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推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年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2017年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篇1
作为当代大学生，光读好书对一个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开阔视野，引发思考，提高素质。《形势与政策》正是这样一门帮助大学生开拓视野提高素质的综合课程。这门课程中提到与多国家出台的政策，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对我国国家形势的分析以及相应的政策，对我们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如2016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实施“十二五”规划，这些都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学这门课程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让我们感受社会的形势和国家的政策。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通过认真学习《形势与政策》后，加深我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与政策认识，使之达到一个全新台阶、新高度，为我们今后面对世界的分析能力奠定基础。从形势与政策的学习中，我了解它对我们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仍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八字方针。时代发展极大程度影响着我们发展的道路，根据时代发展趋势，从而提高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认真学习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我们必须从不断学习中提高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树立个人目标，从一个个小目标开始，努力奋斗，一步步努力完成，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四有”的优秀大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积极结合自身，我们应该抓住新的战略机遇。只有国家的昌盛，才有个人的好发展。同样在这个沧桑巨变的时代，如何做到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 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每年以8%～9%的速度发展，世界惊呼：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展，同时也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形势与政策教育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当前国际形势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国际竞争中，为什么有的国家胜出，有的却一败涂地?德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诸多豪华车主要生产厂商的大本营?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世界局势如此动荡的情况下，中国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就可以以此作为跳板，无论在经济或国际地位都会上身一个等级。所以形势与政策与我们有很大的联系，关系着我们的生活，学好形势与政策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让我们走向更成功的人生。
《形势与政策》是贴近生活的形势与政策。课程主要针对中国近现代所关注的重大事件政策。全篇以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开始逐渐讲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而又讲到反腐工作、民生问题、暴力恐怖事件、两岸关系、我国周边安全问题、我国外交、全球区域等热点问题。这些话题并非于我们而言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的生活安全经济等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知识的学习了解，对我们大学生了解国家形势、国家政策、国家安全及世界形势有更深的认识，对我们的人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反腐问题是教程中重要的一章，反腐也是2016年以来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2016年反腐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亮点颇多。反腐亮点主要有专项巡视、节日反腐和网络反腐平台。“专项反腐”最早出现在2016年1月，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探索专项巡视”。与常规反腐巡视相比，专项巡视的总体对象一致，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高校、省区市等，但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哪里问题集中，就投入更多力量，这样更好的发挥巡视作用。节日前后是腐败案件的高发期，对此，针对这些形势，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主要针对节前、节中、节后的反腐工作。检察机关设立专题，开设举报窗口，欢迎广大群众对公款购买礼品送礼的不正之风进行监督。“节日反腐”并非只停留在通知上，从过节期间的强力监督到对违规违纪者处理和通报曝光，形成一套完整流程。如今，“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越来越多的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舆论和网友关注的热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每天发布的反腐信息，都会引起舆论热议，“案件查处”已成为中央监察部官方网站关注度和点击率最高的栏目，这体现了群众对反腐动态的高度关注。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在我看来，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当今社会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才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认识中国，了解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2017年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
关键词：战略关系 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在过去半年里，习奥“庄园会晤”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为2013年的中美关系带来了许多“正能量”。双方领导人在这些场合表现出的规避冲突、积极寻求合作的态度，说明中美关系已经逐渐成熟稳定了下来，一向严肃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甚至把双方的这种合作努力称之为“多年来我们在中美关系上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虽然诸如东南中国海问题、对台军售等问题总是难免在中美关系中反复凸显，但两国关系总基调的良好现状基本可以确定。尽管如此，未来中美之间仍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挑战与困难，这对真正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双边关系如何摆脱“大国政治悲剧”的怪圈，走出一条国际关系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新型大国合作道路，始终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一、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意义与困境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它其实是一对“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即现存国际秩序领导者和最具潜力接班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从一战前的英德到冷战时的美苏，这样的关系从来都很难处理;而今天的中美两家为了自身和全世界的利益又必须处理好，这一过程当中自然少不了诸多的困难与艰辛。从今天全球化发展的深度上讲，中美两国所具备的经济和政治能力本身已经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两国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必要保障，加之全球性问题的突显更是只有由中美这样的能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合作才能解决。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差距更进一步加大，过去二十年全球化的扩张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在集中爆发。各国内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与政府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包括最强的中美两国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今天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挑战。中美两国的“超大性”决定了它们必须为全球负责，而承担好这份责任的基本要求就是两国关系的合作性质。
从主观上讲，对于美中“老大和老二”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当前所处国际地位的微妙性质，国内的认识普遍是不足的，这成了我们外交工作进行更具历史适应性调整的一个障碍。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都在发生着程度不一的改变，这也是中国外交最近几年频繁遭遇挑战的重要原因。而我们国内的知识界与媒体界大多没能全面看待“GDP世界第二”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多数人倾向于贬低这一数据本身的价值，这从国内治理的角度来讲的确无可厚非，他们的观点提醒着中国不可盲目自大，仍需谨小慎微地改善治理和发展经济。但这样一种压倒性的舆论导向却造成了我们时常无法看清和理解外部世界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这一事实的反应状态，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近几年我们对外战略上的消极态势。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国内的外部意识有一个更加合乎实际的观念转变与更新。
然而，客观上更现实的困难却在于中美关系这样一对战略性关系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战略基础的缺失和战略定位的模糊而造成的，即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信任赤字”问题。在经历了2l世纪前十年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互信缺失”日益凸现起来，今天我们在两国的民众与部分精英之间都不难看到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态度。据CNN2010年11月的民调报告显示，58%的美国民众认为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中国是美国的巨大威胁，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35%。在2011年年初，另有权威联合民调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感到反感的人群达50%，而这一数字在上世纪末不到20%。更有2012年3月的拉斯姆森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民众把中国看做至少是经济方面的巨大威胁，其中25%的人把中国描述为“敌人”。再看中国方面，我们任何时候上网打开各种论坛、微博都总能看到对所谓“美分党”、“带路党”的攻讦，甚至有部分人把赞赏美国的行为视同“卖国”。客观而言，虽然这些数据和网上言论并不能代表主流民意，但它们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两国民众当中部分政治积极分子的态度，并能对两国的政治产生影响。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民粹的力量都在抬头，只不过这次美国的民粹政治是产生于社会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下，而中国方面则是缘于某种意义上民族自信与自尊的过度膨胀。
在中美两国的学界当中也不乏对双边关系十分悲观的表达。基辛格曾用“克劳学派”一词来指代美国国内一批坚信中国崛起与美国国家利益直接冲突的思想界精英。该词来源于一战前英国外交官克劳就德国崛起所撰写的一篇著名的分析文章，认为无论“崛起国”的言行如何表现，其本身能力的发展最终必将导致其与“现状国家”(霸权国)的“生存”互不相容。类似的观点在当前美国的政界、商界拥有着一定的市场。中国国内，所谓“中美必有一战”的言论多年来也不绝于耳。中美两国各自的“鹰派”虽然并不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所赏识，但他们却以意见领袖的身份赢得了国内民粹舆论的喝彩;也为民间存在的“交恶感”提供了所谓“理论依据”，获得百姓“认可”了的这些意见领袖对自身所持的“中美关系悲观论”也变得愈发自信起来了。如此一来，中美两国在国内社会舆论上都呈现出对两国关系某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悲观意识。
事实上，中美两国间的“互信”或说战略基础并非从来都是缺失的。总体来讲，除了1989到1992年由于特殊历史事件造成的短暂动荡外，双方先后经历了两个长期稳定的、基于明确战略基础和定位的大范围合作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基础在于共同防卫来自苏联的威胁。双方的合作在这一阶段可谓获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其高峰是在1979年。这一年不仅中美正式建交，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或世界任何地方谋求霸权的努力”，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的苏联。而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给冷战的紧张氛围注入了巨大的积极因素，并最终促进了整体国际格局的变迁。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合作定位也很清晰。中国努力谋求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美国则接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其高峰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方在这一时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在外部融入并拓展国际市场;美国国内虽然屡屡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但大体上也还是乐于见到中国加入它所建立的一系列国际规制之中。双方在这一阶段的这种战略合作无疑也是双赢的。中国自然是“搭”了美国推动的全球化“便车”，实现了让世界惊叹的经济发展，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从经济上来说，美国商界明确表示中国的市场化经济发展为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⑦同时，“中国制造”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在政治领域，得到中国合作与认同的美国霸权如日中天，并在外交和海外军事行动(主要是反恐战争)上获得了巨大空间。
双方的分歧爆发点应该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本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失败的，这场万众期待的“盛会”最后在一片争吵和嘘声的混乱中结束，只留下了让各方都不满意的一纸空文。西方的不少主流媒体在会议期间和其结束之后都在指责中国，认为中国是搅乱大会的罪魁祸首，而中国则感觉这场大会更像是“富国集团”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现在回过头去看，把会议失败的原因全归于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但西方媒体观察的另一现象却的确存在——即在此次会议上实际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中国为主要代言人的“基础四国”及77国集团(事实上是131国)，同美国带领的“伞形集团”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发生了立场鲜明的正面对峙。西方被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影响力所深深震撼，并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未来超级大国的自由行动意志”，进而能够“把这全球性的大会演变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外交博弈的战场。”
辅之以同年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各自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论是在发展模式还是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方面都已与美国表现出明显不同。而对美国而言，哥本哈根大会的实例给予了两国关系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完全可以不认可美国，反而在世界范围内搞“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领导”相对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同美国抗衡。如此一来，双方对于之前“融入——接纳”模式的战略基础和相互定位的信心自然会发生动摇，相互间的猜疑日渐增多，中美关系的困难也就再所难免。
二、中美关系现状中的新问题
在整体战略基础欠缺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在后危机时代伊始就事实上处在一种有如传统“权力转移”情境下的长期“战略敏感”心理期，各自的合理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西方媒体正在把今天中国外交的许多言行认定为“咄咄逼人的”。而面对美国自2010年开始推行的“重返亚太”政策以及在中日争端中所持的暧昧立场，中国舆情的反应多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组建“包围圈”的阴谋。也因为这种深刻的不信任，尽管双边关系在2013年的多数时间内连续发出“利好”讯号，但对未来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的人有增无减。
中美关系中“老生常谈”的问题固然是传统的“3T”问题，即台湾(Taiwan)、西藏(Tibet)、贸易(Trade)。目前看来，台湾问题由于近年来两岸的缓和，并不构成中美两国短期内提升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但从两国每年必定上演的“对台军售”争吵中我们不能低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仍将是我们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要外力干扰，而事实上越来越显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美台关系也在时刻考验着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审慎与决心。西藏问题本并不构成一个国际问题，但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借西藏问题炒作，批评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国现政府的企图。美国的外交决策从来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发，不时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既可以达到在现实政治层面适度干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目的，还可以满足美国基于其特殊优越性而产生的“救世情结”和“自由主义帝国的冲动”，可以说兼顾了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与现实考量。因此该问题仍将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只是时至今日，美国已基本学会不再单独借西藏问题刺激中国，西藏问题的“温度”将与中美关系总体的“温度”趋于一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问题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日常”摩擦。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债务、通胀等问题双方都不可能给予对方满意的回应，谈判可能会继续反复、但成果甚微地持续下去。同时，中国工业和资本力量的迅速增长将给过去双方都习以为常的那种中美经济关系结构以巨大冲击，而关于如何合理应对这种冲击两国都不能说完全做好了准备，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除原有的“3T”问题外，未来的中美关系中还有可能加入以下几方面的争端：
1.中美围绕亚太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战后美国独霸亚太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间，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到中东以及中国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从地区实力而言的中美亚太领导权争夺实际已经开始。希拉里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时推动的“再平衡”战略在过去三年内曾造成中美关系乃至东亚安全局势的持续紧张，尽管这一战略的着力点在奥政府第二任期逐渐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领域，但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地区争霸意味。当前的情况十分微妙，整个东亚地区都是经济上依赖中国(中国几乎是每个东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安全上倚靠美国，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以什么形式演变将决定亚太地区格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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