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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型企业家

晓敏分享

  哪些是创业型的企业家呢?企业家的价值定位在哪里?今天学习啦小编整理了创业型企业家分享给大家,欢迎阅读,仅供参考哦!

  创业型企业家

  企业家的形成是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标志之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批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可称之为创业型企业家,这是最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

  中国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定位

  企业家的形成是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标志之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批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可称之为创业型企业家,这是最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1)大胆创新、善于创新并能勇于承担风险;(2)能够发现市场机会,并善于把握市场机会取得成功;(3)有杰出的领导能力;(4)富有远见、注重诚信、处事 果断、有坚强的意志;(5)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承认并实现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有相当的迫切性。一是创业型企业家不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有一半以上都面临“59岁现象”的考验。二是由于创业型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大都在同行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价值实现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我国加入WTO,企业家资源的严重短缺是一个严重问题。创业型企业家是我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已成为众多的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学习的楷模。尽快承认和实现他们的价值,对我国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现代企业制度安排中的“两个转变”

  企业家的价值是与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直接联系着的。现代企业制度安排强调和突出企业家的作用,重要原因在于以企业家为主要群体的人力资本在现代企业中的地位迅速提高。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家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得到明显的提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转变”方面:

  1、由传统企业制度主要强调货币资本在企业中的核心作用向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以企业家为核心)和其它企业利益相关主体共同作用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在传统企业制度中,人力资本要素和其它非货币资本要素基本不享有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权利,而在现代企业制度结构中,以企业家为主的人力资本不仅取得了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权利,而且在企业产权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在高科技企业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2、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由以出资人为中心向以企业家为主导的治理结构的转变。在传统企业的治理结构中,管理企业的权力核心是作为所有者代表的董事会,而企业家更多是受雇于所有者的“高级打工者”,只享有十分有限的经营和管理企业的权利。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代理成本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家也越来越多地拥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并成为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

  创业型企业家的“两种价值”

  创业型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两大作用说明,不拥有产权的企业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没有充分经营决策权的企业家也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1、创业型企业家应当成为企业产权的拥有者。这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企业家是企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把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股权化,形成企业家与企业的利益共同体,是企业家价值实现的主要形式,是建立企业家激励制度的重要内容。第二,企业家实际拥有部分企业产权,是企业家充分行使企业经营决策权的重要条件。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使企业家、特别是创业型企业家实际拥有企业的部分产权,对企业的发展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2、创业型企业家应当成为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主导者。企业家的价值不仅反映在与企业发展直接相关的自身利益实现方面,同时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创业型企业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企业家在经营决策方面有较大权利的企业,比其它企业具有更有效的管理和更快的发展,更有利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重视和强调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首要的出发点是更有利于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实现拥有企业股权的“两种方式”

  目前经营者持股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创业型企业家持有股权与普通的经营者持股有一定的区别,它不仅要解决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问题,更要解决创业型企业家历史贡献及其在企业特殊地位和作用的承认与补偿问题。因此,创业型企业家持有企业股权应该坚持有偿和无偿相结合的原则实现,做到激励与分配兼顾、过去与未来兼顾。

  1、给予创业型企业家股权奖励。创业型企业家是企业财富的重要贡献者,他们拥有企业部分股权,既是自身价值的实现,又是建立企业利益共同体的需要。鉴于此,并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现出发,应当对创业型企业家给予股权奖励,即由政府有关部门或其指定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根据创业型企业家为企业所做的实际贡献,将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增长净值的一部分折合为相应的股权拿出来奖励给创业型企业家,以此作为对创业型企业家价值的承认和贡献补偿。

  2、允许创业型企业家自己出资以限定的价格和数量购买企业的部分股权。创业型企业家在购买了企业的股权后,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家与企业其它所有者之间的风险共担,更好地实现创业型企业家在企业未来发展中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 在实践中,应该从实际出发,允许不同类型企业实施股权奖励和股权购买采取不同的设计。奖励、出售给创业型企业家股权的数量及比例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通过有偿与无偿两种不同方式所取得的股权应该大致均衡,原则上可考虑采用1:1的比例。不同类型的创业型企业家(如白手起家型、二次创业型、国企改革型),对其实施奖励股权和购买股权的比例与数量应该有所不同。

  实现拥有充分经营决策权的“两项对策”

  1、借鉴国外公司治理结构的经验,推行企业CEO制,并逐渐将其制度化。CEO制的出现,反映了现代企业制度演变的大趋势。董事会赋予CEO更大的权力和责任,同时也赋予其相应的分享企业剩余的权利和从企业增值中受益的权利(如股票期权)。在我国,创业型企业家事实上已经在扮演CEO的角色,承担起比一般的企业经营者大得多的责任,因而才能创造出良好的业绩。目前创业型企业家这种CEO的角色是在实践中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威望和人格魅力形成的,并没有相应制度上的保障。建议在有条件的企业推行CEO,并使之制度化。

  2、将企业的国有投资产权责任落实到创业型企业家身上,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实践证明,将国有资本授权给创业型企业家具体经营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国有产权管理模式。创业型企业家因为历史形成的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们把企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甚至全部,自觉地担当起所有者代表的角色。将国有资本授权给创业型企业家,其经营管理责任能够最大程度的落实,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承认并实现创业型企业家价值的“两条建议”

  实现创业型企业家价值涉及历史和未来两个不同的层面。对于解决未来价值的实现问题,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度创新来落实企业家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权利;对于解决过去价值实现问题,由于涉及到存量资产的调整,具有很强的政策性。

  1、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进程,对国有资产的量化问题应当具体分析、分类对待,做到与时俱进,适时予以调整和突破。对于创业型企业家在企业的净资产增值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确实做出突出贡献的国有企业,经过客观的评估和严格的程序,从国有净资产的增值部分拿出一块来奖励给企业家,这不能算作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对其付出的复杂劳动的应有报偿,是对其所做贡献的充分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对企业家形成更大的激励,有利于国有企业稳定发展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当然,对于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做出贡献的企业经营者的无条件的量化,应当坚决予以制止和反对。应当加强监督,坚决防止以个人私利为目的的、量化、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

  2、对于“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应当给予新的、全面的解释。现代企业投资生产的过程,实际上是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投入、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在新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只强调物质资本投资者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不承认人力资本投资者的收益权是不全面的。创业型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企业资产的形成和增值起到关键作用,创业型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应享有其合理的投资回报。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允许并鼓励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精神,已经原则上解决了企业家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依据问题。应允许在实践中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的实现形式进行积极和大胆的探索。

  培养自主创新型企业家

  应该说,大连理工大学是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发祥地,而且一开始就打上了国际化的烙印。早在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即开启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管理教育合作的大门。1980年,中美两国在大连理工大学联合成立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同期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即管理学院前身)配套成立。当时的任务就是培养一些掌握高科技活跃在工业领域的管理人员,几年之内已有2000多人接受了这种MINI-MBA式的培训。1984年,中美两国在此基础上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个五年合作计划:开展MBA教育。1984至1989年间,大连理工大学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合作举办了五期MBA,共培养了216名学生。这之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就独立地开展MBA和EMBA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2006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大连理工大学挂牌成立了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主要负责大型央企的高层管理人员培训工作,以满足国家对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

  商学院经营意识淡薄管理教育必须创新

  问: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是中国管理教育的开山鼻祖,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商学院和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

  答:商学院就是指开展工商管理教育、授予MBA学位的院校。我国1991年首批MBA培养的院校只有9所,现在已有182所院校开办MBA教育,除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几所独立的商学院外,其它全都是属于各自大学内部的学院,名称或有不同,比如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商学院、国际商学院、MBA教育中心等,这也从某种侧面反映出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发展历程。

  从1980年算起,中国商学院的发展也仅仅是30年的历史,而实际上就是20年的发展,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对工商管理教育有着源源不断的庞大需求,这促使了中国MBA教育的快速发展。现在国内近两百所MBA院校虽然参差不齐,但总体上培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升;另外在发展中也基本分出了层次,少数几所院校正在接近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办学水准。横向比较来看,大家都公认北美的教育体系最好。与国外商学院比较起来,我们在课程体系方面并不差,但是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方式还比较落后,我们主要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学习方式,没有建立起来以学生参与者为中心的互动式学习方式。商学院教育中经典的案例教学法运用得还比较肤浅,甚至本身就缺乏大量的中国本土的管理案例。另外,除几家独立的商学院外,依附于大学的国内商学院大都缺乏现代的经营意识和服务理念,这是中国商学院今后发展的最大瓶颈。而目前中外商学院之间最大的不同也体现在商学院的管理和治理上,国外都是职业化的规范管理,而我们则是非职业化的行政管理,国内商学院的管理水平可以说普遍落后于企业的管理水平,包括商学院内部的考核制度、激励机制以及人事管理等都缺乏活力和效力,这显然有悖于商学院的成立初衷和发展使命。

  中国管理教育无疑就是三个阶段:全面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前两个阶段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中国人非常擅长的;但是创新却并不容易,而没有自主创新、完全照搬照抄必然寸步难行。今后我们需要从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和管理实践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特别是管理实践更要走在前面。虽然MBA教育来自于西方,并且西方的管理的确先进,但是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却很独特,外国的管理方式在中国并非全能奏效,今年Google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这些年中国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本土企业,如海尔、万科、三一重工、华润等,中国的MBA教育最终目的就是解决本土企业的管理问题,这也是中国商学院发展的根本方向。

  商业环境差强人意企业家成长任重道远

  问:如您所言,中国对管理教育的需求非常庞大,而且中国经济一直快速发展,那么是否在中国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世界500强企业和卓越的商业领袖呢?

  答:随着中国经济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已不足为怪了,在最新的排行榜中已经有三家中国企业进入前十名。但是,我们不仅仅要看有多少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企业都是凭什么进入了500强。从500强评定依据的企业年度收入和利润来看,入选的中国企业大多是以行业垄断或资源垄断获取了超额利润,通过技术与管理创新形成国际影响,得到人们公认的管理成果的非常少。

  所有的商学院都是号称培养商业领袖、精英人才为己任,但是在中国当前现实的商业环境下,我们与这样的培养目标相距甚远,短期内也出不了这样的企业家——像通用的韦尔奇、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公司的乔布斯等。这不仅是商学院教育的问题,而主要是外部商业发展环境的问题,比如企业基础不规范,经营环境无秩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等;另外中国人虽然不乏经营头脑和经营才华,但是过分讲究人际关系,骨子里就漠视制度,追求个人成功,而不是更高意义上的成就感。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企业发展的高度和企业家成长的境界,这一、两代企业家只能作为奠基石、铺路人,或许十年、二十年后,陆续回国的“海归”型换代企业家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重任。

  打造新商业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

  问:在您看来,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有何大趋势、新动向,企业家应该在哪些方面多做些准备?

  答:首先要认识到,目前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来说,挑战远远大于机遇。所谓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游戏,他们主导着全球分工,掌控着资源的全球配置,中国企业仅仅成为游戏的参与者,包括中国一些著名企业,实际上也仅仅处在制造加工业的末端甚至就是简单的代工企业。中国制造的产品,举世闻名,大约占世界总量的2/3,但利润却不到10%。研究一下整个“微笑曲线”不难看出端倪,利润率最高的在研发环节、销售和售后环节;而组装、生产环节,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可不幸的恰恰是我们中国的企业主要处于这样一个低端。在世界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也开始在终端进行产业布局,使我们企业原有的优势正在被蚕食。另外低碳经济势不可挡,而这也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新的竞争优势,无疑将极大地制约我们中国企业今后的发展。

  所以,中国企业必须重新寻求真正崛起的路径,需要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变,由粗放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也即从世界制造中心向世界创造中心转变。这种转变的具体路径包括:其一,全球并购。国内现有很多著名的案例,比如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我们一些矿产集团到澳大利亚、加拿大收购矿产资源等,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并购总量还很小,有条件的企业都应该通过全球并购来获取更多的资源、技术和管理,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二,低端扩展。最近台湾富士康集团在大陆颇受针砭,但富士康在低端扩展方面无疑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依此全球销售额达到4000亿元,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富士康就是给全球大的企业做代工,规模很大,效率很高,它现在准备进入到终端销售行业,建立自己的连锁经营店铺,如果借此推出自己的品牌,那么它的竞争优势是一般企业比不了的。其三,借力第三方技术源。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合作方式获得非竞争对手的一些技术,特别是国外最先进的技术,这样就能够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提高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的速度。其四,掌握专有技术。中国重汽重型卡车的技术合作案例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路,原先我们的技术合作,就是买设计,它仅给我们提供图纸,但是现在我们不但要求得到图纸,还需要提供全部的技术说明,实际上技术说明和技术诀窍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一旦获得了这个技术说明,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拥有了通向自主知识产权的快车道,这对我们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在价值链向上延伸非常有价值。

  总之,发达国家已经借助新的商业模式的应用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虽然我们已经迈出了步伐,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阿里巴巴等企业。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处于模仿创新的阶段,更多的企业没有很好地运用商业模式的原理来构造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今后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创新商业模式,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进而奠定企业的竞争优势,保持可持续发展。

  大型国企中流砥柱央企领导人大有可为

  问:您作为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的副院长,负责参与大型央企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请问您怎么看待大型国企的发展和央企领导人的成长?

  答: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国企的作用自然不可小觑,而大型央企更是要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包括在劳动就业、社会稳定等许多方面,这一点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更加明显。这些年,常常听到大家对国企、央企在垄断和低效等方面的指责,这很容易理解,但我们应该想想:20年前国企垄断程度更高,那时国企为何没有如此强劲的发展?甚至在当时“国企脱困”竟成为老大难的问题。所以,客观地看,央企成长自有他的道理,这一方面得益于央企的行业整合,抓住了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主脉搏;另一方面得益于央企内部的管理建设,包括全面激励机制的形成等,从而解放和焕发了企业的动力和活力,使得国企、央企干劲十足,取得了超出人们想象的业绩。

  做企业难,做私企更难,其实做国企也并不容易。这些国企老总、特别是大型央企的负责人,包括中移动、中远集团、宝钢集团、中粮集团等,他们不仅政治素养高,了解中国的国情,而且大都有过海外学习背景,掌握西方先进的经营理论,接受过国际化的训练;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继承了上一代革命家的奋斗精神和优良传统,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完全有理由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商业领袖。相对而言,更多的中小企业家因受社会影响和自身条件所限,存在着精神缺失和方向迷失的问题,这是今后企业家成长和商学院教育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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