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守正创新
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思想宣传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思想宣传范文】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基本特征，是我们抓经济工作必须把握的大前提、大逻辑。他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如何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在实践层面怎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需要深入研究探讨。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转向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何为高质量发展?马克思曾提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根据马克思的划分，高投入所带动的高增长无疑是外延扩大再生产;而以提高效率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内涵扩大再生产。对高质量发展，中央也有明确的解释，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在经济学里，发展与增长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1973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一书中作过这样的解释：“如同一个人，增长是指身高体重的增加，发展则是指知识素质的提升。”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增长重点强调的是经济总量，发展虽然也要有一定的总量，但重点强调的却是经济质量。
全面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我体会应把握三个要点：一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二是以资源集约和节约为前提;三是以提升产出质量和效率(竞争力)为目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要通过动力变革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如果这样理解高质量发展，那么接着的问题是：我国经济为何要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
从对外出口看。无须讳言，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增长得益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可20__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围堵中国的出口。由于我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生产，而且成本比我们更低。在中高端产业方面，由于美欧发达国家近年来大幅减税吸引了高端制造企业回流，而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却相对落后，因此要想靠出口中低端产品拉动经济已经难以为继。
从国内投资需求看。自20__年以来，我国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率出现了下滑趋势。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完成，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其边际收益必然大幅递减。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困难正是如此，我们不仅拥有了较为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而且已建成了中低端制造业体系。随着投资空间的逐步缩小，今后若再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也已难以为继。
从供需结构看。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原理：收入决定消费。意思是说：中低收入群体对中低端产品有消费需求;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会产生新的消费需求;高收入群体对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有需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高收入群体在日益扩大，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长期以来我们的生产要素却集中于中低端产业，导致中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从而造成了中低端产品过剩与中高端产品短缺的矛盾。这种局面不改变，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将难以为继。
正是基于以上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
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产业跨越式升级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产业升级通常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然后再从“资本密集型”升级到“技术密集型”。需要研究的是，中国经济实行高质量发展是否也应遵循这一升级路径?我们是否能超越这一路径而实现跨越式升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传统产业升级的路径是怎样形成的。
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之一。众所周知，人类早期农业的生产效率极低，直到17世纪工业革命到来，机器的发明推动了机械农具的采用，农业才得以升级。不过到19世纪末，农具的自动化程度虽不断提高，但种植技术却未有大的改进，故此前的农业称为“传统农业”。进入20世纪后，生物技术开始应用于农业，传统农业便升级为现代农业。
事实上，在工业化中期之前，其他产业的升级路径也是如此。如制造业先从手工生产升级到机械化生产，然后再升级到智能机器生产。服装业最初也是手工缝制，后来采用半自动缝纫机，而今天则采用全自动化机器。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当年用“资本有机构成”反映企业的技术进步水平。
所谓资本有机构成，指的是由企业技术构成决定的资本价值构成。假定某企业原来一个工人操作一台机器;而现在一个工人操作5台机器，这样技术构成就提高了5倍。技术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当然也随之提高。由此可见，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就是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的过程。应当追问的是：工业化中期之前，为何产业会普遍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
马克思解释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企业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为取得超额利润，行业内部的企业必然出现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的市场价格不由某个企业决定而是由市场决定，这样企业要争取超额利润只能降成本。比如有两家企业生产玻璃杯，每只市场价格为10元。当价格由市场锁定后，企业要赚取更多利润就必须降低生产耗费或者提高生产效率，可这两者都需使用先进的机器。
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分析的是工业化中期前的情形。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特别是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后，产业升级却发生了变化，有不少企业直接从劳动密集型跃升为技术密集型，也有企业一经设立便是技术密集型，微软、英特尔、苹果公司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国内的大牌制药企业“同仁堂”“九芝堂”等，产业升级也主要靠提升技术含量，而不是提高有机构成。
为何微软、苹果公司不再走传统产业升级的老路?对此我们可借助经济学的“受价”与“觅价”原理作分析。所谓“受价”，是指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价格;“觅价”则是指企业可以自主决定产品价格。经济学指出，有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觅价”，是因为此类企业有独特的领先技术，别人无法与其竞争，他可通过调控产量主导定价。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一个企业一旦拥有了觅价权，争取超额利润就无需降成本，当然也就用不着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同时，由于市场上存在众多的潜在竞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觅价权，企业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让产品向更高的技术层面升级。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苹果手机已升级到iPhoneXS，可苹果公司自己主要是做研发，产品生产加工却委托给了别的企业。
分析至此可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产业升级是部门内企业竞争的结果，目的是争取超额利润;第二，产业升级路径取决于觅价权，企业没有觅价权会向资本密集型升级，而有觅价权则向技术密集型升级;第三，觅价权来自独特的领先技术，一个企业要想实现产业跨越式升级，前提是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领先技术。
推动产业跨越式升级必须依靠创新驱动
我国要实现产业跨越式升级，必须转换发展动力，从过去的投资、出口拉动转换为创新驱动。这样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驱动力，那么科技创新的动力从何而来?目前人们的共识是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关于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有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
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动力，必须明确科技创新的主体和不同主体追求的目标，因为创新主体和目标与创新动力紧密相关。目前流行的说法是，科技创新主体有三个：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科技人员。我的看法，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非科技创新主体，政府可推动科技创新但不直接从事科技创新;企业与科技人员是创新主体，但两者追求的目标却又有所不同。
政府作为体制创新主体，其动力来自对民族复兴的追求。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可是建国初的一个时期，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经济发展处处受制于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由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企业的创新动力，则来自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有利润最大化的牵引，照理企业应该积极创新，可时下不仅国企缺乏创新动力，民企也普遍创新不足。究其原因是创新有风险。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曾将企业分为三类：风险偏好型;风险规避型;风险中型。由于创新失败的概率高，而大多企业又属风险规避型，若没有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企业当然不愿创新。
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一方面来自他们的报国情怀，另一方面也来自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但无论出于何动机，科技人员都不会缺少创新动力。有数据显示，我国专利申请连续几年居全球之首，年均超过100万件;到2017年底专利拥有量已超过100万件。两个100万足可佐证这一判断。
由此看来，当前增强创新动力，重点是在政府与企业。关于推动体制创新，关键是要通过中央顶层设计，并利用中央的权威加快“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破除各种束缚创新发展活力的桎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让亿万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推动经济依靠创新提质增效。
增强国企创新动力，关键是激励或约束企业高管层。有两招：一是将技术创新(如研发投入)作为企业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二是对高管层采用“工资+期权”的薪酬机制：工资与年度绩效挂钩，期权与整个任期的创新收益挂钩。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关键是建立创新风险分担机制，问题是这种机制如何建?从国际经验看，创新板市场是分散风险的有效机制。纳斯达克(创新板)对推动美国技术创新居功甚伟，而英国1995年也开放了创新板(AIM)。我国的创新板虽然已经在上海设立，但进出机制尚待完善，这方面的改革力度还应进一步加大，以便为企业创新提供融资平台并分担风险。
【思想宣传范文】二
内容提要：讲中国新机遇，共建“一带一路”及其形成的中国新开放战略就是大机遇、新机遇。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并正在开辟一个超大型的世界大市场。“一带一路”就是市场，是通过国际合作、共商共建共享，把世界经济推向更高层次、更新阶段的大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或逆转，而是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经过近40年发展，正呼唤着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把经济全球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当前，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一些国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以来，中国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举办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我们有必要谈谈共建“一带一路”在形成大市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大机遇、新机遇。
共建一带一路是大机遇、新机遇
讲中国新机遇，共建“一带一路”及其形成的中国新开放战略就是大机遇、新机遇。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看一看过去5年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进展。“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性的倡议，是中国和相关国家相互开放、共同发展的新开放战略。这一倡议提出仅仅5年，就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前不久，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在回顾2013年秋天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时说：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我们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位，我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由此可见，中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政策协调、实现优势互补所产生的效益明显具有“1+1>2”的特点，许多项目都对当地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现在，不仅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欧盟、英国、日本等都有意愿与中国进行基础设施的“第三方合作”。这种新型开放战略，对中国来说，对沿线国家来说，对所有的参与方来说，不就是大机遇、新机遇吗?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并正在开辟一个超大型的世界大市场。实际上，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中国大市场，不仅在于存量，更在于增量，在于它所具有的“市场力”。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176万亿元储蓄余额，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及其形成的巨大消费能力，有8亿多网民及其对新型智能市场的巨大推动力，还有由新供给激发出来的崭新的消费需求，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中。这一“市场力”存在于民间，存在于新生代劳动力的增长中，是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增长力、辐射力、吸引力，也是能够吸引世界各国新技术的大磁场。这样的“市场力”，是我国持续发展的根本内生动力。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观的生产力，有强大的国防力，有独特的文化力，有举世无双的社会治理力，而今再加上一个现代市场力。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以这“五大力”相结合为基础的中国大市场的发展，本身就是巨大的战略力量，已经并将愈益深刻影响全球变局的走向。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还引导着世界市场新的平衡。当今世界，实体经济滞后于虚拟经济，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于整体世界经济。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把这两方面滞后部分带动起来，尽量向前靠拢，实现新的平衡，这符合世界市场发展的规律。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一带一路”就是市场，是通过国际合作、共商共建共享，把世界经济推向更高水平、更新阶段的大市场。什么叫机遇?市场就是机遇。什么叫大机遇?大市场就是大机遇。什么叫新机遇?新市场就是新机遇。
再次，共建“一带一路”的前景展现出中国新开放战略必将带来大机遇、新机遇。习近平同志指出，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5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集中力量、整合资源，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为重点，解决好重大项目、金融支撑、投资环境、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推动这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这些决策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的党中央很清醒，问题已经看到，要求相当清楚，措施十分有力，前途必定光明。
共建一带一路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讲中国新机遇，不能不讲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把经济全球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增添了强劲动力。
首先，我们估量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或逆转，而是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经过近40年发展，正呼唤着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应该怎么看?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经济大发展;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问题大积累。谁也不能否认，过去40年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既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又带有明显缺陷。面对问题，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在“本国优先”的口号下，通过封闭、排外的方式找出路;另一条路线，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通过国际秩序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前一条路线，退回到经济全球化出发前的原点，甚至比原点还要恶劣，显然不是出路。后一条路线，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继续往前走，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历史转折点，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迎接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这就是我们讨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背景。
其次，我们估量到，“一带一路”倡议反映的既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发达国家要再发展的新要求。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一轮又一轮，参与者中也有发展中国家，但主要是发达国家。现在则不一样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主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有人把它说成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转移，有人称它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有人胡说是新殖民主义，有人挑拨离间说是中国要排斥欧美。所有这些言论，都是以陈旧的思维看问题，不懂得“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时代潮流所提出的战略构想。
再次，我们还估量到，从全球经济治理看，国际经济秩序也面临新一轮深度调整和重塑。回溯历史，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经过努力、付出代价，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打开了局面，使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我们已经是WTO重要成员，始终没有脱离WTO。现在，有的国家提出要修改WTO规则。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贸易体系特别是WTO，的确有一些需要改革的问题。今天既然说要改革，中国绝不可能被动，更不可能被排除在外。今天，中国正在培育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市场，形成现代市场力，将能为推动全球形成“市场联合体”即升级版WTO作出积极贡献。可以这样说，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我们的“大市场”，进而在国际范围推动并逐步形成以升级版WTO为框架的更大范围“市场联合体”，将使中国抓住历史性新机遇，在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强调的是，总体上把握前景，国际大局仍将是“两重性”发展：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发展以及发达国家再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缘各种形式的冲突，包括民粹主义蔓延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相结合引发的多方面冲突，也将难以避免。对于这种新形势下“两重性”发展的充分精神准备，将是我们事业胜利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应该明确两点。第一点，我们具有建立在“大市场”基础上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国际关系理念，由此形成的“吸引力”是一种克“难”制胜的强大战斗力。第二点，我们具有在困难、复杂态势下“熬得过”的“持久战”传统，由此形成的“忍耐力”是又一种克“难”制胜的强大战斗力。一个是“吸引力”，一个是“忍耐力”，两“力”合在一起，带来的就是中国持久发展最大的机遇。
【思想宣传范文】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应当说，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既是我们党的建设工作的宝贵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深化发展。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成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伟大工程，在此背景下，应当从目标引领、动力推进、协调发展和政策保障等层面构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同向发力机制，从而确保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协同发展。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目标引领机制
我们党要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必须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在此基础上，将理想信念作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协同发展的引领目标，不仅在思想建设领域要补足“精神之钙”，在制度建设领域，也要树立理想信念的灯塔，让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都在确定的目标引领下同向而行。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须遵循制度的规范。党的思想建设要有确定的目标来引导实践，制度建设也同样需要目标引领机制来规范实践。因此，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练成自身的看家本领，就要建立理想信念持续引领并支撑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的体制机制，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既相互协调，也能够相互促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等学习教育活动机制的建立，就是在党的建设的目标引领下，推动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的不断融合，同向发展。通过目标引领机制的构建，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教育将会更加深入，对于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刻。我们广大党员也能够进一步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动力推进机制
在理想信念的目标引领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协同发展还需要构建良好的动力推进机制，保证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的建设不仅是个别党员思想的提升和个别制度的建设，其重心在于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整体的管理制度与监督制度的建设。针对少数党的组织思想涣散和制度软弱问题，就必须建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动力推进机制，使思想建设的水平不断提升，制度建设的力度持续加强。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动力推进机制的构建，必须着眼于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中要具有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要将党的建设看作系统化的工程，既要在确定的目标引领下持续解放思想，创新制度，又要保证在思想上具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还要在制度建设上具有稳定性与常态化;既要强化理论学习对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推动作用，也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系统性改革，使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苟日新、日日新”的内在发展机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协调发展机制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保持同向发力的关键在于建立二者相互融合的协调发展机制，能够让思想外化为制度，同时让制度内化为思想。党的思想建设是从内在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方面引导党员的言行举止，而制度建设是从外在规范来约束党员的一言一行。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并不是两张皮，它们可以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当前党的建设局面总体欣欣向荣，但党内依然存在一些思想问题和利益矛盾，某些矛盾同其他社会矛盾错综交织。这些问题和矛盾，单纯从思想层面或制度层面来解决，难度都比较大。必须构建二者同向发力的协调发展机制，分析问题的症结，理清矛盾的根源，通过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互交融、协同发展，来正本清源、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尊崇党章，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相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让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形成同向发力的协调发展机制，既通过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来锤炼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通过党规党纪来约束党员的行为举止，从而使全体党员既具有底线思维，又能够高标准自我要求;既注重对制度体系的严格遵循，又注重思想境界的自我提升。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政策保障机制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的建设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学习教育、正风肃纪和反腐败领域中建立起长效机制，确保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并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等各项建设的协同发展。从根本而言，这是运用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来构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政策保障机制。一方面，要深入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加强思想理论武装，着力解决理想信念不坚定、思想认识不深刻、意识形态教育不深入的问题，运用创新精神和辩证思维，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党内学习教育机制。另一方面，要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扎牢制度笼子，着力解决制度不健全、不适应、不配套的问题，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健全党内生活制度，运用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构建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党的制度建设要贯穿于其中，自身就要成为一个子系统，即制度建设必须形成一套完备的体制机制体系，才能够对党建系统工程形成总体性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党的建设要形成系统化的教育机制、防范机制、监督机制、约束机制和惩戒机制，才能够对党的自我净化、自我革命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也能够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同向发力发挥政策保障的重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