹选择这个书院的最大原因，所以书院里应该有许多如范仲淹一样的苦学之士。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应天府书院的学风是非常刻苦和严谨的。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应天府书院毁于战乱。同时也因南宋偏安，就读于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学大盛日时，应天府书院已不如白鹿洞书院，未能扮演文化传承角色。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现正在重建中。

　　No.5 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始建于宋至道3年(997)，现建筑为2008年重建。

　　石鼓书院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衡阳石鼓山禹碑亭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位于石鼓山南面。明代杨慎为禹碑作释文亦置于此。

　　宪宗元和年间(806-820)，衡阳秀才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在此悉心读书，为石鼓书院之雏型。

　　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这时，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皇帝，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由于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皇帝“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首。当时全国许多名流都至此讲学;如文学家苏轼、理学鼻祖周敦颐等……。

　　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学大师朱熹、张栻在此讲学，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张栻在亭中立碑，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和《石鼓书院记》，后人将此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名曰“三绝碑”。

　　南宋开庆元年(1259)，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命山长李访“扫地更新”，“尽复旧观”，增辟园圃，仰高楼，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

　　元朝，继续办学。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9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白、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

　　明清时石鼓书院不断扩大，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书院以待旅游学者，设礼殿祭祀孔子，乾张祠祭祀韩愈、张拭。明朝末年，书院再次毁于兵火。

　　清世祖顺治14年(1657)经略大臣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同年偏沅巡抚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请重建石鼓书院，衡阳县知县余天溥具体负责修复工程。此时，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观楼、会讲堂、忠节祠、七贤祠等建筑。石鼓书院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第一家书院，这一时期，书院科举化，石鼓书院成为传授举业、培养科举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咸丰3年(1853)9月～咸丰4年正月(1854)，曾国藩、彭玉麟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驻石鼓，石鼓书院附近的水面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期，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后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新型学校要求，学校被迁移至金鳌山;此时，石鼓书院便成为供人游览、祈祀的风景文化名胜。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在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被于日军焚毁。故址内还有唐、明、清碑刻多处。

　　2008年当地政府仿照清代石鼓书院格局重建了石鼓书院。

　　No.6 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现书院为抗日战争胜利后重修。

　　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号龟山)长期讲学的地方。后废。“东林书院”名称来历与杨时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这首诗有关。

　　南宋时，邑人建杨时祠堂于此。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僧月秋潭于其上建东林庵。直至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僧人信谅又加重修，百余年间，其地成为僧区。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兴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一时声名大著。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家喻户晓，曾激励过多少知识分子，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促进极大。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著名人士因东林书院岁入失修，集议恢复旧观，发起重修。唐文治撰写了碑文，“发明性理之根源”，并略述书院建置始末，“惟愿我乡邦人士，景仰前徽，保气节于将坠。”碑后列有发起人姓名。唐文治，祖籍太仓，国学大师，长期在锡地办学，声名卓著。碑今存无锡东林书院。

　　1956年10月由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No.7 武夷书院

　　武夷书院，即武夷精舍，初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现建筑为2001年在清康熙年间重修的精舍遗址上复建。

　　武夷精舍的缘起应追溯到淳熙五年(1178年)。这一年初秋，朱熹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共游武夷时，只见九曲溪旋绕曲折，隐屏峰下云气流动，顿觉耳目一新，因而萌发出“眷焉此家山”和“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双琼瑶，茅茨几时建，自此遣纷嚣”的建屋初念。经过数年的苦心筹措经营，精舍终于在淳熙十年(1183年)动工，当年就初见规模。

　　武夷精舍是朱熹完成《四书集注》和以它为教材实行完好的教育实践的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创立学院，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培养人才，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传统的主体意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武夷精舍毁于兵灾。

　　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朱熹八世孙朱洵、朱澍出资重建后，又改称“朱文公祠”，崇祀朱熹。

　　清康熙年间，赐予“学达性天”匾额，再度大兴土木加以修葺。至今残留的精舍遗址，则是清康熙五十六年(1708年)，闽浙总督常见罗满保“捐俸倡修”的，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No.8 鹅湖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江西省铅山县鹅湖山北麓，始建于南宋，现建筑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修建，多为明清建筑。

　　书院建筑群占地8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坐南朝北，主要建筑安排在中轴线上。四周有山有溪，环境幽雅。由大门进去，经过两排桃树，有一个大圆门，圆门内有一个大院子，对面又是一个大圆门，上面是三排殿宇，由此登石阶而入，又是一个院子，里面是半月池，池周围是石栏杆。渡过古桥是第一排殿宇，再过一个院子，是第二排殿宇，其最后一排殿宇，是四贤祠。祠前也是一个院子，祠后则是一个相当高的坪台，其下有一小池，其后是一座高墙，正对那两大圆门的北端高墙。这三排殿宇是主屋。在主屋两旁，又是一排一排的房屋。

　　南宋(1127—1279年)时期，儒家学者风行讲学，书院发达。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会讲鹅湖寺，各持己见，“相与讲其所闻之学”，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后人在他们聚会的地方建祠纪念，因名“四贤祠”。淳祐十年(1250年)，改名为“文宗书院”。

　　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又增建“会元堂”。

　　明代景泰(1450—1456年)年间，又重修扩建，并正式定名“鹅湖书院”。

　　这所书院，自南宋至清代，八百多年来，几遭兵毁，又几次重建。其中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整修和扩建工程规模最大：新筑山门、牌坊、大堂、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两侧更修建厢房数十间，作为士子读书之所。康熙皇帝还为御书楼题字作对，门额题为“穷理居敬”，联语为“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修建后的基本布局为:院墙前临照塘，墙内左义门、右义门。建筑共六进：一、头门;二、青石碑坊;三、泮池，池上有雕栏石拱桥，泮池两各有一碑亭;四、仪门，三楹，两翼有庑廓;五、会元堂，五楹;六、御书楼。东西两廓各有读书号房20幢。

　　至今牌坊、泮池、后殿、厢房等建筑保留尚完好;泮池两侧的厢房内，尚存明、清两代古碑13块，是研究这座书院历史的珍贵资料。

　　鹅湖书院，1959年，被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No.9 洙泗书院

　　洙泗书院，位于山东曲阜城东北四公里处。汉代至宋金均名讲堂，元代改称洙泗书院。现建筑多为明清所建。

　　洙泗书院总占地面积1.9公顷。建筑分为三区，东区有更衣厅，西区前有礼器库，后有神庖、神厨，中区前后两进庭院，有大门、讲堂、大成殿、两庑等。

　　院内建筑均为明代建。清代重修。有讲堂、大成殿、两庑等建筑，元、明、清各代碑刻，院内古柏参天，深幽雅静，丰草盈地，步入这林木蓊郁，恬静幽深的古老书院，别有一番情趣。

　　洙泗书院因南临洙水，北临泗河，故名洙泗书院。传为孔子修书讲学的地方。后成为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场所。孔子周游列国返鲁后，在此删诗书、定礼乐、系周易，并聚徒讲学。

　　汉代至宋金均名讲堂，元代改称洙泗书院。

　　明代至元三年(1337年)孔子55代孙、曲阜县尹孔壳钦出资在讲堂旧址重建，并设山长一人主持。明弘治七年(1494年)衍圣公孔弘泰以维修阙里孔庙余资重修。正德二年(1507年)改山长为国子监学录，秩正九品。六年书院大门毁于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嘉靖二年(1523年)重建大门并维修，天启七年(1627年)大修。

　　清顺治八年(1651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多次维修。其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民国年间相继维修，1988年大修，并重建外围墙。

　　No.10 万松书院

　　万松书院位于杭州西湖南缘凤凰山万松岭，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名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改辟为万松书院。现书院为2002年在明清原建筑基础上重修。

　　万松书院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名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改辟为万松书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清代齐召南等大学者曾在此讲学，“随园诗人”袁枚也曾在此就读。清康熙帝为书院题写“浙水敷文”匾额，遂改称为敷文书院。现遗址尚存有“万世师表”四字的牌坊一座和依稀可见“至圣先师孔子像”的石碑等物。据说，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就在此读书相逢，书院也因此家喻户晓。

　　创建初期，万松书院规模较大，主体建筑布局沿用官学“左庙右学”的形制。左边近山处有孔子殿。孔子殿系原报恩寺建筑，三开间，经修葺后焕然一新，是书院的祭祀场所。殿前有颜乐亭。高处建留月台和掬湖台。孔子殿右边，前有万松门，后有明道堂。堂为五开间，宽绰宏敞，为先生“讲明经义”的课堂。西廊两侧各有斋室五间，是师生们自习之所。初期，万松书院内部的组织机构相对简单，招收童生、监生、举人三类生徒;聘用博学鸿儒为山长、品学兼优的贤士为教授;初步建立书院的学规和章程。经过创办初期的摸索和实践，明代万松书院在不断扩建与重修中逐渐成为江浙一带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书院。

　　明万历年间，阁臣张居正废毁天下书院。幸而在大学士徐阶的支持下，浙江巡抚谢师启、提学佥事乔因以“万松书院祀先圣，不当概毁”为由，再三乞请，终使万松书院逃过一劫，为此改称为“先贤祠”，虽名亡而实存。崇祯五至六年(1632--1633)间，终于在战乱中被毁。

　　康熙十年(1671)，浙江巡抚范承谟重建万松书院，并改名为“太和书院”，书院才开始复苏。及至康、雍、乾时期，统治者对书院教育由禁止转为提倡后，万松书院得以迅速发展，逐渐进入昌盛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对万松书院的支持也是空前的。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圣祖玄烨御赐“浙水敷文” 额，并赐《古文渊鉴》、《渊鉴类函》、《周易折中》、《朱子全书》等典籍予万松书院，浙江巡抚徐元梦建存诚阁收藏，书院也由此更名为“敷文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万松书院被敕为省城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高宗弘历初次巡临万松书院，赐“湖山萃秀”额，并赐英武殿所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各1部。当时享有这一殊荣的仅有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此后，弘历五次下江南又五次巡临，对万松书院格外重视。

　　1999年起，杭州市政府依据史料记载和留存的遗迹，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在遗址上按明式旧制重建万松书院。2002年10月建成并向游人开放。

　　重建后的万松书院，占地约6万平方米，是西湖周围惟一以书院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公园。书院的主体建筑以清乾隆《南巡胜迹图》中的《敷文书院》为蓝本，以自然山体、林木、古藤、奇石为背景，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仿明式建筑形制，用粉墙、粟柱、黛瓦的素朴淡雅，凸现“求之于心而无假以雕饰”的风格，使书院处处散发浓浓的书卷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