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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5篇四川三星堆遗址导游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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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精选5篇四川三星堆遗址导游词范文,欢迎借鉴参考。

  精选5篇四川三星堆遗址导游词(一)

  各位游客,现在你们脚下的这块黄土地,便是3000多年前: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而现在,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

  在这个遗址中,近几十年来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特别是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上千件地坑宝藏的出土,如平地春雷,石破天惊,震惊了全国,轰动了世界。

  之后,我们在遗址的一角,建起了这座大型的现代历史博物馆,就是为了让这批中华古代文明的瑰宝,能够得到充分展示。让来自五洲四海、四面八方的朋友领略这批人类文化遗产的璀璨光彩。

  现在,请大家随我步入这座融原始意味和现代气息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去回顾一次古蜀历史,去作一次美的巡礼。

  序展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之一,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应属于顶尖级别的范畴。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三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因此而成为信史。古蜀史的源头及古蜀国的中心,亦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认。

  三干多年以前的古蜀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也有了确切的实证。本陈列的主旨便是发掘文物,再现历史真实。序展则是陈列的前奏和序言。这里我们使主体展品人面鸟身”青铜立雕造像和置于其后的三星堆遗址的巨幅航拍照片有机组合,来反映土地与人民”、人民与文化”的深刻命题。而以这个人首鸟身像作为典型器物徽标,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有灵,人神互通,天人合一的古蜀时代特征。

  博物馆陈列要表现的主题之一就是——人与神。

  第一单元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

  第一组雄踞西南(古城、古国)

  本组陈列旨在粗略勾勒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说明时空框架及纵向关系。

  首先,遗址全景模型向大家清楚地显示出三星堆遗址的全貌。其中有东、西、南三面城墙和北面的鸭子河所围成的中心区域——城区,城区里有著名的人文景观三星堆和月亮湾;有举世瞩目的一、二号大型祭祀坑……

  其后,由一批能够反映时代序列的陶器组合和大量的辅助照片,图板和翔实的考古资料,雄辩地证明了这里逝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古蜀历史曾在这里展开过无比辉煌灿烂的一叶。

  最后,陈列通过与同时代中原地区相比较,三星堆遗址规模之宏大,出土器物之精美,足以证实三星堆一带,是人类早期文明社会初始阶段在西南地区所建立的一座古城,乃至古代王国。

  第二组物华天府(农业、商业)

  本组陈列主要反映三星堆古蜀国在农业和商业方面的重要成就。在各位面前所展示的这一大批陶质容器,客观地真实地说明这一点。

  大量的家养动物遗骨和塑造乖巧的家养动物造型,说明当时的家畜饲养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而这正是农业发展兴旺的标志之一。而大陶盆、大陶缸、大陶罐等粮食容器和形制各异,用途不一的酒器,则直接表明了当时农业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酿酒的出现,说明已经有了粮食剩余。

  再从大量海贝、象牙的出土,雕花漆品的发现和衣饰繁复的青铜雕像等情况来看,当时已存在比较明细的社会分工,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第三组镂石琢玉(制玉)

  三星堆的玉石器群,与青铜器变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三星堆文明及其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各位观众,在你们眼前矗立”的,由三块巨石垒成的这座玉山”,请大家用手去感受一下上面这些清晰的切割痕迹,这便是三千多年前古代留下的手迹了。我们展柜里光彩烨然,晶莹剔透的玉石器,就是取材于这种原料。

  现在,请大家浏览展柜中蔚为大观的玉石器集群。先请欣赏这件硕大无朋的边璋,它宽约22厘米,长度将近1 .6米,上下端还有残损,估计应再加几十厘米。器身有镂刻的线条纹饰。这么大的边璋,目前仅此一件,堪称边璋之王”了。

  再请欣赏这件大石壁,直径约70厘米,厚近7厘米,重达百斤以上,两三个人搬起来也很吃力。这么大的石壁实属罕见,可谓石壁之最”了。总的说来,三星堆遗址包括两坑出土的数以百计的玉石器,大致可分为礼器、兵器、用具、乐器、杂器、饰品以及人物及动物造型等类别,其中以礼器及具礼仪用途的兵器和属于祭祀用品的工具居多。

  三星堆蔚为大观的玉石器群的发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中国的西南地区,引向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三星堆古蜀国。第四组化土成器(制陶) 本组陈列展示三星堆古蜀国在制陶工艺方面取得的成就。观众们,请仔细观看这一大批琳琅满目、形态各异的陶器。无论是小型的动物造型,器皿盖纽,还是形体硕大的陶尊,陶缸等。都可以看到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制作工艺。

  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意义上讲,陶器是测定年代和分期以及确定某文化体系的重要标尺。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高柄豆、小平底罐(包括尖底器)和鸟头形把勺等。专业人员就是依据这些典型器物及其基本组合来确定蜀文化及承传关系的。第五组烈火熔金(冶铸) 如果说三星堆玉石器群的发现已令世人瞩目,那么,三星堆伟大的青铜器群轰轰烈烈、洋洋洒洒地横空出世,则更令全中国、全世界震惊了。

  中国青铜时代最为光辉灿烂时期,是商周时期。尤以商代后期的各类青铜器最为壮观、最有气势、最具魅力。而三星堆的青铜集团军,正属这一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本组陈列有流光溢彩的金叶,有虎虎生威的铜虎,有造型奇特的龙形饰,有气宇轩昂的大雄鸡,更有造型优美无比、林林总总的铜铃……请大家仔细观赏。三星堆的金器纯度高达85%左右。另外的15%是银,其它少许微量元素可以忽略不计。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金箔等。三星堆青铜器的合金组成,可分为五个类型,其中以铅锡铜这种三元合金构成的青铜器最多。三星堆青铜器的含铅量普遍较高,古代匠师意在利用铅的易流动性和柔软性,追求青铜器造型的繁复和优美。

  接下来,请朋友们凝神专注这一大堆铜眼睛和眼珠。众多的眼睛,可以列出一大阵势,这些林林总总的眼睛群像,或圆睁大跟,或闭目冥思,正清楚地表达一种意象——古蜀先民不懈地追求着对天地、自然、宇宙的认识。而在数千年之后,我们用自己的眼睛,透过这些青铜的眼睛,看到了古蜀先民的灵魂和精神,想象出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思索。

  第二单元众神之国——神秘的原始宗教

  在这一单元中,我们打破了以往橱窗式单一陈列的传统手法,以全景式的陈列方式,设置了四个大型场景组合,意图揭示古蜀先民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再现一个久已消逝的上古社会的轮廓。请看:第一组两坑奇观本组陈列以两个祭祀坑初揭状态下的实景模型为主体展品。模型大体忠于原样,比例略有缩小。

  一号坑呈长方形,坑有左、中、右三条通道与坑口呈品”字形分布。坑内共出土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等400余件。还出土了数百枚海贝和约三立方米的烧骨。闻名天下的金杖便出于此坑。二号坑与一号坑相比,不仅更大、更深,而且出土的文物无论在种类上还在数量上都要丰富得多,不包括数千枚海贝,总共出土各类文物800件左右。其中,神树、大立人像、大型纵目面具、戴冠纵目面具、太阳轮、金面人头像、人文玉璋等文物都堪称稀世珍宝。坑道的存在,两坑朝向的一致性,两坑器物的承传关系,两坑器物均遭到人为的破坏和焚烧,这种.种因素,使我们能大致得出以下结论:两坑的掩埋是三星堆古蜀国同一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在不同时期改朝换代的结果;在掩埋过程中毫无疑问地举行过带有浓厚祭祀意味的大型宗教活动,而器物所遭到的破坏和焚烧,正是在祭祀活动中应用了碎物祭”和潘燎祭”两种祭法的结果。两坑的性质应定为广义的祭祀坑。”

  第二组神巫群像

  本组陈列以三星堆文物中最大宗、最富有研究价值的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为主体,以全方位立体陈列手法,来表现三星堆古蜀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及社会形态。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人头像50多件,面具20多件以及全身人像十余件,一个遗址,出土如此庞大的青铜偶像群,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庞大的青铜兵团中,有王者之风”的青铜大立人像;有栗眉大眼、高鼻阔口的各类人头像;有呲牙咧嘴、形象诡谲的青铜兽面;还有形式各异的各型跪坐人像……。硕大无朋的青铜纵目面具有一双呈柱状外凸的千里眼”和一对宽宽的顺风耳”,俨然像一位威严的蜀人老祖宗,正率领着它的部众子孙,摆出这青铜军阵,欢迎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

  这些雕像无疑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祗、祖先等亦折射出人间社会的群体结构,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而王、巫同时也是精神领袖。一般认为,大铜立人像代表的是最高统治者,其他人头像代表的是统治集团的高级成员,所谓纵目面具等代表的是神灵,而具王者身份的巫师在下民眼中亦为神。总而言之,王与巫、人与神,在此复合交融,莫辩彼此.可谓王巫合一,人神一体。它们生动地反映了古蜀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形象地说明了古蜀先民的群体关系。

  第三组祭祀大典

  本组陈列试图通过模拟的祭祀大典场景,演绎古礼,揭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表现当时的时代特征。陈列借鉴成都羊子山祭台原形,制作了一座三级祭台,祭台四周摆放着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人物造型仿制而成的阵势浩大的拜祭人群,祭台正中放置的就是本组的中心展品——青铜神坛。这件神坛是根据原件放大六倍后的仿制品。神坛共分三层,第一层为圆座及两个怪兽;第二层是圆座及四面而向、双手持杖的立人;第三层,先是山形座,再上面是呈方斗形的神殿,神殿分四面,顶部四角饰有立鸟,方斗上额铸有人首鸟身像。整座神坛构思奇特、神异诡秘。它应是当时神庙中的重器。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在这件神器面前该是何等的虔诚,怎样的膜拜!在那个相信万物有灵的年代,人们渴求丰产和丰收,希望神灵能赐福禳灾,他们通过巫师为中介,把祭品献给天地和诸神,祈求神灵的保佑。而统治集团也就是那些领袖兼巫师的人士,除了自己笃信神灵,也把神”作为一种统治手段,藉神施法来统驭下民。祭祀成了第一等的国家大事。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而三星堆古蜀国,正是这种典型的神权色彩极重的早期政权之一。

  第四组通天神树

  本组陈列将展品与博物馆的建筑相结合,在螺旋形结构的中央天井安置了三星堆文物中最为宏伟壮观和无比神奇的极品——神树。这神树是原件放大3.5倍后的精美仿制品。由底座、树及树上的龙组成,底座呈穹窿形。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一层的三枝是靠后一枝,左右两枝,呈对称布局。左右树枝上分别有二果枝,一果枝朝上,一果枝下垂。向上的果枝上各有一鸟,共九鸟。树干上嵌铸一条绳身马面龙,龙头有一对犄角,龙身有刀状羽翅,前爪匍匐于树座,身尾串连于树干,造型怪异,匪夷所思。全器结构合理,布局严谨,表现出炉火纯青的技艺和极高的艺术境界。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实物标本,是一棵代表古蜀先民宇宙观念的神树。它反映了古蜀人对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神树枝头的九只立鸟,正是金乌——太阳的写照。太阳及太阳神崇拜是人类诸神崇拜中的主神崇拜,三星堆神树正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的产物。同时,神树在古人的神话意识中,还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功能,巫师藉此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

  第三单元千裁蜀魂——奇绝的文物精华

  在本单元陈列中,我们向各位朋友展示三星堆遗址所出全部文物中的精华之最。

  单元标题千载蜀魂。”我们藉魂”字象征蜀人自古不泯的精神,又意指与世永在的三星堆文物。

  第一组天降斯神——戴冠纵目面具

  完美的造型设计及制作,使它显得威凌四面,气盛八方,凛凛然有天神突降人间的感觉。在史书中,有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又有所谓天神烛龙直目正乘”的记载等。很早以前,就有人解释直目正乘”为纵目”和直目”。是否就是指的这种眼睛呢? 一般人都认为这就是蚕丛及其蚕丛部族纵目”、其目纵”的形象化的实际写照。我们认为:它们与古蜀先民的太阳及太阳神崇拜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古蜀先民渴望认识人间世界、认识宇宙的精神需求。

  第二组山陵之祭——玉石边璋

  这件边璋,通长54.5厘米,是三星堆全部玉石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极品文物,珍贵之处在于它满身都是图案,其中有云气纹、太阳符号、山形物及人像等。这幅极为罕见、弥足珍贵的图案,总体内容表现什么呢?我们只能大体推测它与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有关。从每幅图案上各有四座山,山侧有主要用于祭山的璋,以及人像作拜祭状等情况来综合分析,大概正是山陵之祭”吧。

  第三组日照中天——太阳轮

  这种青铜太阳轮在出土时,与其它文物的命运一样,被砸碎并经过火烧过,根据残片可大致识别出六件。有关太阳的图案或纹饰,在我国早期岩画和各类文物中,多得不胜枚举。但青铜的太阳轮,目前只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几件,所以极其珍贵。

  精选5篇四川三星堆遗址导游词(二)

  四川广汉南兴镇北,古老的马牧河蜿蜒淌过,在三星堆村形成一月牙般弯道———月亮湾,河南岸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与之相望,此即清《嘉庆汉州志》记载的“三星伴月堆”。这里就逝蜀先民生息繁衍之地———闻名中外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广阔,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

  1929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以后40、50、60年代,四川考古界持续不断地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探赜索隐。

  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大片房屋遗址并进行了航拍。但真正使三星堆名扬四海的则是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的轰然显世,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后不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亲临三星堆遗址考察并将其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前-长张爱萍将军在参观了三星堆两坑出土文物后,更是满怀热情地挥笔题下了“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颂词。

  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系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其陶器以高柄豆、-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但在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很少工具类的文物出土,当时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属,那么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逝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不仅如此,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作为集群展现的稀世之珍,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

  的确,古史关于古蜀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杨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对今天研究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鲁迅先生都视之为“概之巫书也”,因而,前人治古蜀历,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就连年代较为久远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只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喟叹。

  然而,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因三星堆而成为信史,史载在蜀地先后称王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三星堆最为繁盛的时期大抵属鱼凫王时期,鱼凫,即俗称的鱼老鸹,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鸟及鸟形器,其喙部多有如鱼鹰者,很可能就是鱼凫的象征或其族徽。另外,三星堆除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因素,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两坑本为祭祀的产物,三星堆的三个土堆亦很可能是人工夯筑的祭坛,三星堆盛行诸神崇拜并以太阳神崇拜为主神崇拜,如此大量的充当商品流通媒介货币的海贝,象征财富的象牙等等,都表明了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具有较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地位。一句话,古蜀国的源头及其中心,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证。

  三星堆文物魅力无限,丰厚,极具吸引力和震撼力,1993年5月,三星堆部分文物首次到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其后相继到法国、英国、丹麦、日本、美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人头攒动,观者如潮。因而,我们毋需怀疑,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属世界文化遗产范畴。

  尽管三星堆尚有许多未解之谜,但伴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影响与日俱增,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渐成一门显学,我们相信随着对三星堆不断的发掘研究,谜底终有揭开的一天,神秘梦幻的三星堆古蜀国亦终将再现于世人面前,三星堆文物也必将以其无穷的魅力,闪耀出迷人的光华。

  精选5篇四川三星堆遗址导游词(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这次旅行的导游蒲导。现在我们的大巴正在开往三星堆遗址的路上,你们可以稍作休息,等待下车。

  下车啦!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面积有12平方千米,很吃惊吧?请大家紧跟着我,不要走丢,这么大的地方可是很难找到出路的哦!好了,现在我们到了一号开掘点。一号开掘点是在1929年开始挖掘的,是这四个开掘点中最早挖掘的。在这个一号里出土了23件青铜器,有青铜皿、青铜碗等。其他的几个点都各有特色:二号,挖出了一个青铜面具;三号,也挖掘出了一个0.9米的青铜立人;四号也开掘出了一个“千里眼”青铜人。

  现在,继续走。我们又来到了最著名的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青铜仓库。这里有最大的青铜立人像,高2.62米,宽1.02米。仔细一看,他的神态庄重,头是长方形的,嘴角旁有一道划痕,不知是怎么了。他的手围成一个圆,像是拿着东西。这里还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在展馆正中央,有一棵高达3.95米象征富裕的神树,十分美丽。

  好了,参观完毕,我的解说也完了。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请大家在半小时后到大门的模拟大立人像前集合。你们要注意安全,祝大家玩得开心,有一个好心情!

  精选5篇四川三星堆遗址导游词(四)

  观众朋友:

  您好,欢迎您到三星堆参观游览!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2800年,总面积12平方公里,是目前四川境内发现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古蜀历史的渊源从春秋战国时期向前推进了约2000年;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北面是鸭子河,城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3000多年前如此宏大规模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据考证这里曾经逝蜀国的国都所在地。狭义的三星堆特指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1929年的春天,当地农民燕(yan1)道成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沟时偶然发现了400余件具有浓郁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引起了中外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从30年代开始,几代考古学人便在此发幽探微。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相继发掘,上千件精美文物横空出世,广汉三星堆从此名扬天下。

  第一单元 雄踞西南—古蜀2000年沧桑史

  古史传说记载,蜀人的远祖出自黄帝,古蜀国有五代蜀王。第一代蜀王叫蚕丛,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种水鸟;第三代蜀王叫鱼凫。“凫”就是鱼鹰,三星堆发现了大量鸟的造型,其中鱼鹰的形象最多,一般认为,与三星堆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鱼凫王。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鹃鸟。相传他“教民务农”,倍受爱戴,但却无力治理蜀地的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拥戴,取代了杜宇而成为第五代蜀王。推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是从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氏则是从春秋中叶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到2800年,延续了2000多年。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这个时期的陶器以宽沿平底器、镂孔圈足器等为主,制作方法多为手制,生产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为主,器型小,同时出现了玉璧、玉圭(guī)、玉环等小型礼仪用品。

  遗址内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为干栏式建筑,其优点是材料易得,而且防风防潮性能良好。房屋面积一般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估计诗共性质的建筑。

  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大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三星堆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在这个阶段极具地方特色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ba4)勺等陶器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

  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面积近4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也已建成,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等。

  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

  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元 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

  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

  古蜀地处内陆,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却出土了近5000枚海贝。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文明社会初期从事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可见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频繁。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4枚仿海贝而成的铜贝,这种铜贝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它是否是我国最早的一种金属货币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蜀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据考证,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了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连接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古代蜀人在崎岖的山道上究竟走了多久,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逝蜀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正是这种精神与毅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第三单元 化土成器—三星堆陶器

  陶器取材容易,制作简便,具有不透水,而且可以经受高温烧烤,因此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生活用品。三星堆古蜀国的制陶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小平底和尖底的罐、钵、杯、盏等,它们是蜀地陶器的典型器物。这种尖底器,底部小到呈圆锥状,根本放不稳,遗址中出土了一种类似器座的器物,估计是和尖底器搭配使用的。

  三星堆出土的陶盖纽造型惟妙惟肖、生动可爱,从造型上讲,有莲蓬状的,鸡冠花状的,有的还像清真寺的屋顶,盖的部分是轮制而成的,纽的部分则用手工捏塑,充分显示了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三星堆的陶器以朴实无华的特质,再现了古蜀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并对三星堆遗址年代的测定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单元 以玉通神—三星堆玉石器

  玉石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我国的制玉业就很发达,这一时期以良渚文化玉石器为代表,至商代则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最为著名,而三星堆蔚为壮观的玉石器群,又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

  古人认为“美石为玉”,这几块出自遗址北面鸭子河的石料都逝人用来制作玉石器的原料。三星堆玉石器的石料大部分来自四川茂县、汶川至都江堰一带。

  三星堆成组成套精美绝伦的玉石器充分说明了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技艺、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商代古蜀国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器加工作坊。

  三星堆工艺精湛、种类繁多的玉石礼器足以证明三星堆古蜀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宗教祭祀制度。

  第五单元 烈火熔金—三星堆冶炼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夏代的文物,而中国青铜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商周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器正属于这个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壁内侧发现了残留的泥芯,即内范,这一点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是采用范铸法浇铸成型的。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金器100多件,它们大多属金银二元合金,金的含量一般在85%左右,另外的15%大多为银。三星堆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过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金箔等,运用了模压、粘贴、雕刻、镂空等技术。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目众多、形式各异的青铜眼形器。这种菱形的眼睛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有的由四部分组成,有的由两部分组成,也有完整成型的,从这些数字几何等分上可以看出古蜀先民对数学和几何学已有一定的认识。这些眼形器,均有穿孔,应是绑附或钉挂在其他物体上使用的,其用途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第六单元 通天神树—古蜀人智慧和精神的象征

  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中国共产党出土了大大小小8棵青铜神树。一号神树,虽顶部残断,高度仍达3.95米,这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形体最大的古代单件青铜器。从现代美学角度看,神树造型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虽然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并采用了套铸、铆(mǎo)铸、嵌铸等工艺,但仍是一体浑然,称青铜铸造的精品。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宝库中有很多关于神树的传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通过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建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是这三棵神树的复合体。

  在我国西南地区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摇钱树,它们在造型和上与三星堆的神树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继承了三星堆“神树”通天通神的思想。在我国其它地方出土的树形灯盏同样是树崇拜的思想的一种表现。

  第二展馆 三星永耀——神秘的青铜王国

  序展的主体展品是“人面鸟身”像。它的原型来自三星堆出土的小铜树树枝上端的造型。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鸟形器物及鸟形图案纹饰。而古代文献记载的几代蜀王,如柏灌、鱼凫、杜宇等都与鸟有密切关系。所以,陈列一这个人首鸟身造像作为典型器物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又灵、人神互通的古蜀时代特征。

  第一单元:众神之国—神秘的原始宗教

  1986年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是三星堆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被誉为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号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底长4.01米,宽2.8米,深1.46~1.64米,出土时坑口三面有左、中、右三条宽约1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推测坑与坑道是同时建成的。坑内共出土各类文物400余件。三星堆非常著名的金杖就出自此坑。

  仅一个月后,在一号坑东南方约30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坑。二号坑也呈长方形,坑口大于坑底,坑底长5米,宽2~2.1米,深1.4~1.68米。不包括数千枚海贝,二号坑共出土文物800件左右,其中有令世人瞩目的几件大型青铜器,包括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高达2.62米的青铜立人像及3.95米高的青铜神树等。

  这些惊世骇俗的稀世珍宝不可能是私人拥有的器物,而竖家宗庙里才能拥有的礼器、神像。但这些器物全部都被古人砸碎、焚烧后按一定的先后顺序买入坑中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两坑是“祭祀坑”。因为:两坑朝向的一致性和一号坑坑道的存在以及坑内物品的有序摆放,说明两坑不是随意、偶然的产物,而很可能逝蜀国某种祭祀活动留下来的遗存,坑内的物品都是祭品。砸碎、焚烧和掩埋很可能是当时祭祀的方式。至于祭祀的原因可能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比如改朝换代、政权的更替等重大事件。

  三星堆的青铜器以青铜雕像群最为大宗,且最富研究价值。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商代青铜人物雕塑的及中国早期关于偶像崇拜的空白。

  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0多件人头像,这些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

  这件面具高64.5厘米,宽138厘米,宽嘴巴,大耳朵,耳部斜向伸展,极为夸张,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安装有装饰物。这件面具最奇特的是:双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被人们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这样的造型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您不禁要问:它是谁?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和传说中第一代蜀王——蚕从有关。古籍《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有学者认为“目纵”很可能指的就是眼睛突出。古人可能有意夸大了祖先的特征,似乎是利用夸张的五官来表现祖先有超人的能力。

  在上古时期,生产力及生产水平低下,物质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讲十分贫乏,人类完全是靠天吃饭,在思维观念方面,也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先民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而且非常注重与神的交流,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巫师举行祭祀活动,达到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的目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拟的祭祀场景,主体是上方的青铜神坛。神坛原件高53厘米,这是放大6倍的仿制品。神坛分三层,底层是圆座和两头平行站立、一正一反的怪兽,当逝代传说中的神兽;第二层是圆座和四个面朝外站立的人,手中抱握的杖状物上端已残断,估计是龙蛇之类的东西。最上一层是四山相连的山形座和呈方斗形的建筑,顶部四角有立鸟,方斗上方中央铸有人面鸟身像。一般认为神坛上、中、下三层正逝人天、地、人“三界观”最为形象的实物表现。

  三星堆是一个神权色彩及其浓厚的国家,可以说,举行和参加宗教仪式是当时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们特地模拟了古人祭祀的场景,意在营造一种神秘的色彩,让大家一同感受一下浓厚的古蜀王国祭祀文化的气息!

  第二单元:千载蜀魂—奇绝的文物精华

  第一组:天之骄子—戴冠青铜纵目面具

  出自二号祭祀坑,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这件面具的耳和鼻采用嵌铸法铸造,我们可以从面具的背后清楚的看到嵌铸痕迹。出土时,面具的眼、眉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其造型之精美使它在各类形象中颇显突出。

  第二组:神形古异—青铜人身形器

  二号坑出土,通高46.2厘米,形状颇似一个无头无手的人像,用途难测。他身上满饰图案,倒过来看是两组共五只很像猫头鹰的鸟类造型,鸟的尖喙经变形夸张处理,既尖且长,这件文物该怎样放置,又作何用途,目前尚未确定。

  第三组:日照中天—青铜太阳轮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这是其中的一件,直径85厘米左右,学术界一般认为这逝人塑造的太阳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的图案或其纹饰多得不胜枚举,而这件以青铜的实物形态来表现太阳的却是很少见的,这些太阳轮上均有小孔,估计是要把他们钉挂起来,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

  第四组:群巫之长—青铜大立人

  出自二号祭祀坑,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2.62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这座人像表现得应当是一位领袖的形象,他头上戴着高冠,脚上戴镯。身穿三层衣服,最里的也是最长的衣服两摆下垂,如同今天燕尾服。衣服上还有龙纹,可能就是最早的“龙袍”。人像胸前佩带方格纹带饰,当是“法带”一类显示权威的标志。人像的手势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两只手不在一条中轴线上,究竟是特定的手势?还是拿着什么东西?拿的是一件物品?还是两手各拿一件?目前有着不同的猜测,还很难确定。学者估计青铜大立人像应当是一个集神权、王权为一身、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

  第五组:金面使者—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金面罩是用金皮捶拓而成,依头像造型,贴在青铜人头像。三星堆二号坑共出土戴金面罩人头像4件,大小形状与普通人头像相当,但由于戴了金面罩,使这几件人头像在数十件人头像中颇显尊贵。金面罩象征的是地位还是代表不同的肤色,学术界尚无定论。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以黄金为尊,并将其用于祭祀活动了。

  第六组:凤鸟翔云—青铜鸟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凤鸟一族。

  鸟和鸟形饰一般是一些大型器物的附件或装饰物。鸟与蜀族有极大的关系,几代都以鸟为名,鸟崇拜之风在古蜀可谓兴盛。鸟崇拜的实质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在早期的农业社会,崇拜太阳就是祈求丰收。

  第七组:龙蛇腾飞—青铜龙、蛇

  这件爬龙柱形器出自一号祭祀坑,高41厘米,龙的前爪爬在器顶上,身尾贴于器壁,后爪紧抓器壁两侧,尾巴上卷,从头部的犄角和胡子来看,酷似山羊。龙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异动物,这件龙柱形器做工精美,可见在古蜀人的眼中也是地位崇高,颇具神威的灵物。

  青铜蛇三角形的脑袋微微上昂,长着一双勾云纹的眼睛,身上有菱形纹和鳞甲,背部有残断的羽翅。蛇颈部和腹部又环纽,估计原来蛇原来室在某种物体上作为神物受人顶礼膜拜的。

  第八组:雄杰灵怪—青铜鸟脚人像、顶尊人像、大象头冠人像

  鸟脚人像 残高81.2厘米,分为两部分,下部鸟高50厘米,上部人身残高31.2厘米,人像穿紧身短裙,上部的人腿粗硕健壮,鸟爪强劲有力的钳住下面的鸟头,鸟的造型极为抽象,大大的眼睛,弯弯的勾喙,从颈部变成蛇、龙等动物的尾巴,估计这件器物的上半身散落在其他的地方而没有埋入坑中。这件器物反映的可能也是一个“人神合体”的形象。

  大象头冠人像 二号祭祀坑出土,残高40厘米,人像下部残断,遗憾的是与前面介绍的鸟脚人像接不上。人像头上的冠饰很像大象的头部,两侧高耸着耳朵,中间卷曲的是象鼻子,象口有小圆孔,可能是原来安装附件的,口部两侧有太阳纹,人像的手势与大立人像的非常相似,但是两手的位置要错开些,右手的小拇指翘着,这种手势会不会是某种作法的姿势呢?

  顶尊跪坐人像 通高15厘米,人像上身赤裸,下身穿一短裙,头顶一带盖圆钮双手上举的护尊,跪在一个山形座上。它十分形象地展示了古代以尊为礼器进行祭祀的具体用法。

  第九组:天鸡唤日—青铜雄鸡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40.3厘米其造型风格颇为写实,与三星堆众多抽象艺术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件铜鸡不是一般的家禽,可能正逝人心目中呼唤日出、呼唤光明的“天鸡“的形象。

  第十组:精气长存—青铜大鸟头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40.3厘米,出土时在它的勾喙口缝和眼珠周围还涂有红色的朱砂,这只鸟头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弯钩状的喙。古代传说中的蜀王柏灌、鱼凫、杜宇都以鸟命名,可见古蜀族与鸟的关系极为密切, “凫”指的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水鸟鸬鹚,即鱼鹰。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与鱼凫王的关系最为密切,大鸟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四个圆孔来看,估计侍定在神庙建筑或者其他物体之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的。

  第三单元:三星永耀—三星堆的发掘与研究

  第一组 名扬四海——三星堆在海内外的影响

  1986年三星堆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上千件文物宝藏的出土,震惊世界,正如张爱萍将军题词所言“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中外媒体争相报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专家杰西卡。罗森感叹道:“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1993年,三星堆部分文物开始远渡重洋,走向世界,先后赴瑞士、德国、英国、丹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所到之处,观者如潮。

  1997年10月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以后,更是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朱鎔基、李鹏、李瑞环、李岚清、曾庆红、黄菊等先后到博物馆参观,中外知名学者、国外友人来馆参观后,对三星堆的文物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组 辉映学林——三星堆在学术界的地位

  三星堆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在学术界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中国及世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不仅具有考古学及历史学方面的价值,还涉及艺术、宗教、民族、神话等领域,它从物质形态和精神文化双重角度,成为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演进的范例,给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三星堆的价值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三星堆在海内外的重大影响将与日俱增。

  第三组 心路历程----三星堆的发现发掘经过

  1929年春的一天,广汉南兴镇月亮湾一名叫燕道诚的农民祖孙三人在自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挖水沟准备引水灌溉的时候,发现了四百余件玉石器,他们将这些玉石器分散埋在住房四周,一年以后才取出一部分馈赠亲友。

  后来这些器物出现在古董市场上,又辗转流传到了华西大学博物馆,1934年春天,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和馆员林名均率考古队前来广汉进行发掘,由于当时不稳定的社会治安使发掘工作不得不在10天后便告结束,但出土各种玉石器、陶器等600余件。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带文化遗存的正式发掘。郭沫若先生盛赞葛、林等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并认为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的数代考古工作者们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50年代,以四川考古学的奠基人、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为代表的四川考古界几次到广汉三星堆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动员燕道诚老人捐出了其珍藏了20多年的一部分玉石器。60年代以后,三星堆考古进入新的阶段,在数次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冯汉骥先生预言道:“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逝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以后情况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见。

  80年代,三星堆的考古进入大规模的连续科学发掘阶段。1980年,四川考古界认定三星堆是一处重要遗址。1980-1981年,“三星堆遗址”命名被正式提出并引出了“三星堆文化”的概念。1982年-1984年,考古工作队在三星堆一带找到了大量文化堆积层,并探明遗址总面积为四平方公里。1986年,三星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令世人震惊的一、二号祭祀坑分别于7月、8月出土,至此,叩击了数十年的古蜀历史的大门终于开启,几代考古学人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几代考古学人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的探幽发微,使这支已经淹没数千年的古代文物精华被正式发现并结出丰硕的成果。三星堆遗址与河南安阳殷墟,成为我国考古工作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古代遗址发掘研究,持续时间最长、收获最为丰富的两大范例。

  第四组 千古之谜——三星堆及古蜀历史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向学术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尽管研究者众多并且多有建树,但仍有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悬而未决,尚待人们去上下求索。

  精选5篇四川三星堆遗址导游词(五)

  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卡巴阿斯卡村(大麻扎)以北的沙漠中,是一个以东经82度43分14秒、北纬37度58分35秒为中心的狭长地带。东西向7公里宽,南北向25公里长,散布在尼雅河古河床沿线。近年的考古工作又将遗址区向北推移了几十公里。在1700年前的公元三世纪,发源于昆仑山脉吕士塔格冰川的尼雅河经此向北延伸,那时这里还是一片繁荣的绿洲。1700年以来,由于气候和地质的变迁,河床退缩,这里已经退化成为典型的流动沙丘地貌。百年之前,谈到在茫茫的死亡之海中曾存在着这样一片古文明,实属不可思议之事。但百年来的考古成果已经证明,这个“东方庞培城”的存在是铁的事实,留给人们的将仅仅是对于这个事实的来影去踪的考证。一般认为,沙漠周边居民群落的消亡总是伴随着河流的退缩、改道或其它自然条件的恶化。但对尼雅遗址的考古学,气象学、水文地质学的综合研究表明,尼雅文明的消亡极可能不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异,而是由于军事、社会或其他突变因素引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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