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空想社会主义是正在产生的无产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是早期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启示，特别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成就。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古代的炼金术士一样。恩格斯也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产生不久，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批判了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弊病，把这个制度日益加深而又不可克服的矛盾提到了人们面前。他们都抱着深切同情无产阶级的态度，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残暴和无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诉说了遭受剥削和奴役的重重苦难。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三次引用莫尔在《乌托邦》中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就曾拟定过出版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优秀著作的计划。当时出版的由恩格斯翻译并写了前言和结束语的《傅立叶论商业片断》，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批判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过渡时代”;傅立叶郑重提出，应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欧文则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迫切要求进行人类事业中的巨大变革。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弊端的揭露和控诉，为人们提供了研究资本主义血泪发迹史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时代“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但是他们“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体现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大多是唯心主义或旧唯物主义的，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价值的猜测。康帕内拉反对天主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主张以经验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在神学思想统治一切的年代尤为可贵。圣西门认为，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遵循的：他认为，所有制决定政府形式，政府形式不是本质，确定所有制才是本质。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圣西门不仅提出了历史不断进步和有规律可循的思想，而且用史实驳斥了认为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退步、中世纪落后于古希腊罗马的错误观点。圣西门还看到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15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就是工厂主反对贵族的斗争，是两个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不过是这个斗争的“插曲”。不仅如此，圣西门还进一步指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斗争，而且是无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恩格斯称赞说：“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傅立叶看来，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不会停止下来，而力求要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社会运动像空气和水一样，如果停止运动，它就会变臭。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整个人类历史也有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历史辩证法的特征。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改革都提出了积极主张。他们的方案虽然是空中楼阁，有许多想入非非的东西，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其中也包含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即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主张。例如，傅立叶提出未来社会要以自由劳动和协作为出发点，要求取消雇佣劳动，必须把劳动和享受统一起来。在未来社会里，当人们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劳动，劳动就恢复了它本身的面貌，变成一种享受。傅立叶的这些思想是非常深刻、非常宝贵的，恩格斯对此极为称赞，把这些思想称为“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对于欧文创办合作工厂、合作社的试验，马克思十分肯定并予以称赞，指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探求真理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和品格催人奋进。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出身显贵，当过高官，但他们放弃高官厚禄和锦衣玉食，甘于清贫和落寞;有的富甲一方，但他们敢于散尽千金，进行社会试验，想救民于水火中;有的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睿智雄辩，但他们没有寻找个人的安逸和享受，不顾世俗的不解和庸人的讥讽，潜心研究，在人类思想道路上艰辛跋涉;有的不怕杀头坐牢，百折不挠，矢志不渝，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魄的悲歌。例如，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说过：“一个革命家的天职，就是不断的斗争，不顾一切的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句话可以概括布朗基坎坷不平的一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先后参加过法国的三次革命，两次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一生在监狱中度过了37个春秋，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1880年11月，75岁高龄且满身伤病的布朗基创办了一份报纸，报名叫作《不要上帝也不要老爷》。两个月后布朗基中风去世，全国有10多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巴黎工人自动筹集资金为他铸造铜像。尽管布朗基依靠少数人搞密谋暴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但是他英勇壮烈的义举、不屈不挠的精神赢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称赞他为“革命共产主义的高尚的蒙难者”。

　　空想社会主义为人类思想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受时代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自身发展阶段的局限，存在着许多片面性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主张理性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性支配世界和天才论的唯心史观出发，认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障碍是理性的迷误和先前没有出现解除这种迷误的天才人物。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决定其经济状况，而政治制度、法律的好与坏，又决定于人的理性，只有进行完善的道德教育，改善人们的理性，才能保证有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才能最终实现理想的社会。正是由于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是对未来新社会的构想，空想社会主义者依据的都是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等普遍原则，他们则更倾向于从道德上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而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资本主义的本质。

　　第二，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圣西门不仅鼓吹在资本家和封建贵族之间实行阶级合作，而且鼓吹在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实行阶级合作。欧文认为，对于人性的正确认识将消除人间的一切仇恨和愤怒，并为新的社会制度铺平道路。在欧文看来，尽管工人对资本家的愤怒是有理由的，但把“人间地狱”变成地上天堂，不能靠愤怒，不能靠阶级斗争，而只能靠宣传、示范，从而争取舆论。对于欧文及其门徒的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偏见，恩格斯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欧文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

　　第三，没有找到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强大力量，也没有找到进行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他们普遍地对无产阶级采取同情的态度，但认为他们只是受苦受难的群体，是需要同情和怜悯的阶级，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不是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根本力量，总是幻想有一个天才的人物出现来解救无产者于水深火热之中，来建立他们所设计的美好社会。他们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曾多次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希望皇帝接受他们提出的变革社会的计划，从而倡导创造新世界的工作。傅立叶一直幻想用和平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希望得到有钱人和社会名流的支持。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他每天中午12点在家接见答应出资建设和谐制度的人。但是，一直到死，他也没有等到一位这样的有钱人。欧文直到19世纪50年代，还力图说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理解他的原则和方案是合乎理性的，希望女王接受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却是无情的嘲弄，这些帝王甚至把他们看成疯子。至于他们所做的许多共产主义试验，也没有一个不是以失败告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