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进事迹观后感心得体会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是帮助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在人生的至暗时刻，是诗词给了她无穷的力量，她从诗歌中领悟到了生命的哲学，寻找到一种柔韧的生命力。y一起来感受一下吧！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2021叶嘉莹先进事迹观后感心得体会，欢迎阅读，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叶嘉莹先进事迹1
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叶嘉莹先进事迹2
不少业内人士说，纪录片要有一种“静水流深”的特点，《掬水月在手》可谓对这一特点的很好诠释。如果选一句诗来形容这部纪录片给人的感觉，相较标题“掬水月在手”，也许更适合的是曹丕《燕歌行》里的“短歌微吟不能长”。短歌轻吟，似续还断，它说明中国艺术需要留白，而留白不等于停顿或缺失，同样是一种内容的呈现形式。
电影中有许多看似和主题无关的传统文化展示，比如细腻地去拍摄一片青瓷，一袭精美的丝绸旗袍，一尊斑驳的摩崖石刻，这些空镜头堆叠出诗的韵味。一首诗不能太实，再浓而烈的感情，也需要有一两笔荡开来，写写山里的叶子，香炉里快燃尽的灰，地上的月光。看似没有关联，但反而是最触摸心灵的东西，更见诗人的火候。《掬水月在手》作为金爵奖纪录片官方入选影片，曾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不少观众喜爱它诗意的镜头和唯美的表现形式，但也有人批评其叙事的支离破碎和过于软性的细节选取，仿佛不足以支撑起叶嘉莹一生的创举和身后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也许是因为，《掬水月在手》选择了一种诗性的创作方式，而在体裁里，它更近乎一首婉约词。
据该片创作团队介绍，在拍摄过程中，叶嘉莹的“弱德之美”是最打动团队的地方之一，也是该片想传达给观众的重要理念。而“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对词体的美感特质提出的一种说法，纪录片中明确提到“弱德之美”的地方，是叶嘉莹谈论朱彝尊的词时。显然，在写作手法上，电影是偏于慢词、长调的，但稍显矛盾的一点是，它选取了《秋兴八首》作为隐线叙事，来烘托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主题，略有一种割裂之感。无论“弱德”还是“要眇宜修”，都是词的一种难以直言的隐曲之美。词之为体，适宜表现女性之柔美，而用词去表达离乱兴衰，有时会失于晦涩难懂，让人觉得形式上有些轻和散。鲜少时代的大处落笔，回避一些直接的现实矛盾，过于清空骚雅，这是《掬水月在手》的不足之处。但我们无须过于苛责它，正如叶嘉莹自述，“我觉得陈导演取的名字很好，因为那不是真实的我，只是水中的一个影子，大概介绍了我一生的经历。”至少，它是一首完整的婉约词，借叶嘉莹之言，照见了古诗词之美。
叶嘉莹先进事迹3
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20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叶嘉莹先进事迹4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嘉莹最重要的研究代表作。电影邀请日本音乐家佐藤聪明以杜甫《秋兴八首》为本，结合雅乐及现代乐创作电影音乐，为杜甫诗歌带来新生命，并以杜诗形成电影的隐性双线叙事结构，由外而内，追寻交织于叶嘉莹身上的个人生命史和诗史。
影片表层的结构，是以叶嘉莹在北京察院胡同的祖宅为章节，从大门走入脉房、庭院、内厢房，循着时间和空间脉络，一层层进入更深的心灵境地。最后一节没有名字，似乎暗喻祖宅的被拆，也隐藏了内心深处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味。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是叶嘉莹辛苦坎坷的一生经历，而一位友人却说她，“人生最难的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轻而化之”。
经历了这么多离难兴悲，一个人如何能够承受得了?但叶嘉莹泰然处之，平静、疏淡地回忆自己的漂泊辗转和至亲的离去，仿佛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云烟过往，而她沉浸、陶醉其间的，是唐诗宋词。她津津乐道于王国维的“要眇宜修”难以统领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自得于为它找到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当她沉醉地吟诵《桂殿秋》“思往事，渡江干”，娓娓道来其诗词之法门时，像在电影里滴了几滴她的学术精华，令人想见那些学生为何会仿造听课证来聆听她的讲学。叶嘉莹一针见血地道出古诗词中幽深隐秘的情感，而对于自己亲历的丧乱、生死却仿佛视而不见，这在电影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复调，留给观众思考回味。
这种优美的复调形式中，也带有对古典诗词呈现形式的一种现代化创新探索。前不久，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在网上再次引发热议，很多网友好奇于其中的男女对唱歌词全然不同，却能完美和谐，其中也借鉴了一种诗词相和的复调形式。在《掬水月在手》中，最为精妙的一处是叶嘉莹和其师顾随两首同题词作的呈现。他们曾就一残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先后创作两首《踏莎行》，两词意思相和，但文辞不同。电影中，男声和女声同时吟诵了这两首词，字幕分在左右两边，而最后一句合为一处。这令人感受到了诗词吟和中，文辞虽异，却能共通共鸣的妙处。稍显遗憾的是，“对唱”版《踏莎行》朗诵语速稍快，字幕停留太短，未能给观众留够思考和欣赏的间隙。这是复调结构对于大银幕呈现的挑战，细节、层次丰富，大量文言文和古诗文穿插呈现，在小屏幕和网络传播中，更方便随时停留查看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这种复调结构所带来的参差错落之美。
叶嘉莹先进事迹5
不久后，丈夫离世，她精神上的石头随之瓦解。女儿毕业、结婚，她肩上的重担也随之减轻。当时她想：“我一辈子辛勤劳苦，到晚年，我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我想我将来可以乐享余年。”
1976年，命运给了52岁的叶嘉莹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年那个与她相依为命在患难中成长的大女儿，在外出旅游时出了车祸，与女婿同时罹难。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每一句都是对女儿最透彻的思念。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年逾半百，痛失爱女，叶嘉莹悲痛欲绝。但是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听闻中国恢复高考，她请愿回国教书。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她曾在信中写道，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地争取。1979年春，国家同意了叶嘉莹的申请，最终受邀去南开大学任教。于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教书报国路。
每次上讲台，叶嘉莹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期间也很少喝水。虽然因为皮肤过敏，叶嘉莹的手常会因接触太多粉笔而皮肤开裂，但是仍常常在黑板上大段板书。
因此，她的课程在南开非常受欢迎，不仅中文系，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学生都来听讲，场场爆满，甚至有学生为此伪造听课证。在此期间，叶嘉莹应邀到国内的几十所大学讲学，以及辗转国际多所大学讲学，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
除了教课，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以老师顾随的名义设立“驼庵”奖学金。她在晚年卖掉京津两处房产，又将自己的稿费、版税收入悉数捐出，累计捐赠3568万元，在南开大学设立了“迦陵基金”，用以支持研究古典诗词文化。
将全部财产捐献，在她看来，不过是实现了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不惧岁月，优雅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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