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的经营范围是怎样的呢(2)
现代服务业的经营发展
总体上讲，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总量和经济发展阶段。具体来说，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市场化。现代生产者服务的外部化进程与专业化发展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强度和实际容量。政府加快放松管制的市场化改革，也能促使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
二是物质化。如果不能物化，知识就无法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和财富。知识的物化必须通过机器设备、数据存储介质等硬件来实现。现代复杂的机器设备一方面包含了人类积累的丰富知识，另一方面又通过生产更高级的机器来实现人类知识的叠加和放大。由于知识的生产及物化在专业化分工体系中是由现代生产者服务部门承担的，所以，向商品生产部门源源不断地投入各种形式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就成为这个部门的基本职能。
三是专业化。专业化生产者服务具有报酬递增的规模经济性，同时还有利于实现专业化分工效应。与垂直一体化的内部生产相比，专业化生产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更具有竞争优势。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中的“外包”，就是基于竞争压力和充分运用比较优势作出的理性选择。战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市场规则、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了生产者服务的专业化发展。而我国目前由于市场信用差、交易费用高，缺乏分工协作等现代意识，许多生产者服务都是由企业内部自行提供的。
四是标准化。只有实现服务技术和产出的标准化，服务企业才会更容易实现复制式扩展，取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从依赖个人经验的作坊式生产向社会化大规模生产的转变。例如，麦当劳做成了标准的大规模连锁企业，而很多美誉度、知名度极高的中餐却因未能标准化而只能长期维持单体店规模。这个对比案例是很有说服力的。
五是迂回化。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过程的迂回化特征和智力资本在其中的巨大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举例来说，相对于用简单工具建设道路而言，通过使用高级机械和测量设备来建设高速公路，就是迂回化生产。生产过程越是迂回化，产业链就越长，附加值就越高;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越大，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也就越重要。而生产者服务正是把智力资本引入商品生产部门的通道和飞轮。
六是信息化。信息产业发展本身就代表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及其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正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因为信息化既可以创造对服务业的巨大市场需求，又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术水平，改变现代产业竞争的基础。
现代服务业的经营性质
所谓现代服务业是指当前那些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出较强外溢效应，从而有利于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一旦明确了现代服务业的上述功能，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对“服务经济”的影响作出明确的判断。
自二战之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日益提高，目前已经达到70%左右，学术界称该经济形态为“服务经济”或者“后工业社会”。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服务经济可能引发的后果，但相关观点莫衷一是。“乐观派”认为服务经济的兴起是所有国家在经济进步过程中呈现的最具一般性的规律，意味着生产资源的重新分配，会产生结构奖赏，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悲观派”则把服务经济崛起视为“非工业化”，认为其有可能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导致国家未来国际支付的恶化。Baumol(l967)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存在差异的前提假定，通过构建所谓“成本病”的非均衡增长模型，为持否定意见的一方提供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
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答案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具体的服务业结构形态而变化，也就是说要看现代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所占比重如何。在工业化前期以及更早的阶段，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部门占据整个服务业的主要份额，由于消费型服务产品劳动密集性和定制性程度较高，难以运用自动化的生产技术，其生产率通常会远远低于工业。而且，作为满足最终需求的部门，它无助于延伸社会的生产过程和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简言之，消费型服务业不能发挥较强的外溢效应。此时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对应着“非工业化过程”，往往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Baumol所说的服务业“成本病”现象。但如今服务业已日益发展成一个内容庞大的非同质产业，同工业一样，其产品不仅包含最终产品，还包括中间投入品。此时，对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而言，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服务业发挥着Riddle(1986)所谓的“黏合剂”作用，充当着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角色，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成本。Markusen(1989)利用经Ethier(1982)重新诠释的D-S函数①，将生产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引入模型，描述了生产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进行生产服务贸易的积极意义。Markusen认为，发展生产服务业意味着在增加中间投入品的种类，这可使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更多更先进的生产环节，此时的生产采用了更加迂回的生产方式，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2]。
从功能方面看，现代服务业的关键特征是能够发挥较强的外溢作用。从表征方面看，现代服务业指那些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3]。可见，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在表征方面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技术基础，二是微观管理基础。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在某些服务行业中的使用，改变了这些行业的服务产品的生产组织形式和传递方式，从而部分乃至完全改变了服务产品以往的诸多特性，比如低附加值、生产消费同时性、低规模经济性等，使服务产品同工业品之间的差异在缩小。从这个角度看，即使不考虑生产服务业扮演的过程产业角色，现代服务业同样可充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被服务业广泛使用的背景下，Baumol非均衡增长模型中有关服务经济时代经济增长速度将渐进停滞的预示，可能显得过于悲观了。
目前，理论界对现代服务业外延的界定就主要是依据这两点表征。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两点区别是非常笼统和模糊的，这使得在现代服务业外延界定方面，出现了多种观点，可分别称之为窄、中、宽派。窄派观点认为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同义语，指为生产、商务活动和政府管理而非直接为最终消费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咨询业、信息服务、科技开发、商务服务、教育培训等行业[4]。中派的观点认为现代服务业既包括窄派给出的范围，还涵盖借助信息技术改造升级后的传统生产服务业[5]。宽派观点则将那些满足现代消费需求、符合现代社会文化理念、适应现代人生活品质的各类消费服务业，比如社区服务业、保健服务业等，也纳入现代服务业的范畴(周振华，2005)。
在实践中，我们该采用上述哪种现代服务业的界定标准呢?从我们给出的外溢功能标准看，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经信息技术改造升级后的传统生产服务业划归现代服务业，应该没有疑义。但现代消费服务业是否也应该划入呢?我们倾向于做肯定回答，原因如下。首先，21世纪经济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人才的竞争，而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消费服务业，无疑会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现代消费服务业可以通过有助于“人才洼地”形成的途径，发挥着对整体经济的外溢作用功能。其次，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一样，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中，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服务业正承担起破除工业体制改革“瓶颈”，减轻改革阵痛的功能。即使在信息经济时代，现代消费服务业仍然属于劳动相对密集的行业，通过发展这类行业，可以为安置工业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一个渠道。我们可将现代消费服务业这方面的外溢效应简称为“外溢改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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