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政策论文
从国内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伟大成就，我们已经站在了可以发挥综合优势的发展新起点上。有关外交政策的论文是怎样写的。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政策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2017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政策论文篇1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
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确立为白宫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对华政策呈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坚持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勾，人权问题成为当时困扰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1994年，克林顿签署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1995年，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触及中方底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的冲击出现严重倒退。
从1996年开始，白宫逐渐调整对华政策。时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北京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触底反弹。 1998年，连任之后的克林顿延续对华接触政策，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白宫一度把中国定位成地区安全的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再趋强硬。时年4月，他宣称将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并扩大对台军售。而当月发生在南海的撞机事件，更使中美关系再度降至冰点。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白宫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少不了中国的合作。2002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小布什明确宣布不支持台独。2005年，白宫把北京明确定位成利益相关者，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中美关系再度回暖。
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後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展望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下述几个重要方面将会逐渐有较好的提升和发展：
一、美中两国战略经济对话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会更有绩效，更有实质性的提升，而不存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可能被奥巴马政府中止的可能性问题。
二、美中战略(政治)对话，也将会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向前发展，对话的层级将会仿效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提升到国务卿级别。
三、美中战略军事对话，也将提上日程。可以预料在加强和提高美中军事交流程度和层级的基础上，势将逐渐过渡到美中国防部副部长级定期对话，并顺势最终实现美中战略军事对话的部长级层次。
四、奥巴马政府会如奥巴马本人所说的乐见一个强大和平的中国的崛起。虽然奥巴马也曾说过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是竞争者，但是奥巴马本人及其政府的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势将因上述三大关系的改善及改进，必将会演变成：中国既不是盟国，也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为此，奥巴马政府将会希望、要求、请求中国同美国一道承担更多的世界大国责任，发挥更大的全球大国作用。
五、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将会在布什政府的台湾政策基础上，回归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一、不支持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二、不支持台湾独立，三、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会员国身份的国际组织)。而且也自然会把对台关系纳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框架内，逐渐减少对台武器供应，并尽力促进两岸和平
解决分歧，乐见两岸和平发展。这一点既是由中国的对美政策、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排除台独后，两岸已经进入良好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一批发展中大国加快崛起，推动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我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在准确把握机遇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不容忽视。不少国家对我国快速发展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我国将长期面临外部各种牵制，将不时受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干扰。
2017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政策论文篇2
一、当前国内外新环境
从国内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伟大成就，我们已经站在了可以发挥综合优势的发展新起点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跨上新台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二大贸易进口国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最大新兴市场，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20%，人民的生活也在持续改善。这些，都为我国继续前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国内市场和区域开发空间广阔，经济结构转型加快，科技教育整体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资金供给充裕，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生产要素综合优势将长期存在。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基础，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我们党提出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我们党咸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从国际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
从周边看，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一方面，亚太地区仍然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是世界上最有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这一地区的主流。另一方面，随着美国近年来“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亚太地区的不稳定不确定困素增多。我国周边的不少热点问题“高烧不退” 一些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一些涉我领土主权的问题频发，其中不少直接影响着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二、中国外交新走向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舞台上不过刚刚亮相，中国外交的新篇章也只是刚刚开局。从中国领导入在国际舞台上繁，忙的身影，从中国外交新理念、新布局的不断出台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更加重视外交工作，更加注重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中谋划各项工作。在确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必须首先将中国置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去认识，确定符合国家利益和发展需要的恰当外交战略。报告对中国外交战略做出了系统深入的思考，提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今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期中国外交规划了路线图，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个目标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作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战略必须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中国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目标。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战略是“内政优先”，其重心是推进国内现代化建设。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部分，不能脱离全球发展整体而“关起门来搞建设”，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因此，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和平、求合作，将是中国较长一段时期内外战略的核心。并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诉求，是一切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的中心和大局。在这一大局中，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大战略的三个支柱，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紧紧围绕和服务的中心任务。
两大挑战
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着两大挑战。
一是安全压力急剧上升。从传统安全威胁来看，未来五至十年，中国最大的安全压力来自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自2009年以来，美国启动“重返亚洲”战略，不断强化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盟国关系，频频举行军事演习，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推销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制造了亚太地区的紧张态势。同时，地区动荡频繁发生，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朝鲜半岛局势充满不确定性，黄海、东海和南海地区争端联动，树欲静而风不止。
从非传统安全威胁来看，随着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中国海外利益加速拓展，新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在报告的不同部分提到了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大规模传染病、严重自然灾害、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重大突发事件、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诸如此类的新安全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均可能上升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全局的总体威胁。
二是发展任务日益艰巨。明确了未来十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艰巨任务，特别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线，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结构和体制机制的调整，无异于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不断增强，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释放了各方面参与外交的积极性，网络问政、媒体参政、
社会议政，使得中国外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维护和巩固中国发展势头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力在加大，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难度在加大。承受压力和化解压力的压力型外交越来越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对关系
围绕“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目标，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强调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一是统筹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强调转变内外有别的传统外交观念，确立国际国内一盘棋的战略思想。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从复杂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局着眼，把握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国内大局，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好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更好地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
二是统筹治党治国治军的关系。报告提出中国将“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已不仅把外交看作一种业务性工作，而将其看作一种使命、责任和事业，贯穿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总体布局中。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与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外交总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外交不仅是中国外交部门的事务，也不仅是中国政府的事务，而是党、政、军、民共同参与的总体外交事业，它的目标是“同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努力”。
三是统筹五位一体布局的关系。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对外事务，外交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域，而是弥散到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领域外交逐渐从地区、国别外交的内涵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外交新概念和范畴，外交的层次化和深度化趋势明显加强。
四大支柱
适应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要求，报告对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重新部署，核心是把中国定位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基础上，强调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无论在心态、原则和姿态上，还是在理念和行动上，都集中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中国对外战略将强化战略导向，将更多在世界舞台上表达中国声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一是公平正义精神。报告在坚持和谐世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若干新精神。报告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与一些国家推行的“新干涉主义”理念不同，中国倡导一种以国家平等、政治互信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原则。与“颜色革命”、“文化帝国主义”理念不同，中国对多种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采取了“尊重”、“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选择，互鉴不同文明的经验和成果。与一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以邻为壑，靠牺牲他国利益来寻求本国利益的做法不同，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兼顾”、“平等”、“均衡”、“共赢”等思维，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的方向，是中国外交必
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指导思想。
二是和平发展道路。面对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疑虑，担心中国走“国强必霸”、“冲突战争”的老路。面对国外舆论的种种猜测和怀疑，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平发展，“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报告以否定式的思维对中国外交面临的热点问题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和主张，明确了一切外交事务的是非标准，比如中国外交“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报告也以肯定式的思维表达了对全球性挑战的积极态度，比如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可见，报告在对外事务上改变以前只强调不要什么的战略思维，从过去“反对什么”和“不干什么”转向“支持什么”和“干什么”，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使得外交战略更具操作性和务实性。
三是互利共赢战略。报告对互利共赢战略进行了新的发展和提升，将互利共赢提升到世界理念、国际规范和外交战略的高度。从世界理念来看，报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首先把“共赢”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是中国对世界理念的一次重大改变。为此，中国不仅继续依靠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而且将“加强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还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总之，中国所寻求的是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贸易，推动投资，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这是一种开放的发展思路，更是一种与世界同兴衰共命运的战略观念，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一次深刻调整。
四是和平共处原则。报告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对处理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关系做了创新和发展。在发达国家外交上，提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周边国家外交上，提出“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新诉求;在发展中国家外交上，提出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等新提法;在多边外交上，明确提出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四大平台等发挥积极作用。还首次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海外合法权益”、“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等主张。所有这些新提法和新主张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产物，为未来中国外交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应对外部威胁
支持多边主义
中国注重以多边主义为外交重点实现多重目的，一方面弱化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一方面展示自己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合作伙伴的形象，并推动以中国为领导的多边行动，扩大中国的影响。
推动军事外交
中国政府正大力展现其军事领域的透明度。中国已与22个国家建立防务与安全的协商对话机制，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军事交流来展现更加开放透明的军事形象，通过参与各种国际行动来提升解放军的形象，以及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关系。
推动经济外交
经济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利用贸易投资等手段支持中国的外交关系，运用传统外交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向周边小国保证，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有利;积极参加国际经济组织来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加强在全球的经济合作。
不可否认，动力型外交越来越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我们要善于从挑战中捕捉和运用特殊机遇,推行外交新政,实施新的外交布局,真正做到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以便为未来争取更多主动权。
我们相信，中国外交的未来会更有看头。现在的中国，已进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新时期。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不断延伸，中国在逐步走上世界的中心舞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频繁的互动中日益紧密。
当然，中国外交面临更多的风险与挑战也是必然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有自己“成长的烦恼”。这种烦恼必然会体现在与世界的复杂互动中，体现在外交工作的方方面面。同时，世界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更会给中国外交带来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与挑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风平浪静，中国的周边形势同样是波谲云诡。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不会一蹴而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暗流涌动。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不会消失，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仍会持续。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深化蔓延、世界经济整体衰退的风险仍然如影随形。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适应新的角色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世界各国适应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也将是一个长期的纠葛进程。但成长中的中国外交会在磨砺中更加精粹，会在应对风险挑战中更加成熟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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