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导游词800字范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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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静安寺导游词
静安寺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1686号。向为著名江南古刹。据碑志，建于三国吴大帝孙权赤乌十年(247)，创始人为康僧会。寺址原在吴淞江(今苏州河)北岸，初名沪渎重元(玄)寺，唐代一度改名永泰禅院。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始改名静安寺。南宋嘉定9年(1216)因寺址逼近江岸，昼夜受江水冲击，寺基有倾圮之危，住持仲依乃将寺迁至芦浦沸井浜一侧，即现今寺址。
静安寺迁至今址后，规模逐渐扩大，至元时，蔚成巨刹。寺内有8处名胜，即：三国时所立“赤乌碑”、南北朝时所植“陈朝桧”、原于神僧智严异行而流传的“虾子潭”、南宋仲依所建“讲经台”、沸井浜中突沸的“涌泉”、诗僧寿宁所筑方丈室“绿云洞”、行人取道渡吴淞江的古渡口“芦子渡”、东晋遗存防御海寇的“沪渎垒”。寿宁搜集历代诗人题咏，编为《静安八咏集》行世，静安寺由此声名远播。明洪武二年(1369)，铸洪武大钟，耗铜六千斤，上有“洪武二年铸，祝皇太子千秋”铭文，至今呜响大殿，声洪震远。
清初以来，寺屡经兴废。雍正年间，住持孚庵，因寺院田产案胜诉，维护了静安寺的田产，并勒石记其事。乾隆六年(1741)礼部侍郎麦焕捐款重修大殿。乾隆四十三年(1778)歙人孙思望倡议集资重修殿宇。上海道(长白)盛保又修建寺前涌泉亭，并于寺东建报恩院供僧众居住。寺僧大海，曾将寺内被火焚余的宋代银杏树干，雕成十八尊罗汉及一尊韦驮像于寺内供奉。咸丰同治之际，静安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唯余一座大殿。住持鹤峰在缙绅李朝观、姚曦、浙江富商胡雪岩等资助下，于光绪六年(1880)重建静安寺，翌年四月初八寺宇落成，按佛教仪轨举行隆重的浴佛节，四众云集，车水马龙，商贾辐，蔚为奇观。自此形成有名的一年一度静安寺庙会，“三月三到龙华(看桃花)，四月八到静安(逛庙会)”遂成为沪上民谚民俗。光绪九年(1883)由李朝观作记、住持鹤峰勒碑，《重建静安寺记》碑文今仍保存于大雄宝殿前壁。
光绪二十年(1894)住持正生于大殿左右两侧增建两座楼房，再次修葺全寺，使静安寺恢复旧观。光绪三十年(1904)在上海南翔建“静安南翔塔院”一座，将静安寺历代祖师灵骨迁葬该院，并建祖师祠，供历代祖师牌位。塔院旁建有僧舍，派专人管理。直到民国年间，尚有七十三间房屋，土地六十四亩。
1912年至于1916年，静安寺成为上海和全国佛教活动的重要寺院之一。1912年，第一个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会址设于静安寺，著名爱国诗僧寄禅(八指头陀)任会长。次年，寄禅为保护全国寺庙财产，赴京请愿未果，不幸圆寂于北京法源寺。上海及全国佛教界在静安寺召开追悼大会，太虚大师在会上提出“教理、教制、教产”革命说，对全国佛教影响很大。1913年3月，中华佛教总会在静安寺如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推选冶开、熊希龄为会长，清海为副会长，圆瑛为参议长。
1919年，寺前填浜扩路，筑成通衢，命名为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沪西一带日见繁荣，香火鼎盛，礼佛游览者洛绎不绝。寺宇不敷应用，1920年，寺僧常贵会同沪绅姚文栋等人在大殿东兴建三圣殿，基本形成目前寺院之主体格局。
1930-1940年，志法、志汶先后出任住持，任内无所建树，而寺产纠纷兴讼不断，留下许多后患。1941年，德悟法师继任住持，革弊图新，转向佛学教育，注重佛学研究，曾举办数十次佛学讲座，分别礼请应慈、圆瑛、芝峰、丁福保、赵朴初、蒋竹庄等高僧、大德主讲，同时成立静安寺护法会，会同监院密迦整顿寺务，寺风顿有起色。
抗战胜利后，在住持德悟、监院密迦主持下，在原山门之东，另建一座仿唐新山门，由邓散木(铁翁)题额“静安古寺”。并在新山门前、“天下第六泉”井栏一侧，竖立一座古印度阿育王式梵幢，成为静安寺标志。工程竣工后，又逢四月初八日佛诞及静安佛学院开学，在揭幕典礼上，太虚大师以三喜临门，亲自主持剪彩，拈香礼佛，欢喜赞叹。与会僧俗逾万人，成为当时沪上佛界一大盛事。
在此期间，静安寺还于寺后门向华山路，创办静安小学。于南翔建立静安农村实验学校。该校由持松、白圣、赵朴初、毛效同、顾恒(暨南大学农学教授)五人任董事，由大同法师主持教务。两校经费均同静安寺负担。
1947年春，住持德悟、监院密迦委托周孝廉、奚亚夫二律师，联名致函上海市佛教会，主动提出愿将静安寺由子孙剃度制改为十方丛林选贤制。请市佛教会主持推贤选能继任静安寺方丈。同时，静安寺会体僧众也赞同德悟、密迦这一建议，亦函呈上海市佛教会请求改制选贤。于是，上海市佛教会尊重住持德悟法师及全寺僧众愿望，于是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召集诸山长老、护法居士及全寺僧众，举行会议，一致决定该寺改为永久十方丛林，并公推持松法师为改制后首任住持，兼任静安佛学院院长。持松法师接任时，提出四项要求：“一、静安寺既定为十方丛林，今后住持选举，应由佛教会会同本市诸山代表及本寺两序大众公推，以示大公而杜流弊。二、静安寺应作为佛教文化事业中心，逐渐减少酬应，以期成为纯粹弘法之道场。三、寺内经济应行公开，尽力所及，举办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以符佛陀救世利生之旨。四、本人潜心内学，不善外缘，重违大众嘱托，除寺内行政大计如需本人主持外，其余事务，概由监院领导诸执事分别负责。所有琐务应酬，幸勿相累。”获得与会者一致通过。持松法师担任住持后，任命白圣为监院，四项规约，得以实施，寺务大有进展。
静安佛学院建于1946年春，聘太虚大师为首任院长。后持松法师继任院长，白圣为副院长。育枚为教导主任，圆明、守成、妙然先后任监学。师资一时称盛：原金陵大学哲学系主任本光法师讲授佛学概论、比较宗教学、唯识论等课程，道源法师讲授“贤首教仪”，度寰法师讲授因明学，林子青教授讲印度佛教史，关德栋、陈诒先教授先后讲国文，秀奇法师讲授美术。学僧行后就读者近百人。学风严谨，学术气氛甚浓厚，来院作讲座的先后有太虚大师、北平中国佛学院院长周叔迦、法舫法师、能海上师、雪嵩法师、暨南大学牟润孙教授、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倪青原教授等。第二年，学僧自己创办了《学僧天地》杂志，除发表本院学僧研究文章外，为《学僧天地》撰搞的著名人士有南洋慈航法师、佛教学者大醒、法尊、霭亭、南亭、雪嵩、演培、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主任季羡林、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等。因经费困难，仅出六期，但在佛教界有一定影响。1948年初，静安佛学院曾易名为静安学苑。
1948年初，静安寺拨出沿街楼房一处，创立佛教平民诊疗所，持松法师任所长，白圣任副所长，秀奇、乐观先后任事务主任，聘费仲华、郑葆湜、李光佑为内外科主任，李根源为牙科主任。面向贫病之众，施诊给药，救难拯贫，慈悲济世。为筹募医疗基金，由持松法师发起，敦请海内书画名家捐赠作品，举行义展。当时有张大千、邓散木、唐云、白蕉、郑午昌、马公愚、施叔范、张炎夫、申石伽等三十多位名家义赠书画、扇面二百余件，沪上各大报均以一定篇幅报道静安寺佛教平民诊疗所的施诊盛况。这一慈善事业，深得社会群众嘉许。
建国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两次拔款修理静安寺，成立修复委员会，由圆瑛、持松、苇舫、清定、赵朴初等十四人为委员，圆瑛任主任。1953年，方丈持松法师在寺内建立真言宗坛场，接续了我国自五代以来失传已久的东密。坛场设于法堂楼上。中间主坛称“大坛”，是修法时主要坛场，供奉毗卢遮那如来、不动明王、受染明王三尊塑像。左坛称“护摩坛”是修法时焚点乳香等作为供养的坛场，上供普贤延命金刚，后挂“金刚界大曼荼罗”。右坛称“圣天坛”，上供如意轮观音菩萨，后持“胎藏界大曼荼罗”。东西两壁挂传承真言宗的八大祖师画像，分别为龙猛、龙智、金刚智、不空、善无车、一行、惠果、空海。东边一室，中供孔雀明王，两壁挂密迹金刚和真言宗历代祖师法系表。西边一室，左供奉大黑天，右供奉诃利帝母。两壁挂十二诸天：东壁为月天、地天、毗沙门一、风天、水天、罗刹天;西壁为日天、梵天、伊舍那天、帝释天、火天、炎摩天。从此，在持松法师主持下，寺内日常修习密法，每年春秋两季举行修法大会，传授密法，为弟子灌顶。每逢香期佛诞，全寺开放，香客游人，一时称盛。1966年““””中，寺庙遭受严重冲击，佛像被毁，法器文物等劫掠一空，僧众被逐，整座寺宇被改为工厂。
1983年，静安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之一。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拔乱反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认真落实，静安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4年，上海市佛教协会成立静安寺修复委员会。由会长真禅法师任主任，副会长贾劲松副主任。在广泛征求佛教界及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按原样恢复。僧人也陆续返寺，一批幸存的古文物也相继归还。1985年静安寺修复开放后，淦泉法师任住持。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心下，全寺僧职人员共同努力，坚持农禅并重的传统，勒俭起家，从零开始，自养自立，香火日盛，法务再兴。1985年，静安寺修复真言宗密坛期间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第二次“空海入唐求法至长安之路”访问团参访静安寺，团长内海有昭、副团长静慈圆、秘书长前有隆，赠送了部分密坛法器，使真言宗坛场得以较快恢复。同时建立了“持松法师纪念室”，陈列持松法师海内外弘法的照片、生前著作、书画作品、日常起居用具等。1987年，度寰法师任住持。1988年，新建大雄宝殿，由赵朴初居士题额。
1988年3月度寰法师圆寂后，同年10月，由真禅法师兼任静安寺方丈。香港李国庆居士夫妇捐献汉白玉观音菩萨立像一尊，供奉于圆通殿。次年，新加坡居士刘庚宇等捐资从缅甸请回高3.6米的释迦牟尼玉佛坐像，供奉于大雄宝殿。1994年，新建三层楼僧寮与上客堂，文物楼、寺务处办公室先后落成。是年十月举行持松法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与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美、日、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及港台地区佛教界友好人士、北京、江浙鄂皖、本埠诸山大德、学者专家、护法居士近千人与会，盛况空前。落实政策以来的十年，静安寺的发展与修复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此外，建于明正德年间的位于宝山区罗店镇上的玉皇宫，于1988年改称梵王宫，作为静安寺下院，由静安寺前监院从达法师住持。静安寺在自身修复的情况下，仍然拔出款项，支持梵王宫的修建开放。1993年，梵王宫改名“宝山净寺”，更具规模。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亲赴礼佛，并为安养院题辞：“老有所终，大同理想。报众生恩，法老为上。如奉父母，如敬师长。美哉梵宫，不殊安养。”
1995年底，慧明法师调来静安寺任监院。1996年初，成立了以德悟法师为主任的新的寺务委员会，在集体领导和民主管理方面又遇上新台阶。期间，慧明法师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韩国举行的中日韩佛教友好研讨会汉城大会，出席了尼泊尔蓝毗尼阿育王石柱发现一百周年庆典以及由中国援建的“中华寺”奠基仪式。他在参访尼泊尔加德满都斯瓦声杨布寺时，请回了佛陀舍利。
静安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响应中国佛协建立人间佛教的号召，实行文明敬香，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寺院文化品位，发扬佛教优秀文化传统，热心为社会慈善事业献爱心，作贡献，对抗洪救灾、希望工程、帮助失学儿童、扶贫救困、并为西藏日喀则地区援建“上海赤乌希望小学”一所，受到了佛教信众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静安寺素斋，久负盛名。门市供应素食、素面，每日供不应求。每年中秋，精制净素月饼，成为馈赠亲友佳品，深受海内外信众欢迎。
目前，静安寺在恢复原貌的基础上，还将规划改建与扩建。除主要建筑：赤乌山门、兜率殿、大雄宝殿、圆通殿、真言宗坛场、文物楼、功德堂、素斋部、僧寮外，还将兴建法堂、藏经楼、佛教图书馆，复修“静安八景”等。寺内收藏佛教文物甚多，有宋光宗赵惇为太子时所书“云汉昭回之阁”碑(建国初，经市古碑展览认定为上海最古之碑)、明洪武二年(1369)所铸大钟、历代名人字画，包括苏轼《心经》书卷、文征明、陈继儒、张瑞图、伊秉绶等书轴长卷、扬州八怪、吴昌硕、张大千等人画轴，王一亭佛画多幅。有汉魏至清代石刻、铜铸、鎏金、白瓷、漆金佛像多尊。有《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影印宋《碛砂藏》(全称《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日本《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每日殿堂均对香客游人开放。1985-1995十年间，共接待海内外信众达120万人次，并与欧美、东南亚、南亚、东亚诸国及港澳台等地区佛教界有经常的联系和友好效。静安寺一派欣欣向荣，正迈向新的世纪。
上海的桥梁及隧道介绍
上海的桥梁及隧道
----桥，见证上海百年沧桑
列强入侵，租界辟建，吴淞江成为“苏州河”
迄今有文字记载的属于上海的第一座桥，是1700多年前现在的嘉定安亭镇曾有过一座山门桥。今日上海现存历史最长的，是700多年前的宋代石桥，保存较好的古代石桥大抵有300余座，大多分布在青浦、松江、嘉定和金山一带。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列强入侵，租界辟建。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中外金融力量在此地交锋。各国列强为自身利益，苏州河成为了他们在上海建造桥梁的主要“战场”。西方国家先进的近代架桥技术，开始输入中国。自此，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桥成了上海桥梁的主流。
苏州河是由松江——吴淞江演变而来的。当年的吴淞江，源于太湖，从今日的北新泾到虹口一带是其下游，人称“沪渎”。唐宋两代，沪渎流量丰沛，江面开阔，是所谓的太湖“正脉”。而当时沿松江而下每隔10里开挖的疏通支流，只是一“浦”。因为开垦过度以及水利失修，吴淞江淤积变得窄小，原为支流的“浦”却整治成了主流。
吴淞江改称为苏州河的始作俑者，是外来的英国人。上海开埠之后，成了中国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侨民大量涌入。吴淞江是当时将苏州地区盛产的丝绸制品运往上海的大通道。外国商人从生意的角度出发，顺着吴淞江即可到达江南丝织手工业中心苏州的“地理”特征而言，将吴淞江称为了苏州河。1916年，人们将吴淞江在上海老市区境内的河段定名为苏州河。
吴淞江的更名，可以看作是上海近代手工业及商业发展的一个形象标志。
106年的14座和50年的10座
明朝时候的1570年，海瑞对吴淞江进行疏浚，在今日的福建路附近建造了一座石闸。300多年前的这座老闸桥，就是吴淞江上最初的桥了。
随着外国租界的出现和扩张，交通往来的需要，在道路和码头陆续辟建的同时，人们也在吴淞江上架设了一些木头桥梁。有些桥以建造者的名字为名，如英国人威尔斯建造的第一座洋桥，名曰威尔斯桥。美国传教士蓬恩造的桥，即命名为蓬恩桥。有的则是以附近的著名建筑物或企业为名。如四川路桥原来就叫邮政局桥，江宁路桥叫作造币厂桥，在圣约翰大学校内的桥叫作学堂桥。有的是以功能为名字的，如铁路桥、自来水桥、垃圾桥。有些则以原来的摆渡口为名，如三摆渡桥、曹家渡桥、里摆渡桥等。由此伊始，苏州河上架桥不止。
300多年来，苏州河上建造的桥，有过300余座。其中，开埠至1949年期间，历经106年，建造的桥数量是14座，多为木头桥，极少为钢结构桥。自上海解放到20世纪的50年中，新建造桥梁10座，多为钢筋混凝土桥和预应力混凝土桥，并对全部旧桥梁进行了大修、改建和重建。如今苏州河上共有桥梁25座。
苏州河的桥中，第一座正规桥梁是威尔斯桥，即外摆渡桥。早在分割租界之前，苏州河把上海隔成了浜南和浜北，南北交通全靠摆渡。小刀会起义之后，英国在苏州河南岸划定了租界，美国则在虹口一带开辟了租界，两岸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这时，一位在英商怡和洋行供职的英国人威尔斯，集聚了20来个洋行经理或鸦片巨贩，组成“苏州河桥梁公司”。公司成立，首先于1856年投资12000两银洋，在外摆渡口处建造了一座木头桥，起名为威尔斯桥。上海人过桥须交税1个铜板，车马加倍。
威尔斯桥对中国人的歧视，引起上海华人的公愤和抗争。租界公部局在威尔斯桥旁另造一座木质浮桥，因不再要上海居民付钱过江，故得名为“外白(摆)渡桥”。至1885年，租界公部局决定再造一座钢质桥梁，以替代破旧的木质桥。1908年，新桥竣工，通航净宽为50米。
上世纪30年代始至70年代初，黄浦江上一片“空白”
人们在苏州河上建桥时，黄浦江上却一直没有建桥的“消息”。
鲜为人知的是，在现今的松江境内，曾经有过一座木石结构的跨江大桥，全长300多米，位于现在的黄浦江上游和泖河的水面之下。20世纪70年代，当地政府曾在这一带打捞到100多立方米的木材和数百吨的石料。经有关方面考证，这座水下大桥为黄浦江上的第一座大桥。
除了这座无从查考又沉睡在水下的无名桥，黄浦江上迄今没有发现第二座黄浦江古桥的遗存。但是，没有桥，并不能说明上海人就没有在黄浦江上建桥的期望和梦想。
1931年，上海的一些富商豪绅试图将在黄浦江上造桥的梦想变成现实。他们筹组了建桥的机构，打算借洋人的力量筹措百万元美金，在董家渡建造一座钢质浮船桥。这些富商浮想联翩，大桥上可通行电车、汽车、马车和人力车，桥中央为活动开口，可供大型船舶通航。事情甚至已经进行到了与德国商人草签协定的地步。但是，政府腐败，得不到当局的支持，到头来也只能是扼腕长叹而已。
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市越江工程委员会诞生。1946年6月，上海市越江工程委员会委托以茅以升为总工程师的中国桥梁公司就越江工程办理设计及钻探等工作，并下拨巨款作为建桥方案规划和设计的费用。年底，中国桥梁公司完成一期工作，向当时的市政府递交了《上海市越江工程之研究》的报告。
这份《研究》提出了三个越江方案：一，在现在的延安东路外滩与浦东陆家嘴之间开凿隧道;二，在十六铺与浦东东昌路之间建造低架活动桥梁，定时起闭;三，在黄浦江上建可使用高桅杆船只通过的高架固定桥梁。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上海市民的殷切期望，再一次地沦为了失望，技术精英们的心血也再次白白流淌，国民党一手挑起的内战的枪声，将在黄浦江上建桥的美梦击得粉碎。
1949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一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上海政府对在黄浦江上建桥问题进行过多次构想性的研讨。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些研讨还都局限在口头上，仅仅“落实”在字面上。
黄浦江无桥历史一去不复返
黄浦江上的空白，是在70年代被上海建设者们填补的。1972年，国家重点工程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在金山地区动工。为了承担石化总厂的各类运输任务，必须在附近建造一座越江的公路铁路两用桥梁。这一经济建设的动机，终于将在黄浦江上架桥摆上了上海的议事日程。1974年3月，方案确定。同年7月，大桥建筑工程队进入建桥现场。第二年，即1975年9月，黄浦江上的第一座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这座大桥的建造仅用了一年零一个半月。
时隔9个月，铁路桥上层的公路桥也建造成功。1977年12月，验收合格的大桥移交上海铁路分局黄浦江大桥管理所接管。这黄浦江上的第一座大桥被命名为“松浦大桥”。
上海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南浦大桥的“浦”字辈“兄长”。当然，也有人是知道这座大桥的，但是他们说话了：这是一座郊区的桥，我们市区黄浦江上的桥又在哪里?
这样的问话是有理由的。千百年来，一条黄浦江把上海划成为几乎隔绝的两大块——浦西和浦东。一江之隔，两方天地，浦西的繁华和浦东的落寞形成强烈的对比。
1986年7月4日，以江泽民为市长的上海市政府正式向国务院提出了建造黄浦江大桥的项目建议书，并很快获得了批准。1987年，建造市区黄浦江大桥被正式列为上海的五大市政工程。1988年3月，朱镕基在接任上海市长前夕，国家计委委托中国国际咨询公司聘请45名专家，对黄浦江大桥进行评估，获得一致通过。
1991年11月，一座号称“中国第一”的斜拉桥——南浦大桥终于在上海横空出世。
南浦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国内第一座双塔双索面钢筋混凝土叠合梁结构斜拉桥。大桥位于市区董家渡与周家渡之间，这里是黄浦江市区江面的最狭窄处，宽仅360余米，且桥位附近地段及两岸地形平坦。大桥全长8629米，其中主桥长846米，一跨过江，中孔径为423米。浦西与浦东的引桥均以复曲线成螺旋状。南浦大桥所用的钢索全部由上海浦江缆索厂加工特制。大桥抗震设计为7度设防。
80年代，市区越江隧道和车渡均显饱和状态。打浦桥、延安东路隧道和南浦大桥都在苏州河以南地区，而占过江交通量34%以上的苏州河以北地区，还没有一处具有连续通行能力的越江工程。由此，在苏州河以北地区建造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对于缓解过江难、早日形成完整的内环线和浦东、浦西融为一体的市区立体交通新格局，是相当迫切的。市政府决定：在黄浦江上再建一座越江大桥，即杨浦大桥。跨度属世界第一的杨浦大桥于1992年6月开工，1993年11月通车，历时一年又4个月。
1995年10月，继松浦、南浦、杨浦大桥之后，黄浦江上又架起了一座奉浦大桥。这座大桥建造在闵行至黄浦江西渡渡口1.5公里处。
1994年4月1日，在杨浦大桥合龙一年之际，黄浦江上的第三座斜拉桥徐浦大桥，又擂响了第一锤。1997年6月24日，徐浦大桥进行隆重简朴的通车典礼。
2003年6月29日，卢浦大桥正式通车。如同弯月一般宁静、美丽的卢浦大桥，是黄浦江上第一座通过向全社会公开招商方式投资建设的大桥，也是上海第一批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这座大桥总投资2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南浦、杨浦、奉浦3座大桥投资的总和。
从1977年至2003年，在短短的20几年之内，，上海市在黄浦江上就建造起了6座越江大桥，从“零”的突破到“世界第一”，实现了历史的一大跨越，创造了人类建桥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从松浦、南浦、杨浦、奉浦、徐浦到卢浦，一座大桥就是一座时代的丰碑。由于跨江大桥的横空而起，黄浦江两岸再不是浦西和浦东、城市与乡村的隔离带，更不是繁华与冷清的分界线。浦江大桥成为了连接两岸的纽带，也成为了浦东开发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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