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形势与政策课堂论文3000字(3)
2017年形势与政策课堂论文3000字篇3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 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与中国存在南沙群岛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撞船事件”后的“强硬态度”也表示了担忧。日本学者紧紧抓住这种“担忧”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夸张地断定，“当前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为鉴，将列强的侵略手法运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宾领土以及日本的领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学者的这种 “逻辑论证”旨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蛊惑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实现日本联合东南亚“共同对付”中国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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