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祠风景区导游词范文(2)

　　祠祀的形成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与自然同处于一种既隔绝对立又浑然一体的矛盾状态，又因其文明的低下而无法窥探自然界的奥秘。便常以自己的思维去比附周围的世界，于是只能简单地把物看成是有灵的，与自己相关的生命体。对于原始人类来说自然不仅有生命，而且是巨大而神秘的，对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和魅力，“精神在物质重量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点。”于是自然崇拜便产生了。当人们把动植物中个别的崇拜对象当做本族的祖先或与本族祖先有血缘关系或本族生活有根本的关联成了其保护神的时候，又以想象重构这一崇拜对象，并当作本族的名称标志时，就出现了图腾崇拜。随着农耕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自然崇拜逐渐被归纳为天地崇拜。人们用美妙的传说创造了日月星辰、山川河海诸神并赋于他们超人的能力和形象。又承定居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祖先信仰。“祖先崇拜是从人们重视父系传宗接代开始的，陶祖和石祖的出现标志着图腾崇拜的衰落和祖先崇拜的兴起。敬神尊祖也就进而成为古代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观念。

　　晋祠是奉祀晋国首任诸侯唐叔虞的祠宇，曾名唐叔虞祠、晋王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说：“《山海经》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羁游宦子，莫不寻梁集契，用相娱慰，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

　　高欢、高洋父子，推翻东魏，建立了北齐。定晋阳为别都，并在天保年间在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北齐后主高伟，崇信佛教，于天保五年(公元569年)曾下诏把晋祠改名为大崇皇帝。

　　隋末，太原留守李渊与其子李世民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廿年(公元646年)故地重游，亲撰《晋祠之铭并序》大碑一通。

　　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1023——1031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重建了鱼沼飞梁，祠区布局，大为改观。元佑、绍圣年间，由善男信女募集资金，铸靠造铁人，筑莲花台以壮威仪。金大定八年，更在飞梁大东，增建献殿，专为圣母子贡献祭品。明万历年间，在献殿前增建对越坊和钟鼓楼。接着又在会仙桥的东面，重修了华丽的水镜台供演戏之用。

　　又由于晋祠是晋水的源头，人们又把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视为生命之源的水及水母、水神也是和叔虞、圣母一起来祭祀，并在晋水源头建水母楼、难老泉亭。于是晋祠又成了人们举行地雩祭的重要场所。

　　民间的鬼神信仰主要来源于万物有灵论。 秦汉时好神仙、尚方术之风兴盛，人们对前代神祗作了一番整理，建立了祭礼制度，并设置了大量的神祗，将多神崇拜的方式固定下来，吸引了许多民间信仰扩充了祭祀的范围，增加了祭祀的对象，丰富了祭祀的仪式。几乎无神不有祠，无神不致祭。于是乎晋祠以祖先、山川崇拜为主，儒、释、道及民间诸神为辅的完善的祭祀场所逐渐形成。晋祠也就成了从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到土地神、关帝老爷至文曲星君、英雄侠女等群“仙”会聚的地方，它们无不互弃己见，各居晋祠一隅，共享人间香火。

　　功能与形式

　　祠庙建筑是以精神为原动力而创造出来的。精神功能指人们的心理功能，它包括审美、认知、崇拜三个方面。祭祀是祠庙建筑最初的主要功能。《祭示篇》云：“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日报功，二日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圣王之务也。”对自然神的祭祀出于报功的心理，对祖先的祭祀就是修先报恩了。而民间百姓则主要出于禳灾祈愿的现实需要和对自然力的恐惧依赖的矛盾心理。古代人谢神和祈祷仪式是极形象而富于浪漫想象力的。《乐雅·释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秋祭曰尝;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山曰技悬;祭川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就根据所祀对象的不同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象征手法。《礼记·祭法》郑玄注说：“庙之言貌也，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最早的“先祖之尊貌”可能就是标志生殖崇拜的灵石，宗庙之主“石”。《说文》云：“石，宗庙主也。周礼有郊宗石室;一日大石，约在汉代又演为木主，也就是后代的祖宗牌位。应祭祀功能的需求，祠祀的建筑也就产生了。并随居住、宫殿等营造技术的发展，祠祀建筑也由野外的坟、坛、石进入了有顶的庙宇，又因祭祀仪式的分工专门化和古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又演变为寝殿、献殿或香亭的组合群体。

　　禳灾祈愿的心理——祠祀方式——坟、坛、祜、庙宇。

　　晋祠一组祠祀建筑可谓把祭祀功能发挥到了极至，过会仙桥西行，为古莲花台，台为方形，四隅各铸一铁人护祠、镇水，以壮威仪。穿对越坊便是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组成的核心群体。

　　献殿、殿身三间，歇山顶、四周无墙，当心间前后辟门，其余各间，在坚厚的槛墙上安叉子，形如一座凉亭，灵巧而豪放。敬神时，燃一炷香，那五谷之气，便会使人置身于云雾漫漫，青烟缭绕的神秘氯围之中，从而使人的心灵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上达于天，天人妙合。

　　鱼沼飞梁在圣母殿与献殿之间，古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沼中多鱼，故曰：“鱼沼”;其上立架十字形桥，“架虚为桥，若飞也。”故曰：“飞梁”。东西桥面宽阔，为通往圣母殿的要道，而南北桥面，下斜如鸟之两翼，翩翩欲飞;边缀勾栏，凭栏赏景，益增诗情画意。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说：“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进而考其功能更似一四通之祭坛。雩祀是民间的大事，故春旱求雨，必先择吉日，即壬辰一类属水的日子，然后在城东筑八尺见方的四通之坛，献生鱼八条，玄酒、脯肉一类以祭。在甲、乙日做一条八丈长的大青龙，置放中央，做七条四丈长的小青龙，面向东方，相隔八尺陈列车员。令儿童八人、田啬夫八人斋戒三日，青衣立于龙旁。仪式开始，鼓乐喧天，儿童与田啬疯狂起舞，然后由一近迷狂状态的伶牙俐齿的巫祝，口念祭词，手舞足啃以请雨……。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苍龙始终是我们民族文化一个至今不衰的母题。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卦辞到灵星祭雩祭，从默默无声的神秘卦象到震耳欲聋的祭礼鼓声，哪个不围绕这个母题?这母题具有神奇的生命力，它没有终止于汉代的祭祀，反而在民间稳固地生要发芽、开花结果，演成至今不衰的民俗文化形式、龙舞龙灯、龙戏珠……在当年雩祭的青龙舞，早已种下龙舞龙灯与大型龙舞的原型因子;那手舞足蹈的僮子就是后来的手执波珠的领舞者，那强悍的男啬夫就是后来的舞龙人……

　　水镜台规模壮观，台上东部为重檐歇山顶，演戏时用为后幕，台上西部为卷棚歇山顶，面向圣母殿，三面开敞，演戏时为前台，台下埋大瓮八口，为扩音之用。在民间无论那种酬神还愿的祭祀活动，总少不于表演各类舞乐，以娱神兼娱人，历代皆然。由于古代人民生活困苦，终年辛劳，仅得一饱，闲暇有限，为了调剂生活，每每借祭祀的机会鼓舞欢庆。这种民间的迎神赛社的祭祀仪式，具有公开性、礼仪性和娱乐性的特征〈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天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为乐矣。”〈东京梦华录〉栽北宋汴京城外神保观神诞时的盛况：“廿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廿三日……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廿四日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宋元时期戏曲勃兴，为适应迎神赛社时的演出需要，在露台、乐亭的基础上分前场后幕，单面开敞的戏台。场地也由四周围观，进而形成有固定方向的戏场，并在各祠庙中普遍出现了。

　　娱神娱人的心理一迎神赛社的仪式一露台、戏台、戏场。

　　庙会也是随庆典祀献，迎神赛社而产生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大型公共性活动。也促使祠庙中要有大容量的场院。有的还形成了商业、集会、宗教、社交等综合功能的庙前广场或庙前街。

　　人们在祭祀时怀着既依赖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在迎神赛社中如神兼娱人，在朝山进香时又兼郊游、踏青的意味。这就使祠庙建筑在布局上、形制上呈现出特有的宗教与世俗共存的双重性。因祀神活动中的主体是人数众多的乡民，就必然反映出其公共性，又因其祠礼目的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又必詹呈现出世俗性。表现在建筑形式上是栖神献礼的寝殿、祭坛、献亭为核心;娱神、娱人的乐楼，戏台相映衬;大容量的活动空间场院为过渡，突出开章的牌坊、照壁、门楼以及长长的香道为序幕的有机完整的空间序列。

　　环境与选址

　　晋祠的选址和环境是非常讲究的。自古而今，大自然不单单是人类生活物质的源泉，也是人类心智交流的对象，是人们精神的象征。“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此话赋予自然比拟人化的道德属性，并使自然之美带上了约定俗成的文化内涵。这种传统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晋祠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然本身就是人类最初祠祀的主要对象之一，除一般的地形、朝向、日照、防风、防洪、排水、交通等条件外，用山之峻峭，以壮其势;用水之波涛，以秀其姿，并进而增强其神秘气氛。故山神近山，水神近水，利用优势的自然条件，依山傍水，背风向阳，居高而筑，也就成了古代建筑的鲜明特色。

　　依山作势:高山犹如通天之路，能出风云，导雨水，润大地，长万物，育人类。所以人类与山有着自然的缘分。一方面是人对赖以生存的山林环境的热爱，另一方面是人对高山深谷、洪水猛兽的畏惧，故人们视之为神灵。《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日神。”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言论中，也出现了吟颂山水，景仰山水，借山比君子之德，借水喻仁人之美的山水观念。

　　晋祠被选择了晋阳城西南的悬瓮山麓，背负悬山，面临汾水，依山就势，利用山坡之高下，分层设置，在山间高地上充分地向外借景，依地势的显露，山势的起伏，构成壮丽巍峨的景观。山坡上的建筑处于视觉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其整体趋势与山体内在的向上的趋势相呼应，获得了优美的天际廓线。

　　凭水添姿：在人类的生活中恐怕再没有比水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的了。在古代，人们创造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并根据自己的喜好、想象来塑造其形象，利用人们对水的崇拜来增强其信仰，结合水的形态，运用波光倒影和水质水声、烘托意境，取得理想的效果。也许是由于水的纯洁、永恒、神圣的原始观念，无论东方或西方在宗教和纪念性建筑前，常设一方池水或一湾流水，来作为神俗之间的勾通。

　　晋祠是以泉渠水系构景的佳例。水母楼建于晋水源头“难老泉”之上，并附会“柳氏坐瓮”的美丽传说。泉水从其座下涌出，楼前一八角攒尖泉亭，再下用人字堰南北三七分流，水中不系事。中部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排列于主轴线上，后以欢喜岭上望川亭作为终止符。南部台骀庙、公输子祠、三圣祠、同乐亭，北部苗裔堂、朝阳洞、唐叔虞祠、关帝庙、东岳庙、文昌宫环周布置。这些建筑群或依山、或临水、自成小院，亭桥殿阁、水榭楼台穿插其间，渠水在建筑之间蜿蜒曲折，叮咚作响，与建筑交织在一起，沿渠组成一组组美丽的风景，给庄严肃穆的祠庙平添了几分灵气与动感。

　　因高借远：由于古人崇拜天而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高给人以接近天的神秘想象力，同时高也是表达雄伟形象的方法之一。在山川自然之中，祠宇因地制宜，“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峦之势。”依地形及景观的轮廊特征，巧为辅高设，将建筑对自然的适应与景观中优美的轮廊相统一，“因其高而愈高之，竖阁磊峰与峻坡之上;因其卑而愈卑之，穿塘凿井于下湿之区。”由于建筑手段在表达纪念性、象征性上，不像其它艺术手段那样可以具体描绘，所以往往用崇高、伟大等概念来表达，祠宇选择于高坡之上，以增强其崇高，便是这样的道理，从工程方面来讲，挖填的土方量也近于平衡，是最为经济的，而祠庙中又具备了深远丰富的层次，以至能近观咫尺于目下，远视千里于眼前。

　　空间与布局

　　一般的祠庙数量众多，多为小龛和单独小筑，利用环境根据不同的条件因地制宜、灵活布局，遍布于乡村之间。大型的祠庙空间布局常用主次分明，中轴对称;纵深发展，线形布置;曲径通幽，欲扬先抑;繁而不乱，气势恢宏;向心布局，横向排列等形式，而晋祠的布局则兼而有之，集众所长与一身，分行了一个更为丰富合理的空间。

　　组织序列，引人入胜：出古城南行，时逢夏秋之季，但见麦浪翻滚，稻菽千顷，时有微风拂面，一派江南景色，“未入莲花园，先闻水面香”。路边荷塘之中有一古刹，是创建于北齐的崇福寺(俗称北大寺)，为晋祠外八景之一的“大寺荷风”。再向西折，鸣溪夹路，流水潺潺，放眼望去，远入山峦延绵无际。过观音堂，穿仙翁阁，山麓间一片密林，树梢上露出塔尖，隐约可见许多殿宇，附近是村庄庐舍，前行便是晋祠山门。这样由远及近，从半掩到迎面的转换，层层殿现，层层烘托，借天然的地势及河水景色，反复强调了其神圣，刻意创造了一种使人崇敬的隶穆之感，增强了对人的吸引力。北宋欧阳修诗曰：“古城南出十里间，鸣渠夹路河潺潺。行人望祠下马谒，退即祠下窥水源。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

　　宽阔、开敞的场院：进入祠门，有一戏台，台东部为乐楼，西部为三面开敞的戏台，面向圣母大殿，四周开阔，可容万人聚集。其实早原始人砌筑祭坛、竖起具有象征意义的图腾柱时，建筑空间就从一定的自然空间中划分了出来，有了人的属性。

　　由竖向之物形成的空间，不象线、面那样有围合区或平面界线，然而，它却给人以巨大的内聚力强烈的吸引力，有了一定的区域。就像人们通常喜欢聚集在旗杆、路灯、大树下一样，它的确蕴涵着实用功能目的(原始部落的巫术礼仪，就在这里举行)。因祭祀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这种开阔的场所，虽经开敞到围合的演变，却一直在祠庙建筑中继承下来，形成了大容量的场院。这样由线和面围合成的空间，具有稳定性、聚合性，从而为人们观看戏曲、举行庆典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在祠庙中有这样一个露天却围合的良好空间，从功能上讲，起到了一个融合、过渡区域的作用。殿宇、戏楼的“外”构成了院落的“内”场院的“内”，彼此从属又互为依托，创造出一种微妙的内外互含的关系。

　　通透、过渡的献殿：晋祠圣母殿的献殿，建于金大定八年(公元1068年)，面阔进深各三间，单檐歇山顶，四架椽屋通檐用二柱，殿中前后设门，余筑坚厚槛墙，上安叉子，状如凉亭，格外通透宽敞。在圣母殿与献殿的鱼沼泉上架十字形飞梁，既有四通功用，也增加了灵透感与层次感。圣母殿前廊木雕盘龙倒影于池沼碧水之中，活灵活现。献殿是举行献礼、陈设祭品的所在，为开敞或半开敞的空间，有较好的通透性，又增加了空间层次，在举行祭典时，透过渺渺的烟雾，更有一种超凡脱俗、虚幻飘渺之感。

　　幽暗、封闭的寝殿：寝殿是祠庙中敬神祭祖的神圣场所，设于主轴线的后部，由于古人事死如生的观念，便仿照前朝后寝的形式来建造。圣母殿采用重檐歇山顶，平面广七间，深六间，殿身五间，周匝副阶，前廊深两间，异常宽敞，殿内无柱，内置神龛，中塑圣母，四周侍从42尊，仅前部设直棂窗复加柱廊。殿内的光照环境充分考虑了自然条件，殿内幽暗，前廊光线透过柱廊，斗拱愈显柔和，殿顶瓦垄密密排列，明暗相间，阴阳交错，殿前鱼沼波光粼粼，形成了富于韵律的光影效果。通过自然光，透、折、控、滤等手法，利用人们的心理效应，创造了忽明忽暗、朦胧仿佛、高深莫测的感觉，使人敬意倍增。

　　这样，通过层层递进，主次、大小、远近、虚实、动静、明暗的对比突出了主体空间，给人以变化丰富的感受，增强了其意境的表现力。晋祠建造者在组织空间序列时，综合运用了各种手法，着意处理各个空间的连接和过渡，从内部、外部组成一个连绵不断的有机整体，天空、山峦、流水、林木、瓦屋、殿宇交叠显示，时隐时现，晋祠那庄重、隶穆、神圣的气氛也愈加强烈。

　　艺术特征

　　晋祠是人们创造的最值得自豪的文明成果之一。它有着明确的纪念意义、很好的实用功能、高超的科技手段、浓厚的审美价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环境气氛：建筑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环境之一，无论是小小的居室，深深的廊院，还是曲折的园林，神秘的祠庙，只要人们在里面活动，就不能不受到环境气氛的感染，发生相应的审美反映。晋祠巧妙地利用了远山近水和植物等自然条件，合理地安排了建筑空间关系和建筑群与环境关系，使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你看，出晋阳城南行，入莲花国，由崇福寺折向西行，眼望悬殊瓮晴岚，耳闻泉水叮咚，穿城堡、四陌、祠门、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献殿、鱼沼飞梁到圣母大殿，有明确的起始，陪衬主体和结尾构成一个有节奏的系列。层层深入而渐至高潮，从而产生一种连锁的、强烈的审美感受。西方19世纪的艺术家把建筑称为“凝固的音乐”，除了形容建筑和音乐一样有着明确的韵律以外，也说明完美的建筑序列有如一曲完美的乐章，表现为一种和谐的旋律。即使从中摘出一个单体建筑，也有着自己的序列。柱廊的排列，斗拱的组合，瓦垄的明暗相间，空间的穿插、色调的配置，都安置得合理妥贴，又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而正是由于它的序列特征和人们流动式的观赏进程，又使得其空间艺术向时间艺术转化。这种时空关系的转化，大大深化了它的美学内容，丰富了它的艺术形象。它们是统一的，连贯的，均衡的，既符合形式美的法则，又构成特定的意境，唤起了人们丰富的联想，把人们的情感带进幽雅、崇高神秘的境界。

　　造型风格：环境气氛给予人的感受是直觉的、朦胧的，可意会而很难准确言传的。而人们对建筑艺术的审美知觉，则主要从造型中获得的。和谐是美的基础。远观晋祠，西边山峦绵延，东边汾水长流，殿宇楼台优美的曲线隐约在山麓林梢。圣母殿前廊柱雕木质盘龙8条，倒映水中，随波浮动。殿内无柱，殿身当心间装板门，两梢间安直棂窗。四周柱子皆微向内倾形成“侧角”，角柱增高造成“生起”。下檐斗拱五铺作，单拱出两跳，柱头出平昂，补间单抄单下昂。上檐斗拱六铺作，单拱出三跳，柱头双抄单下昂，补间单抄出重昂，并施异形拱。柱头与补间不同，上檐与下檐相异，可谓穷极其巧矣。殿顶筒板瓦覆盖，黄绿琉璃剪边，色泽均衡精致，整个殿宇庄重而华丽。宋喻皓《木经》中的上中下之段的比例法则，《营造法式》中以材为祖“模数，都灵活运用其中，通过匀称和韵律取得了和谐美。

　　鱼沼飞梁位于圣母殿与献殿之间，方池之上架十字形桥，在池中立石柱34根，柱头普柏枋相联，上置大斗，斗上施十字相交之拱，承托梁枋。东西宽广，南北下斜如翼，与圣母殿上翘的翼角遥相呼应，显示了殿翅欲飞之势。

　　献殿前的金人台上，四隅各立一尊宋代铁铸武士，他们如塔似山，为晋祠镇水护祠。而与之遥遥相望的圣母殿中侍女群像，“各有各的特殊形象，身体的丰满与俊俏，脸形的清秀与圆润，各因性格和年龄大小而异，口有情，目有神，姿态自然，各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思想感情。”她们的阴柔之美与宋铸铁人的阳刚之气，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哲学辩证法，美学的平衡感，在这些古代不知名的艺术家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人的社会，令人难忘的抒情的美的境界。

　　理性与浪漫：古代中华民族文化中无论九流百家，还是礼乐刑改政，都建立在调动人的心理功能，规范人的道德情操，维系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等人本主义基础上。艺术美探索现实的伦理价值，这种理性不排斥人的情感，而是要情理相依;不否定美的形式，而要是要顺理成章。《礼记·乐记》载：“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之也。乐统同，礼辨异。”“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古人把音乐作为艺术的代表，并不是人们任意指定的，而是因其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还因它的形式建立在和谐与秩序上，符合人们最广泛最基本的美感。无论是宫、商、角、徵、羽五音，还是黄钟、大吕等十二律，都表现为数的等差变化而构成的和谐与秩序感，即“律”代表着规范、法则、逻辑，它上可与天候协调，下可与人事相近。“九五之尊”也好，“五岳四读”也好，一道、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合、八卦、九宫以及它的和、差、倍、商反映在建筑的组合与分割上，其中都存在着若干奇妙的组合，有趣的规则，也渗透在人们的生活领域。细观晋祠建筑的艺术形象，她不仅只是单体的造型欣赏，而更在于群体序列的推移;不仅只是局部的雕琢精巧，而更在于整体的神韵气度;不仅只是突兀惊异，而在于整体的神韵气度;不仅只是看，而更在于游。正是由于顺理成章的理性精神，而处处有着等级与数学模式。《考工记》规定：“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营造法式》规定：“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分八等，度屋之大，度屋之大小而用之。”匠师们运用这些规范，创造出了各种情调迥异的艺术形象。这种理性精神渗透到了建筑的空间比例、组合方式、结构功能和装饰手法之中。聪明的古人并没有停留在理性规范内，而是充分调动其艺术创造力，赋予其以蓬勃的生命活力。看那鱼沼飞梁下斜的两翼、圣母殿上翘的翼角和难老泉上水母楼，难老泉下的不系舟，想象是奔放的，形式是夸张的，情调是浪漫的，而正是这浪漫的夸张，才能给理性插上飞升的双翅，使之真正达到美的境界。《诗·小雅·斯干》：“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翼斯飞。”也只有从这种审美的心理出发，才可能对中国古代建筑中最触目、最动人，然而也是最不能令人理解的反宇向阳的屋顶曲折作出解释。在这里实用功能的要求推动了想象的实现，便利的排水(“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溜远”)、良好的采光(“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暴而纳光”)使本来以结构逻辑和艺术构图来显示其理性精神的中国古代建筑，在结构最要紧的殿顶上突出地显示了其奇特的浪漫情调，非常生动地表现了那种理性中有浪漫的美学精神。

　　置身于晋祠，你不能不为古人的匠心独具而赞叹。只有单纯的山水花木、亭台楼阁实在活力不大，而一切诗情画意寄情托性，还须观赏者审美心理的再创造。充分调动一切自然的、人工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流动的步移景异的画面，既有理性的分析，又有浪漫的想象，情景交融才是晋祠之美的真正所在。

　　“建筑是时代的纪念碑”是果戈里的一句名言。由于建筑在人类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丰富的形象，并能跨越若干时代成为历史的痕迹，而这些痕迹正是今天我们深入认识历史及社会发展规律的一条线索。“当歌唱与音乐沉默的时候，而建筑仍在说话。”

　　山西太原晋祠的根源真是古得很，还是周成王封他弟弟叔虞于晋，后人纪念他，才修了晋祠。又为叔虞的母亲，“邑姜”建了圣母殿。殿的中央是“邑姜”像，而左右两庑就塑了40多位侍者。殿初建于北宋的天圣年间，重修于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而在殿内圣母像的座台背后有墨书元右二年的题记(公元1087年)。这堂雕塑完成于元右二年当无疑问了。这时正是北宋人才辈出的时代，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范宽、郭熙等等都在此前后活动着，而晋祠又早就是名胜之地。唐太宗亲自写了温泉铭，李太白写了“晋祠流水如碧玉，微波龙鳞莎草绿”的名句，宋代的范仲淹也有诗歌颂，所以大部分雕塑家都不留名，这堂雕塑的作者也就无径考查。

　　主像“邑姜”即圣母殿的“圣母”，真如很多宗教雕塑一样，由于仪轨、身份的限制，做得比较拘谨、刻板，精彩之作全在于这群侍女之中。严格说来，42尊像中有宦官5尊，着男服的女官像4尊，其中有几尊我看还是后来补加的(这几尊都比大部分原作大了一号)，总的尺寸都和真人大小差不多。这些侍从都是各有专职，身份、性格也是无一雷同。举手投足，顾盼生姿，世态人情，纤毫毕现，几乎可以给她们每人立个小传。

　　左庑东侧第五人就刻划了一个机智灵便，善解人意，见貌辨色，伶俐尖巧的姑娘，是有了相当经验的丫环。可能有人会认为我这个分析有点勉强，因为她们不会说话，又怎么能知道她“善解人意”呢?那么，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请看她的整个身姿微向前倾，似在较快地迈步，和周围几个人相比，她行进速度要快得多，所以我说她是很“灵便”的，也就是说她是很灵活利索的。她脸的朝向和行进方向不同，似乎有人打招呼，她会立即回头应对，有点“蓦然回首”的意味，所以我说她是机敏的、反应迅速的。她眉飞色舞的样子。所以我说她是个尖巧而会讨好的姑娘。正因如此，也似乎颇为得意，所以我说她“善待人意”。这些看法，我以为并不是我的独特想象，而是这件艺术作品的客观效果。左庑东侧，最后一名侍女则完全和她相反，活现了一个天真妖憨，好像初来乍到，还有点不知所措的少女。圆圆的脸，充满了稚气，很漂亮但似乎毫不知觉，动作姿态十分纯朴。而右庑的第一个雕像却可能是个“领班”。一副庄重矜持、不苟言笑的腔调，显示了她已深得信任，也深感自己职在“捧印”的重要。因此她全神贯注于所拿的“印玺”，一手捧托，一手护持。尤其这护持的手，把怕碰、怕磕的心态表现得十分贴切。

　　她的年龄也显然大于一般丫头们，稳重而老练，眼神极为锋利，但却含威不露，嘴角有力，显得是个很有判断力，办事果敢的妇女。我们要特别注意，左庑北墙一行最中间的一位。她身材纤弱而风姿绰约，可是双手捧心，神情落寞，好像有着满腹心事，幽恨怨怅，一肚子不合时宜，一看而知，她是位自尊心极强，不肯随和，不会讨好，连人家的同情都会拒绝的姑娘。这种种的心态是通过正侧两面都呈微微的“S”状的大线体现的。而总的造型极为内敛。自上而下都为直线衣纹，与大动态线相一致，也强调了优美柔和中的倔强之气。她的眼神和其他各像不一样，完全是在内省，对周围的一切都不予理睬。更显出心高气傲、孤芳自赏的韵味。这是一件精到的杰作，说明了作者对社会的认识之深，而造型水平已达到了艺术高峰。我还想再举一个杰出的例子。是右庑第二位的一个头顶高冠的中年侍女。显然她已年老色衰，不受重视，她似乎没有了和别人争强斗胜的条件。

　　但她却在这一大家里历尽沧桑，她已经看透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她的眼睛里已没有了希望和失望，有的只是冰冷的寒意和犀利的洞察。她微微下撇的嘴角说明了她的不满和蔑视。这些表情是十分明确的，是不容误解的。

　　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表情身姿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决不会是建筑主人的意图，而恰恰是雕塑艺人们的深刻构思。我们看到的其实已经和宗教无关，并且和纪念“邑姜”这位“圣母”也没有多大干系，这些创作纯属雕刻家有感于衷的“借题发挥”。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为这些宋代的匠师们加上什么阶级立场的帽子，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组雕塑是现实主义艺术的伟大成就。从中，我们看到了北宋社会的有血有肉、有喜怒衰乐的真实人物，体会到这些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复杂心态和深刻个性，不管作者是有意或无意。我们同时也不能不表示叹赏雕塑家们的高超技艺，这种深入的个性刻划，这种微妙的造型能力在北宋以前是远未达到的。即使我们放眼世界，如果仅从深刻揭示了人物的个性，提示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个性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并未达到这种水平。我并不想以此来贬低文艺复兴的艺术价值，他们是以高超的艺术技巧，表达了人类在那时产生的崇敬理想，是高度概括性的，是象征性的，因而也是类型化的刻划。作为社会的、具体个性的描绘，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出现，则几乎到17世纪上半叶了。当然作为个性的肖像也早已在罗马出现，但到底只限于王公贵族的肖像，还并不是丰富多样社会关系所形成不同心态的提示。其实，就以现在还见到的宋代人物绘画来说，也并没见到如此深刻的描绘，就是描写社会人情的文学著作中，如宋代“话本”，也并未出现如此入木三分的刻划。

　　我们一天的游览就要结束了，服务中的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多提意见。俗话说：“两山不能相遇，两人总能重逢”。希望能有机会再次为大家服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