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时的资产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那么大家知道他的一生有多少资产?我们通过下文来了解。
鲁迅的“仕途”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十四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迹”。即使鲁迅为此同陈西滢论战，针锋相对，但仍解脱不了身后的非议。鲁迅经历的一段官场岁月，也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
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馀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许多人熟知的中学语文《藤野先生》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思想。但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且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所以，弃医从文也只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回国后，从1918年至1926年，鲁迅创作出版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十》、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领域的地位。
公务员生活的精彩一面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万事辏集。鲁迅进教育部的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棠(鲁迅与许寿棠自留日期间结识)。
南京传来邀请，“海归”鲁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据确证，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棠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谒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
公务员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免忙累了，忙坏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
“黯然神伤”的另一面
在公务员日常事务里，鲁迅并非如鱼得水。比如教育部与内务部职务重叠就曾让鲁迅很难“做人”，因为在一些具体事务管理中，两个部门发生撞车。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鲁迅赶赴北大接洽联系，却不料此书为内务部截留。经过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鲁迅“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0月12日，移《四库全书》入京师图书馆告成。然而，《藏书简明目录》却被内务部给扣下了，仍“发古物陈列所保存”。这意味要查阅《四库全书》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陈列所一过，查过书目后才到图书馆按图索骥。
紧接着的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项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教育部总共更换过三十八任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梁善济“不了了”……
同一时期的鲁迅却长期得不到升迁。最让人难堪的是，年长鲁迅三岁的汤尔和1922年出任教育总长，汤尔和与鲁迅是老朋友了——在鲁迅开始仕途生涯的时候，汤尔和不过是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承想当初紧着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为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业馀时间里，在官场里郁郁不得志的鲁迅常写一些小说杂文。1925年，“三一八”惨案，此间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又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了，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也要求鲁迅换个环境。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成为鲁迅南下的先行官。走，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开始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才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
薪俸及花销
在北京的前七年半，鲁迅寄住在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从这里到位于西单南大街上的教育部，有三里地左右。平日里，鲁迅更多地是以人力车作为代步工具，按时上下班。他是如此守时，以致沿路店家看他的车子经过，就“可以做饭了”，简直拿他做自鸣钟了。
进京初，鲁迅曾包过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但是时间不长就不包了。租住砖塔胡同61号时，鲁迅依旧没有包车。成名之后，他仍是临时叫车。
鲁迅不吃早饭的习惯形成于留学日本期间。熬夜攻读之下，鲁迅一般很晚起床，睡醒已临近中午，于是早饭、中饭一起吃。做公务员能够满足鲁迅保留求学作息时间的需求：较晚上班，有时还有午休时间，可以容他晚睡晚起，而且下班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教育部设有“饭堂”，但是饭菜不佳。临近中午，空腹的鲁迅便在街上四处“游击”，今天这家一顿，明儿那里一餐。鲁迅曾与同事们尝试到饭店包饭，可饭店的饭菜质量总是会由好变差，让人忍无可忍，只好作罢。
午休时间有限，爱吃糕点的鲁迅有时以馒头、饼饵等方便食品轻松地打发中午的一顿。
鲁迅1912年赴京后，5月至7月每月就拿六十元津贴过活，但比南京任职期间靠三十元“军用券”零花要活络多了。直到11月，才正式领到足额薪俸二百二十元。到1925年8月，鲁迅月薪已达三百六十元。
彼时国家颇不太平，兵燹天灾不断，社会保障机制脆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种社会捐助，不仅有政府机关集体发起的，还有个人发起的，公务员都没的跑。例如，1912年10月8日，“捐北通州兵祸救济金一元”;1916年2月26日，为“吴雷川创景教书籍阅览所，捐四元”，等等。
因《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三万三千元，主要是银元，占了他当时收入的大头。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四十元人民币来算，平均年薪约计十一万元人民币。那时，每斤大米才相当于人民币一元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鲁迅抱病参加第二届中国木刻展，极喜爱木刻艺术的他与青年木刻家黄新波、曹白、白危和陈烟桥坐在一起探讨木刻艺术。
鲁迅一生挣的钱
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账”。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账，共计购书9600册，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张，真是洋洋大观!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那么大的开销，需要多少钱啊?
他的钱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多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块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块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块银洋;
1913年2月后薪俸240块银洋，12月后仅有9成即216块银洋;
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块银洋;
1916年3月后增为300块银洋。
1924年1月，《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洋。但是上世纪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2/3即平均月付200银洋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运动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1920~1926年)。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1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
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4)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共约得100银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也得到大约200银圆左右的稿酬，主要贴补家用。
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诗歌、论文、杂感，都是不计稿酬的无私奉献。到1923年他的日记中才开始有收入稿酬的记载。
后期鲁迅在上海生活，“卖文为生”也就是作为自由职业者，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是国币100圆和《奔流》杂志编辑费100圆;他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每千字5~15圆，鲁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圆，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到1932年“大学院”津贴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主要经济来源。
我统计的结果：1912年春~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大约41000圆(1922年日记残缺、为估计数)月平均245圆;1926年夏~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1927年秋~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元4角1分，月平均697圆。
根据历史资料换算，1912年一块银洋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27年1圆“国币”约合人民币35元;1936年1圆法币约合今人民币30元。
也就是说：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64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9000多元;
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7.5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4万多元;
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26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万元以上。
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23年间共收入119873.3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8万元以上。
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鲁迅为了写作、译述、教学、研究等购置的图书就达到1.6万多册(幅)，24年中共计耗资1.3万多银圆，相当于今50万元人民币，占他总收入的1/9左右……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408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
鲁迅先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鲁迅活了多少岁?
鲁迅死于1936年10月19日，死时55岁。
鲁迅突然病故，曾引起人们的怀疑.这要从须藤医生谈起.据说，须藤原是日本军医官.上海有一个日本在乡军人(就是复员军人)会，是一个侵略性质的团体.须藤担任该会的副会长，他家里装有电话机，在电话里常讲关于中日之间交涉与冲突的情况.
众所周知，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统治下，日本特务的秘密活动不下于德国法西斯.电视剧<<霍元甲>>中虽有不少虚构的情节，但是霍元甲在上海与日本人比武时负重伤，结果被日本医生用毒药谋害却是历史事实.在说鲁迅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当时须藤是侵略团体的负责人，周建人与鲁迅商量，以后不要再请须藤看病，但他认为须藤是个医生，不会对他存有歹心的.所以鲁迅就没请别的医生.
鲁迅去世不久，周建人先生就忽然接到交通大学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写来的密信.信中说，鲁迅不是死于肺病，而是被日本军医所谋害.这人让周建人认真调查一下，如查无实据，则务请保守秘密.
据医学界专家说，鲁迅的病情虽严重，但是还是可以医治的，第一步就是把肋膜间的积水抽去，如果迟延，必不治.须藤却说并无积水，但只过了一个月，他又说确有积水.鲁迅死后，治丧委员会要须藤写一份治疗报告.他虽然写了，但与实际治疗并不相符.后来须藤就不知去向了.
鲁迅逝世后，还留有一件遗物-1936年6月15日拍摄的”胸部X光片”.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于1984年2月24日，邀请一些著名肺科.放射科专家.教授，共同研究这件遗物并作出了”鲁迅先生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病，而是死于自发性气胸”的新结论，终于揭开了长达四十八年的鲁迅死因之”谜”.专家认为鲁迅的病情属于中等程度，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左侧肺大疱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面死亡.同时认为，这种病在当时并不是不治之症，如果及时治疗，是完全可以治好的，遗憾的是，鲁迅先生竟这样过早的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