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2)
2017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篇3
《“一路一带”战略评析》
摘 要：“一路一带”并非空穴来风，是新一届领导人高瞻远瞩之战略选择。“一路一带”战略并非“新马歇尔主义”，是沿线各国共同协商互相尊重的发展方式。“一路一带”战略是中国经济过剩产能与沿线国家需求结合的战略。“一路一带”战略还是中国政府应对美国及其盟友TTP战略的需要。“一路一带”战略是长期战略，需要持久坚持。
关键词：“一路一带”;战略;评析
一、“一路一带”战略的提出
“一路一带”战略最早见诸官方媒体是主席在2013年9月访问中亚三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时提出来的。同年10月又在印尼参加东盟会议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这一次更加完善了“一路一带”的内涵与外延。所谓“一路”是海上丝绸之路，从今天的福建泉州开始，沿着延绵的海岸线一直向西，经过今天的广州、云南、中南半岛到缅甸泰国经印度洋到达今天的中亚直至发达的欧洲。另外一条是从中国西安开始经由甘肃兰州沿古代陆路向西进入中亚包括阿富汗、伊朗等国家，“一路一带”的东面连接着活跃的东亚经济区，另外一头连接着成熟的欧洲经济区，在这两大成熟的经济区中是广大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未来增长潜力无限[1]。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种提法并非中国领导人独创，早在2011年，美国的希拉里就已经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说法。不过希拉里眼中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从中亚、阿富汗、一直打印度，并不把中国包括在其中，这在地缘上孤立中国的做法路人皆知。希拉里这样提法只会增加地区不稳定因素，所以也是不得人心的。实践上，美国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他们所认为的新丝绸之路建设付诸行动，在中亚和阿富汗和印度都有一定的建设活动，但是美国人所提出新丝绸之路建设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服务，所以，在建设的投入上还是有所保留，有些项目因为资金的问题迟迟无法启动。
二、“一路一带”战略与“新马歇尔主义”
有人将“一路一带”战略理解为“马歇尔主义”的再版，或者称之为“新马歇尔主义”。这些提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合理的，但本质上，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一路一带”战略还是有别于二战结束后的“马歇尔主义”。二战后的马歇尔，从维护二战后战胜国利益的角度，提出了战后欧洲援助计划。马歇尔认为，战后的欧洲依然面临着战争的危险，不过不再是针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可能面临的战争危险来自于共产主义的苏联。西欧国家经济如果不能得到恢复的话，这些国家还是可能跑到共产主义的一边。同时，美国通过战争中的武器及物资买卖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这些财富也需要有投资渠道。在美国内外形势的作用共同之下，美国开始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复苏帮助。最后的结果如同马歇尔所预见的那样，欧洲经济全面复苏，生产驱动和消费拉动都十分的显著，美国也因为对欧洲的出口获得大量的回报。
三、“一路一带”战略是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展现在世界舞台上，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令世界侧目。但是在这种高速增长背后是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经济平衡模式，即中国生产，美国与西方消费的模式，这种模式看起来相互依存，互为支撑，但实际孕育着极大的风险。生产端的产能实现完全依赖于消费端的进口，换而言之消费端一旦经济上有一点风吹草动，生产端就会面临经济增长的极大挑战。同时，这又是一种不对等的依赖关系。消费端可以从中国进口资源与产品，还可以从越南、印度等国家寻求进口的替代。总之消费端能从全球范围内找到物美价廉的生产者。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作为供给者的中国制造的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从进口国家来看，科技进步和能源技术的突破使大规模制造业回归又成为可能。从奥巴马主政以来的主张“制造业回归”来看，的确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制造业需求把目光重新关注到了这些国家的国内[2]。总之，我们眼中的经济平衡不再平衡，这需要中国的领导层高瞻远瞩，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角度出发，从新思考中国产能转移的方向。“一路一带”战略正是这一困境下的突破口。
“一路一带”是经济战略，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长足进步，对欧美出口是重要的拉动力量。但是在出口过程中，依然体现着我们的“两高一低”。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较高，对能耗的需求水平较高，产品质量比较低。这些产品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在国际市场的销路受到较大影响。但是中国能过向外出口的不仅仅服装、皮鞋、等产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积累起来的基建产能，包括火电、水电、核能和水泥等等，而且在这些年的我国所积累的大型基建工程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们对外输出的对象。“一路一带”联系发达的欧洲经济和活跃的亚洲经济圈，这当中有欠发达的东南亚国家，往西还有中亚国家，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建方面有着巨大的需求，与我国在基建方面形成的过剩产能恰恰能够形成良性的互补，我国的高铁产能业可以改善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的交通状况，交通和基础设施改善了，“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四、“一路一带”战略是地缘政治战略
一路一带是国家崛起战略，在中国国家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标志着一个在近代历史上饱受列强欺凌的东方大国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从历史上看来，任何一次崛起都为世界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无论是从汉唐盛世还是康乾盛世都能说明这一点。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中国从来不会把自身的强大建立在其他国家或者民族的痛苦之上。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可以做出最明确的回答。总之，每个国家崛起背后的逻辑是不一样，也是不会一样的。通过“一路一带”战略，中国可以加强同北方大国，尤其是俄罗斯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和平与协作的姿态谋求中国的伟大复兴。
五、“一路一带”战略需要国内强大的凝聚力
“一路一带”是战略问题，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决心，还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重点是境内，但难点是境外。境内的重点为国内过剩产能的输出，这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具有强大的内部驱动力，所以政府与企业以及国内民众可以做到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当我们的企业走向国外，面对的不再是国内熟悉的制度与社会环境，“一路一带”沿线各国政治制度差异明显，社会环境各有特色。而我们对这些国家的了解与认识还相当有限，可以预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度远远大于在国内区域间的流动。所以，不但国内要对走出去的挑战和困难进行充分的评估与预见，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比如行业协会等等也要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帮助。涉外税务部门尽快将“一路一带”国家的税收政策做充分的翻译与梳理帮助走出去的企业规避防范这些国家的税务风险，驻外使领馆要对走出去企业的进行充分的帮助，在出去的企业刚刚落地时，要为这些企业充分介绍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3]。当走出去的企业在所在国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及时提供帮助。总之，要从制度上，设施上，生活上让走出去企业感受到祖国的支持与温暖无处不在。
(作者单位：四川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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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蕴岭.聚焦“一带一路”大战略[J].大陆桥视野，2014(8)：41-42.
2017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篇4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反思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报告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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