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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营销经典案例分析解读(2)

弘达分享

  整合营销经典案例分析三

  农资人,你是否看见鱼在流泪?

  家乡处在鄱阳湖流域的一条支流旁,水系发达水产丰富。小时候我们家里是从来不买鱼吃的,想吃鱼拿根钓刨几条蚯蚓去河边,一时半会一顿美味就回来了。那时候小河里就是我叫得上名的鱼类就达几十种,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它们大多都绝迹了。终归原因也就是人口的增长,人们饮鸠止渴式没有节制的捕捞。而在这过程中,我们一些聪明的农资人却成为了最大的幕后凶手。

  不知道是哪个聪明的农资人在阅读农药说明的时候看见了此药对鱼虾剧毒,严禁残液倒入池塘河流。而正是这个农药标签给聪明的农药人提供了商机,或许他是做过实验的,并掌握了哪种农药对哪些鱼类有特效。什么药可以毒起有鳞鱼(鲤鱼,鲫鱼,草鱼,鲢鱼),什么药可以毒气无鳞鱼(泥鳅,黄鳝,鲶鱼等等)。究竟是什么药我就不说了,知道的人自然知道,不知道的人不要问。世界这么大,我不想又有人从我帖子里发现商机,那我真是罪恶滔天了。于是开始教普通人买药去河里毒鱼,慢慢地人们都知道了这药的妙用,纷纷效仿。几十块的药能毒气几百斤的鱼,真是一本万利。买的人多了,买药的更高兴,本来这药一年卖不了几件,现在轻轻松松能卖几十件,多赚了好多钱呐。本来是保护鱼的警告变成了毒鱼的说明书,本来是顽虫的克星变成了鱼类的灾难,这也许是研发单位和生产厂家始料未及的吧。

  现在进入秋天,河水下降,温度高。真是捕鱼的好时节,几乎每天都有来买这种农药毒鱼的年轻人。而我自然从来都不会卖,说没有了,卖完了。开始几年有些熟悉的人不相信,竟然到我仓库里去翻找,吓得我至以后干脆不进这药。前几年我对来买药的人拒绝还客气些,说没有了。可是过不了几天又来问,不胜其烦。后来我干脆回答我这里没有这药,我不卖这药。他们问我为什么,有钱不赚,傻呀。我一般都说这是国家规定,这是犯法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回答是多么的可笑。

  一年一年过去,环境越来越差。而买药毒鱼的人并未减少,来我店里的人虽然少了但还是有。我拒绝他们话也有了变化,就像前几天来几个青年抗着网来我店里“老板,来一箱某某药”

  “没有”

  “怎么没有?”

  “我不卖”

  “为什么不卖”

  “为什么,因为我怕招报应,因为这是作恶”

  “神经病”买药的年轻人骂我一声走了。其实我知道我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们会马上去别家买,河里的鱼不会因为我不卖而能幸免于难。即使如此,我还是坚守我的底线。别人卖是别人的事,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但又怎样,我每次看到被洗荡后的河流还是痛心不已,多么希望国家能研发出对鱼虾无害的农药,把这些高毒农药全面禁止。

  那几个毒鱼的青年如愿以偿,买来成箱的农药倒入河流的上游。不多久整条河的鱼都浮上水面,任人捕捞。沿河十几里,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在河里狂欢,河水都被搅浑了,像大地身上的一条烂脓在流淌。河里捞鱼的笑脸写满了无知与贪婪。两天后,河流恢复了清澈平静,那些没有沉在水底没有被捞走的鱼浮出水面。大的,小的,刚刚出世的,白花花的一片积在缓流的河湾里。腐烂,发臭,用它们腐朽的身体证明这世界的肮脏。

  这两天下雨了,我想这些雨一定是那些鱼的眼泪……

  整合营销经典案例分析四

  方所:文化的例外还是例外的文化?

  方所与例外的跨界混搭

  方所与例外是毛继鸿做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商业品牌:前者主营图书,创立于2011年11月,先后在广州、成都、重庆等地的顶级商业中心开出体验店;后者做的是中式偏现代服装,创立于1996年,目前有100家左右实体店,宣称年销售额10亿元。两者结合起来,方所里面卖衣服,外面配图书,再混搭以咖啡、植物及其他20多个国外设计师品牌,就氤氲和合为毛继鸿经常对外强调的“美学生活”,或是“中国价值”。

  不可否认,从服装品牌传播的角度上看,例外的这种混搭跨界模式无疑有相当的创新之处。这种创新加上产品本身一定的温度,甚至有意无意引来第一夫人的青睐,并借着后者国家品牌与明星品牌的双重杠杆,摄取了巨量的消费者心智资源,让例外服饰一飞冲天。即使是方所,也似乎因此成为图书文化中的一种“例外”。按照毛继鸿的说法,当所有图书渠道都在承受微利甚至亏损的压力,而不得不遵循低成本运营铁律时,前者却任性地高举高打,把首家店开在广州太古汇这样顶级商业中心,且“两年后就实现了赢利”,2014年营业额更是高达6000万元。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众所周知,太古汇月租一般为每平方米1900元左右,根据方所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广州店总面积1800平方米以上,其中方所图书占地500平方米,营业额占2014年总额的35%,因此,2014年方所图书收入应为2100万元。由于图书价格比较透明,一般渠道毛利为码洋价的40%,初步得出方所2014年图书毛利大概在840万元左右。由此推算,即使不考虑其他成本,方所图书业务还在亏损。

  这个亏损必然由例外服饰或其他国外设计师品牌来埋单。也就是说,方所目前还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书店来生存,必须依赖于前者。因此,至少目前来讲,方所还不是文化的例外,这是所有文化投资人应该清醒的地方。

  方所成为例外的文化符号

  当然,如果仅把方所看作是例外的一种品牌文化延伸,或者只是例外的一种品牌传播手段,又是极其成功的。根据有关数据进一步推算,2014年广州方所例外服饰及其他品牌总营业额约为3900万元,店租成本加上人工等其他成本及方所图书方面的亏损,即使有赢利,也谈不上乐观。但这样的财务数据,如果把它仅看作是体量近10亿元、却从来没花一分钱做过广告的例外服装的一种广告投放“正成本”,无疑是当下中国所有品牌传播案例中超级成功的典型。打广告不花钱甚至赚钱,除了例外服饰,目前国内企业中能够做到的还是少之又少。

  何况,考虑到例外服饰依靠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通过“暴利性商业中心照样支撑起微利性的文化项目”这矛盾所营造的话语,在社会文化、商业文化领域所掀起的巨大的新闻效应,以及方所作为一种“类文化流行”本身给消费者带来的貌似毫无功利企图的全新体验,对于传播和提升例外服饰品牌文化形象的战略作用,更是任何财务数据都无法评估的。我们依稀看到了韩国品牌、日本品牌面临自身品牌弱势时转而进行“文化先行”的身影。

  价值终点:从传播文化到创造文化

  值得警醒的只是,携带日韩甚至美国迪斯尼等品牌的“先行文化”中,一般都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与文化个性,而例外服饰中的“方所文化”虽然同样不乏阴阳、虚实、矛盾以及“无用之用”等代表中国文化的整体、辩证类文化意象,但其中蕴含更多的还是英国早期作家伦勃朗描述的那种炫耀性“明显消费”与“明显有闲”的“有闲阶层”生活方式。

  当然,例外毕竟只是一个艺术性品牌,是商业上的“非主流”,结合例外自身品牌弱势、甚至国家品牌相对弱势的具体语境考量,毛继鸿这样做,也许一方面是一种短期商业策略上的明智之举,另一方面也透着一种长期战略模糊、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无论如何,方所目前所呈现出的文化形态都不应、也不会成为例外的“主流文化”,更不是中国服饰的“主流文化”。

  日本学者藤本隆宏曾把制造企业能力体系分解成三个层次:核心竞争力(即系统组织能力,包括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质量和更短交货期的产品制造能力,通过生产现场的改进活动或新产品的开发、不断改进生产工序和提高产品水平的自我改善能力,持续学习的进化能力)——深层竞争力(生产效率、生产周期、开发周期、产品合格率)——表层竞争力(产品外在设计、价格、通路效率、广告),三个层次的能力体系也适用于例外服饰。只要例外还想作为服饰品牌代表“中国价值”走向国际市场,就应继续加强以上“中国例外”式的表层竞争力,即品牌价值传播文化,还应着重自身深层竞争力、组织力的培育,即品牌价值创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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