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电视商业模式的困境
互联网电视是一种利用宽带有线电视网，集互联网、多媒体、通讯等多种技术于一体，向家庭互联网电视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多种交互式服务的崭新技术，下面小编给大家讲下互联网电视商业模式的困境。
在三网融合的大背景下，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电视的出现，它可以非常容易地将电视服务和互联网浏览、电子邮件，以及多种在线信息功能结合在一起，在未来的竞争中具有极大的优势。TCL、海信电器、创维和长虹纷纷推出自己的互联网电视，一旦互联网电视普及，那么市场需求便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台的规模。然而，互联网电视刚刚“出世”就遭遇了不断的知识产权纠纷。[1]那么互联网电视制造商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权益呢?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更是关系到互联网电视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我国三网融合的进程。
一、互联网电视商业模式的性质。
不同的商业模式对设备制造商的要求不同，其所引发的用户行为也不同。因此要判断互联网电视是否构成侵权，应当具体地分析其不同的商业模式。
目前我国互联网电视的主要商业模式有以下三种，它们的性质各不相同。
1. 下载模式。用户将从网站中下载的影视内容拷贝到移动硬盘或 U 盘中，再通过电视上安装的USB 接口来实现播放。用户可以从第三方网站下载影视内容，也可以从互联网电视制造商的自建平台上下载资源，而自建平台上的内容是由互联网电视制造商向著作权人购买后上传至自己网站的。此种模式中，互联网电视实际上充当了一种放映机的功能，换言之，互联网电视制造商实质上提供的仅是一种硬件播放的服务。
2. 开放模式。互联网电视机内置有搜索软件，电视机用户可以通过该软件在网络上搜索节目，通过遥控器选择搜索到的信息资源并予以播放。搜索到的节目可能是来自互联网电视制造商的自建平台，也可能是来自第三方的网站。这时，互联网电视制造商实质上是提供一种单纯的搜索服务，即用户在空白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词，搜索引擎自动提供链接寻找有关内容。
3. 点播模式。此种模式是当前国内互联网电视使用最为广泛的模式。在该模式下互联网电视内置点播平台，用户通过互联网点播来选择观看的内容，而内容也是有两个来源，即来自互联网电视制造商的自建平台或第三方网站。点播模式下，互联网电视制造商实质上是提供了一种内容的分类定位服务。此种模式与开放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对于各种内容进行了编辑，制作了分类表，而开放模式中仅仅是提供了空白的搜索框。
二、互联网电视的著作权困境。
目前，国内互联网电视机提供的内容服务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自建的内容频道，购买正版片源供用户观看。二是与视频网站合作，如TCL电视上可以看到一些迅雷拥有著作权的正版影视剧。下面，笔者就针对互联网电视的三种商业模式并结合内容来源分析其著作权困境。
1. 在下载模式中，互联网电视其实跟互联网的关系并不大，但如果侵权影视内容来源于互联网电视制造商的自建平台，那么互联网电视制造商将未经授权的影视内容上传至自建平台供用户下载观看的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根据2013 年1 月1 日刚刚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换言之，互联网电视制造商实施了受著作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从而构成直接侵权。
2. 在开放模式中，用户既可以搜索互联网电视制造商自建网站中的内容，也可以搜索第三方网站中的内容。前一种情况在未取得著作权人授权时将构成直接侵权。而在后一种情况中，互联网电视制造商利用了来自第三方的影视内容，没有直接实施受著作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所以并不会构成直接侵权，其是否构成间接侵权则要看其是否满足间接侵权的要件。构成共同侵权需要同时实施了客观行为( 提供实质性帮助) 和具备主观过错( 明知或应知) 。互联网电视的确对于侵权行为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但是否构成间接侵权仍然要看其是否具有主观上的过错。根据索尼案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只要一种产品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即使产品提供者知道有人可能会使用该产品去侵权，也不能仅以有用户确实使用该产品侵权为由，推定产品提供者具有主观过错并构成“间接侵权”。[3]由于互联网电视仅仅提供了网络搜索服务，被播放的节目是否获得了著作权人的授权，电视制造商无法判断，此时不应认定其“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所以电视制造商并没有构成间接侵权。
3. 点播模式是当前国内互联网电视制造商采用最为广泛的模式。与开放模式一样，当点播的内容来自互联网电视制造商的自建网站时，其可能会构成直接侵权。而内容来自第三方网站时，即使第三方网站构成直接侵权，互联网电视制造商是否构成间接侵权仍然要看是否满足间接侵权的要件。客观上，分类定位服务的确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所以判断其是否具有过错就成为了判断间接侵权的关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热播影视作品等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方式进行推荐，且公众可以在其网页上直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实践中的判例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在 TCL与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司的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案件中 TCL 公司参与了影音资讯库资料的管理，因此，可认定其对相关搜索结果进行了编辑、整理，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构成共同侵权。与此相反的是，在另一起互联网电视著作权纠纷中，法院就认定，万利达公司是提供具有定向链接服务功能的设备商，不对内容进行编辑、推介或者任何干预，并未直接提供涉案影视作品，所以万利达公司不构成侵权。
综上，互联网电视制造商在各种商业模式下构成侵权的可能性如下表所示：
( 一) 利益衡量的方法论。
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论，是指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应摆脱逻辑的机制规则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与制定法律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对相互冲突的每一种利益进行分析和评价，进而做出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判断。[4]与此同时，利益衡量必须要忠于法律，即根据法律中所体现出来的立法者的利益评价，来解决具体事件中的利益冲突。这是因为利益平衡并非单纯的法感，在某种程度上其仍须遵守若干可具体指称的原则。[5]因此，从现行的法律中寻求公平和正义，应当成为司法活动这一特定领域的原则。
( 二) 对互联网电视商业模式的反思。
在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利益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法发展的主旋律，利益衡量是知识产权基础性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其仍须遵守若干可具体指称的原则。[6]任何商业模式都应充分考虑利益的平衡。互联网电视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著作权人与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平衡，而法院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做出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利益失衡的情况，对新生事物进行了前瞻性的引导。这反映在具体的判决上，就是在认定互联网电视制造商侵权的情况下适当降低其赔偿的金额，同时区分商业模式认定制造商的侵权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并引导各方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减少著作权纠纷。当然，在具体案件中，利益衡量原则还需要考虑与利益相关的环境，乃至与案件相关的所有情况，使利益受损方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并使总体的社会利益实现最大化。
为了促进互联网电视制造商和著作权人之间利益的平衡，还应当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在网络时代，天文数字般的信息被大量使用、复制和传播，权利人自身已无法采取十分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其作品的利用。著作权人不可能再默守过去单一的作品利用机制，而是必须做出相应的保护模式的变更。[7]比如欧盟的一些国家建立了“数字权利管理系统”，将所有对作品或邻接权客体的使用都纳入了精确的合同关系。又如可以要求互联网电视制造商支付一定比例的补偿金以弥补著作权人遭受的损失，继而要求著作权人不得对作品使用者( 用户) 的非商业性行为提起著作权诉讼。目前，数字设备的制造商也在寻求新的模式，比如我国的乐视网借鉴了 Apple TV 的商业模式，建立了最全的影视剧版权库———拥有 90000 集电视剧、5000 部电影的网络版权，打造自有互联网电视机，从传统的卖硬件模式转变为了卖内容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