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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读后感范文

邱妹分享

  读后感可以叫做读书笔记,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文体,也是应用写作研究的文体之一。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袁氏当国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袁氏当国读后感范文

  年初购此书,当即读完,颇为作者的行文和观点折服。唐德刚先生文体自成一家,半文半白,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可读性极强。前此读过其《晚清七十年》即有所感,比大陆史家博雅多多。

  此书多为袁氏回护,看来还算客观。盖形格势禁,不得已也。同时唐先生再次强调中国转型期的200年历史三峡观点,不相信革命会毕其功于一役。此观点抛弃所谓阶级斗争的学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立论,颇能得人心。

  近日从网上下载了作者另一著作《民国前十年》,发现《袁氏当国》即是《民国前十年》的一部分,前者在大陆出版时个别地方有删节,主要是大陆忌讳的地方。而后者可能是港湾版,联系大陆的议论之处均直言不讳,比读《袁氏当国》更全面有力一些。大陆版是经过重新编辑,截取一段成书,但并未说明,也许是经过作者同意的吧。

  吾人记忆力大减,年初读此书,现在电子版重读,竟未发现读过,直到发现有错字,检查此书核对,才发现原文几乎相同。还好,一年内两读,增强记忆了。

  篇二:袁氏当国读后感范文

  近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力作《袁氏当国》,颇有些感慨,袁世凯其人,本为一个平常不过的封建官僚,后来因为形势动荡,时局变幻,终于被历史推到了前台,并最终当上了民国初期的第一任大总统,真可说是时势造英雄。然而,袁氏骨子里终究是一个旧式官僚,其帝王思想可谓是根深蒂固,再加上身边杨度之流的一干损友的煽风点火,终于导致最后改弦易辙,搞起了帝制复辟,可是历史的车轮终是袁氏等人所无法阻挡的,民主政治的潮流如长江大河,汹涌向前,袁氏等人的复辟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细品袁氏的政治生涯,其实可以以一言以精辟概括之:成也时势,败也时势!

  袁氏从当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发展到最后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大员,其中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实在也离不开当时革命党的"帮助",特别是在满清后期,若没有神州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国乱思良将,不得已才把已经被闲置一边的袁氏启用出山,则袁氏的命运也许就是终老山林,更加谈不上什么出将入相了,至于后来,这股革命的潮流更是被袁氏加以利用,作为与朝廷要价的砝码,并最终借此成就了其权倾当朝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造就了一代乱世奸雄。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也。

  等到袁氏当国以后,本来如果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坚定地沿着民主政治的道路走下去,那么他也许将成为名载史册的一代开国元首,并最终功成名就,但可惜的是,囿于其自身的局限,他最终无法看清这一点,再加上他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以及身边的一大帮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损友的推波助澜,终于走了回头路,玩起了帝制复辟,与历史大潮相悖逆,最后导致功败垂成,身败名裂。真是败也时势,造化弄人!

  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有时候人也真的能够改变历史,但那往往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面,因势利导,才能够真正实现,离开这一点,则一切无从谈起。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以一己之力,逆流而上,与澎湃向前的历史潮流相对抗,最终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袁氏的失败,在于他以及他身边的一干智囊们根本不懂这个道理,看不清当时的形势,不懂得民主政治进程的不可阻挡,而强要与历史唱对台戏,那么最终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可以说,袁氏的一生,正是成也时势,败也时势的生动写照。

  篇三:袁氏当国读后感范文

  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唐德刚写的《袁氏当国》,还没看完,大致写的是辛亥革命,袁大头称帝那个阶段的历史。

  看到现在,感触最深的,就是当年袁世凯邀请公共管理学的先驱,美国的古德诺老先生来中国研究专制和共和哪个更好的问题。

  这位老学究研究了一六十三招,得出的结论——纯学术性的——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专制比共和更合适。

  于是,袁世凯大人找到了理论依据,顺理成章地登了基,高高兴兴地当上了他的袁大脑袋。苦了的是古德诺,再怎么开记者招待会也没用了,本来有希望当上美国总统,这回全没戏了,还背了一个硕大的历史黑锅——支持复辟帝制。

  真挺冤。

  但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有很多人是赞成恢复帝制的,而且听听"六君子"蔡元培、胡适之……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喝过洋墨水,智商绝对不低于180.

  想想有点不明白了,按照中学历史教材的权威记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怎么还有人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

  再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的民主真搞得不太明白,古老的中国社会,向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努力,但也的确和民主共和的状态有着太多的矛盾和冲突。

  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比现在的印度还牛,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没有能力参与到用投票决定自己和国家命运的工作中。那认字的百分之二十,各种党派山头林立,把民主党成了科举的替代形式,入党想的是当官,当大官。就是真正的兴中会、国民党员,也是脑袋一热就把枪掏出来——宋教仁案还没有定论(其实到今天也不能肯定地说,是袁世凯指使的,最有可能是传统政治模式的牺牲品),就开始"二次革命"——黄兴等人极力劝阻,无奈是党内少数派,于是他们就用民主的形式,践踏了自己制定的宪法。

  有人认为二次革命是暴乱,我认为起码不理智,不是民主政治的方法。

  看到这里,感到,有的时候,变革太剧烈了,变革的力量向原子弹爆炸一样无法控制,任由变革本身推动社会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反而会毁灭社会。

  这样的例子很多,像法国大革命,那还是思想准备了几百年,也是从头乱倒底,吉伦特牌、雅各宾派……愿望都是好的,决策也都是民主的,但脚底下是一片片的人脑袋。

  直到出了一个拿着破轮的拿破仑,自己当了皇帝,才解决了问题。

  篇四:袁氏当国读后感范文

  辛亥百年,往事并不如过眼云烟。站在更自由、更开放、更文明的21世纪,回首101年前由"帝制"转入"民治",可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清末民初那段风雨飘摇的时光里,出现了两个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一是孙中山,一是袁世凯。惶惶恓恓,沧海桑田,对两人的评价却是亘古不变,前者流芳万世,后者遗臭万年。无异乎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结尾说的:"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由民国九年走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师尚且如此,何况吾辈?

  袁老辣,孙天真

  且让我们回到1912年初,民国成立,清帝尚未退位的时候。袁世凯同时对付清廷和革命派的套路是"先养敌、后逼宫、再摊牌"."养敌"是袁世凯放纵革命派壮大,实力却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好让自己有本钱同时和两方面谈判;"逼宫"好比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袁世凯将年幼的溥仪和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紧紧握在手里,瞎编革命军三头六臂上天入地云云,恐吓清帝退位;"摊牌"是孙中山承诺过,清帝退位之时,便是袁世凯接任大总统之际。

  "摊牌"一项并非袁世凯威胁恐吓革命党,当时天下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呼声甚高,我认为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拥兵自重,北洋六师是正规军,怎可与革命军这种杂牌军相比;二是袁世凯的中国式"光荣革命",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将覆灭清廷;三是他声称上任后会推动民主共和政体的发展。这时他站在共和政体这边,或许是出自真心实意,或许是静观其变,至于他后来为什么开倒车复辟帝制,那是后话了。

  一战期间,日本先下手为强,逼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五号、二十一条".袁世凯深知自己不是日本的对手,若是不肯弯腰就被毁灭。因此他故意将"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忙于一战的列强回过头来制衡日本,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如今看来,五四运动被骂为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啊,若非国弱,谁愿意向列强低头?总而言之,袁世凯是推翻清朝,维护民国初年安定局面的唯一一人,他的功绩不该被淹没。说孙中山推翻清朝、推翻封建制度,纯粹是自欺欺人,"孙大炮"根本无此实力。

  "孙大炮"究竟有多"大炮"、多天真,我们权且可以当做笑话听听,"国父"的圣光还是不该磨灭的。第一件事,孙中山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美国科罗多拉州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为生,接报之后火速赶回上海。长年在外宣传革命活动的他,回来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坦言"我一个钱也没带回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革命精神",真是辛苦了浴血奋战的黄兴等人啊。第二件事,袁世凯担任总统之后,"宋案"发生之前,是孙袁二人的"蜜月期".孙中山不是认为"三民主义"就剩下民生主义还没完成么,袁世凯为了"安抚"孙中山,便按照他的意思派他去"修铁路"了。"孙大炮"脑子一热,就立志在民国初年延长铁路20万里(一说是10万英里)。截至2012年,中国铁路总里程才12万公里左右,想必袁世凯当时心里就发笑。第三件事,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入党宣誓词就有"服从先生,再举革命",党内高级干部均由党魁直接指派等等,给人的感觉怎么这么像独裁?

  法治法治,先法后治

  "宋案"发生之后,国内的舆论矛头直指袁世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通过此案向中国人灌输欧美的法治精神。虽然黄兴咬定是袁世凯做的,但他还是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是孙中山一拍脑门就要兴兵伐袁,这不是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让司法部成为花瓶么?唐德刚先生说:"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即便是民国刚刚建立,百废俱兴,可这法治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吧,能让别人对共和体制不寒心么?

  法治法治,先法后治,无法又哪里谈得上治?若说袁世凯上台前制定法律的工作在正常运行,那么袁世凯上台后,制定法律更像是为他个人服务了。当然,其中也有成为后世立法蓝本的法律条文,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功过理应折半。

  虽说袁世凯称帝前,将政府部门"打扮"得漂漂亮亮,俨然一副民主共和的气象,然而细看其人员安排、权力制衡等各方面,不过是一出"披着共和外衣的中央集权"的小把戏。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贪赃枉法逾500元便可判处死刑,虽说这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要求和体现,但与当下风气相比,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

  袁臭孙香,命哉时哉

  按照唐德刚先生的意思,孙袁等人的命运决定于民国初年那个"烂摊子",这是个无人可以收拾的"烂摊子".孙中山、黄兴等人半路转手,没有继续打理这个外表是"胜利果实",实质是"烂摊子"的中华民国,才免于一场千古骂名的浩劫;袁世凯是进退两难,最终因开历史的倒车而车毁人亡。

  为什么说民国初年是个"烂摊子",我认为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可以加以说明。由帝制转入民治,中国走的太快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存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有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等等,这些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咔擦"掉的,转型需要一个长久的时间。大胆的说,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转型期里面。这没什么可怕的,英国、法国走了几百年的路才有今天的高度;美国是移民国家,一开始就有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土壤",它没有君主、没有过去、没有思想残留等等束缚。因此,民国只是一个初生的,长得像外国人,却留着中国血的婴儿,稍有不慎,便会夭折。

  孙中山晚年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撒手人寰之前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之他之前的辉煌事迹,这一切怎能不让我们对他产生遐想和同情。 "孙大炮"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生搬硬套外国体制,不懂得结合国情,这样的改革多半是要人仰马翻的。若是没有袁世凯,谁知道他会不会成为"袁世凯"?

  后人对于袁世凯的最大诟病在于他的野心。没错,谁不想做皇帝,可他的野心最后也吞没了他自己。然而其它因素的推泼助澜也是必需的,例如"太子"袁克定的宣传吹嘘,假造《顺天时报》,说日本人赞成袁世凯称帝;古德诺教授的言论被误解,弄巧成拙成为推崇帝制的先锋;筹安会"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人都是幕后推手。正如曹操晚年,位极人臣,朝内大臣竟罔顾龙椅上的汉献帝,奏表让曹操称帝。可惜袁世凯不做曹操偏要做曹丕,这骂名自然是他咎由自取的了。

  《袁氏当国》一书提及蒋介石的《告国民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对待历史理应如此,了解透彻细节和利弊,方可作自己的结论,不可将绝对结论推而广之束缚大众。史实有时候会蒙蔽自己的双眼,例如这次"再论孙袁",实在是颠覆了很多认知。唏嘘之余,不禁感慨,真历史往往比假小说更精彩。

  篇五:袁氏当国读后感范文

  近期拜读唐德刚老先生的《袁氏当国》一书,感觉受益良多。盖唐氏应是多为欣赏袁氏,同情袁氏,但也批评袁氏。赏袁氏之才,叹其传统政治手腕之老辣成熟,也认为其是"治世之能臣";惜袁氏生不逢时,偏生与他那时个社会转型的乱世,令他成一个"乱世之奸雄";也批其狭隘,不识唐氏所谓之的"历史三峡"之局,悍然打起称帝的大旗,终受各路"口诛兵伐",而落一个连退而当大总统也不允的悲剧下场,颇似当年秦二世临终的"三求",真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

  仔细想想,笔者以为袁氏经历颇与法国路易·波拿巴相似。路易也是当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没多久便也复辟帝制,当起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而那个短命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一场激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中诞生。这些颇与中华民国诞生于辛亥革命,而民国不久,袁氏又要闹做皇帝这一路线相似。这不由得令笔者想起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觉得袁氏亦有自己的"雾月十八".

  然而,袁氏又毕竟不是路易·波拿巴,袁氏的"雾月十八"远没有像路易那样取得成功,袁氏这个"洪宪皇帝"每当几天,就在全国的一致讨伐下与他那个"中华帝国"一起见鬼去了。唐氏在其书中,他给出了很多角度的剖析解释,其中给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注意,是历史学家的角度而非政客、军阀的角度)的解释,即其"历史三峡"论。

  袁氏当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巨变和社会转型剧烈的历史,这个转型,用唐氏的话来说即是从"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转型,又或者用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近代化转型。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转型非从袁氏当国开始,而是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开始慢慢展开了,因为这个转型是多层面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外交的、军事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的······)而非单一的领域,正如唐氏说所,

  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形态。政治生活只是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明末清初以李贽和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知识界便已经开始泛起了反专制主义的涟漪,只是应者寡寡罢了,而他们的思想也被视为"异端"而受到压制。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下开始了自己艰难的近代化路子,这里面有西方影响,也有中国文化自身的营养。就这样,中国历史也翻开了近代历史的篇章。"袁氏当国"就是这个近代化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中国近代化转型的一部分,自然不应该脱开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大局来看。

  在这个近代化大潮中,笔者十分赞同唐氏的"历史三峡"论——社会历史向前推进,没有开倒车的余地,从"帝制时代"走向"民治时代"这个方向不可逆转,民治时代终将到来,这个就叫做"客观实在".

  只是在这个"客观实在"面前,袁氏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扛起了复辟帝制的大旗?唐老先生应该是从很多角度进行了阐释,如袁的个人因素,袁的身旁人鼓动的因素等等。但值得一提的,应该是那时的"社会存在"(笔者有意区分"客观实在"和"社会存在"两者,事实上,唐氏所讲的"客观实在"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即一种真实存在的规律和趋势,信奉的人会将其视为真理;而"社会存在"即现实存在的东西,换个说法也叫作"国情",它也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却没什么信奉与不信奉之说)

  那时的"社会存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无非这么四个:

  1.共和国体(现代的政治术语应该称为"共和政体",在此笔者沿用唐氏的叫法);

  2.军阀政治

  3.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和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

  4.内忧外患

  当然,除了这四点外应该还有别的,例如"黑金政治"等等,但这些都可视为其中的衍生之物。

  基于这些社会存在,"书呆子"古德诺写下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继承式的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的寡头制。唐氏认为,古德诺的这篇谬论"还不算太缪。他的缪,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唐氏还提到:

  古氏对袁世凯作上述分析时,他也留了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政体(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政体没有异议;(三)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三者缺一不可也。

  看来古德诺也是向袁世凯推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呀!要全民认可,不就像路易得到法国小农的认可,然后又得到国会通过,恢复帝制吗?

  唐氏认为古德诺的理论"不算太缪",但却忽略中国的政治实际。唐氏书中这样评论道:

  他(古德诺)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到实行共和,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唐氏的这一番评论开始时令笔者感到疑惑,在书的前篇,唐氏分明提到"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但细细想来,却也可以理解。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另一共和大国——法国的模式呢?早在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也表明其不适合中国当时国情。那怎么办?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共和模式。这或许是唐老先生的所谓"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吧。基于这点,唐氏赞成袁氏的"可继承式总统制",做一个"皇帝总统";但反对撕开总统外衣,复辟帝制,偏要带上那个虚衔,这就成了在"历史三峡"的洪流中中逆流而上的愚蠢行为,自然也就被一片痛骂了。

  然而,若就"历史三峡"论来看,何以路易·波拿巴能成事?这岂非与"历史三峡"论相悖?唐氏书中有一篇章"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唐氏说:"历史哲学离开历史史实便是空话······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显然,历史哲学与历史史实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而以"历史三峡"论解释袁氏的"雾月十八",通;解释路易的"雾月十八",不通。何也?笔者愚见,以为纯历史学家角度不能解释一切的"雾月十八"现象,因为事情的发生毕竟不是为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而发生,单纯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一切历史史实,又或者说微观的具体历史史实难以用宏观的历史哲学来解释(例如"历史三峡"论,笔者赞成这一观点,但这是一个大局的趋势,是宏观的;而袁氏也好,波拿巴也罢,都是具体微观的历史现象,而历史最终由"历史三峡"论来书写,无论是何种模式、何种道路、是何过程,都不能改变这一趋势,这回过头来看就是所谓的"客观实在"了。这正应了那句话,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这也或许为何唐氏要多层面来剖析袁氏为何失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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