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对外经济政策(2)
2017下半年宏观经济展望
一、2017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展望
1.2017年下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同比增速预计下行
201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投资增长低迷;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性降低，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从国内看，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艰巨;经济下行压力大，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的情况增多;经济高杠杆高泡沫长期积累，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难度上升。
从运行趋势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下行趋势中。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升，主要原因是2016年中期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放松房地产调控，暂时抑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势头;
但是，随着这些短期稳定经济增长措施效应递减，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从2017年第二季度开始重回下行走势。
2. 2017年下半年，投资下行，消费平稳，出口疲软
总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包括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驾马车”。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发挥基础作用，资本形成发挥关键作用，净出口发挥支撑作用。
近两年来，最终消费支出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资本形成贡献份额总体呈现震荡下跌趋势，净出口贡献份额在0%附近震荡，2017年下半年，“三驾马车”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份额预计延续该趋势。
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一般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贡献份额会持续上升，直到上升到75%-80%附近稳定下来，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贡献份额会持续下降，直到下降到20%附近稳定下来，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结构优化。“三驾马车”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趋势变化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一般经验。
“三驾马车”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变化与近两年国际、国内特殊经济环境也有重要关系。近两年，国内部分行业落后产能过剩情况严重，房地产泡沫膨胀，企业负债杠杆高，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降低，导致中国投资下行。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对中国产品和服务需求不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生产成本、环境成本、流通成本等上升，出口竞争力降低，导致中国出口疲软。
2017年下半年，投资同比增速预计下行到8%左右
长期以来，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每当经济出现下行走势，政府出台增加投资、配合增加货币信贷供给政策，都能抑制经济下行走势，甚至出现反弹。
但是，长期以往，该项政策的正面效应递减，负面效应递增，导致落后过剩产能增加、经济高杠杆高泡沫、金融风险上升等系统性问题，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7年4月下旬做出重大决定，要求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
2017年下半年，政府金融、投资等监管部门预计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大监测、防范金融风险力度，投资面临的监管环境趋紧。
从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受美联储连续加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转向中性、政府出台降杠杆挤泡沫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中国市场利率出现较大幅度上升，导致投资成本上升较多。
2017年下半年，中国市场利率预计继续上升，将进一步抑制投资增长。2017年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预计稳中有降，预计将在10%以下运行，可能下行到8%左右。
2017年下半年，消费同比增速预计稳定在10%附近
消费增长取决于居民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能力取决于居民收入，并受到社会保障程度等因素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具有系统性、长期性特征。从运行趋势看，中国消费增长速度经过较长时间下降以后进入平稳运行阶段，近两年稳定在略高于10%水平附近。
长期以来，中国居民在私有制企业就业的比例持续大幅度上升，目前已经上升到占80%左右。私有制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所有者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中国的工会不能组织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福利，甚至成为企业主的帮凶，高度分散的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企业主给予的工资和福利，甚至相互竞争压低工资和福利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货币供给增速大幅度高于经济增速，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劳动者工资存款相对贬值，有真实居住需求的广大民众成为“房奴”，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保障程度较低，教育、医疗、住房等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居民不得不缩减当前消费，积攒存款，准备应对未来之需和不止何时降临到头顶的灾难。
受这些系统性、长期性因素影响，中国消费增长速度很难提高，即使政府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引诱居民消费，在短期刺激效应消退后，消费增长速度又会重新回落。
企业主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将困难转嫁到劳动者身上，采取解雇、降低工资福利等办法降低用工成本，工会职能缺失导致劳动者如一盘散沙甚至相互竞争，广大劳动者收入增速降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降低。
少数富人的奢侈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低的。结果，国内消费需求不旺盛，企业产品和服务销售困难，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从比较长时间看，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中国贫富两级分化，平均数并不能反映广大民众的真实收入情况。近几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行，居民收入增速也跟随下行，而且下行速度更快。
2017年下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同比增速预计下行，居民收入增速预计也将下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下行压力大，预计勉强稳定在10%附近。
从长期看，进出口贸易总归要走向平衡，否则用国内商品和服务换取别国货币就是毫无意义的赠送。因此，净出口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只是阶段性的。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形成新增生产力，这些新增生产力将扩大未来供给。因此，只有消费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终极力量。
在资本主义性质企业环境中，要提高广大劳动者收入水平，需要有强有力的工会与企业主抗衡，维持生态平衡，舍此别无它法。在社会主义性质企业环境中，要提高广大劳动者收入水平，需要建立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让企业经营成果真正为广大劳动者共享。
2017年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预计在0%-5%区间波动
出口增长受出口贸易伙伴进口需求、本国出口竞争力等众多因素影响。中国主要出口贸易伙伴是美国、欧盟、东盟、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需求对中国出口有重大影响。
近几年，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成本上升，传统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竞争力降低，但是科技密集型行业出口竞争力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政府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有利于带动国际贸易额增长。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等汇率变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
从运行趋势看，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在经历了较长时间下降和负增长以后，从2017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上升苗头。主要原因是中国主要出口贸易伙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进口需求有所上升。除此之外，中国政府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
2016年第四季度，美国和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分别是1.96%和1.5%，2017年第一季度，两者分别提高到2%和2.5%。2017年下半年，美国和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预计稳中略有提高，有利于中国出口增长，但是受其他因素影响，中国出口增速提高幅度预计较小，可能在0%-5%区间内波动，仍旧处于疲软状态。
二、2017年下半年物价水平展望
1. 2017年下半年，CPI预计缓慢上行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从消费零售环节反映总体物价水平变动情况的重要统计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影响较大。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八大类商品和服务构成，分别是：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由目前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决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所占权重最大，占比将近三分之一。食品价格受自然、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明显的周期波动特点，涨跌幅度较大。
2016年第一季度，受异常天气影响，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扩大。之后，异常天气影响降低，但是抬高了同比基数，导致2017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下行。剔除食品价格异常波动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在接近2%的两侧小幅波动。
2017年下半年，食品价格异常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影响将逐渐降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预计缓慢上行到2%左右水平。
201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下行，美联储预计加息和缩表，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转向中性，中国主要消费品供给充裕甚至产能过剩，这些都将抑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速度。未来半年到一年，中国预计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2.2017年下半年，PPI预计下行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是从生产批发环节反映总体物价水平变动情况的重要统计指标。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类商品构成。
在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处于上游，生活资料生产处于下游。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幅度大于生活资料价格波动幅度，这可能与产品需求波动、企业资产规模、市场竞争程度、经济周期影响等因素有关。
从2016年第一季度开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出现明显上涨趋势，在 2017年第一季度达到顶峰，从第二季度开始转入下跌走势。
从结构上看，2016年第一季度以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涨幅大，生活资料出厂价格运行平稳。生产资料中，采掘工业出厂价格涨幅最大，其次是原材料工业，再次是加工工业。
从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出，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大幅度上涨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力量。
2016年中期，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放松房地产调控，市场提前对此有了预期或者获得了信息，导致煤炭、焦碳、钢材、有色金属、重化工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由于中国每年对这些大宗商品需求量巨大，“中国因素”在这些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发挥关键作用。
煤炭、焦碳、钢材、有色金属、重化工等行业落后过剩产能情况严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政府为抑制经济下行，采取短期刺激经济政策，导致这些行业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些行业原已濒临死亡的企业起死回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阻力大增。
201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下行，美联储预计加息和缩表，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转向中性，部分行业落后过剩产能情况依然严重，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预计下行。
三、2017年下半年金融风险展望
1. 2017年下半年，要警惕房地产高泡沫风险
从2003年以来，全国各大城市住宅价格大幅度上涨是不争的事实。以上海市为例，2017年上半年住宅价格是2003年的大约8倍左右。其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党的以来，上海市住宅价格翻了一倍左右。
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住宅平均价格为5万元左右/平方米，市中心价格更高，越往郊区价格越低，外环路附近住宅价格一般超过4万元/平方米。
按照5万元左右/平方米计算，三口之家购买90平方米住宅，买价为450万元左右，加上按揭贷款利息和各项税费用，购房者最终需要合计支付800万元左右。按首付三成、按揭20年计算，首付款135万元，年均还款24.7万元，远远超过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万元水平。两者差距悬殊，说明上海市绝大多数居民无力购买住宅，存在房地产高泡沫风险。
从住宅总需求方面看，房子是用来住的，投资投机购房最终也要落实到真实居住上。到2016年末，中国城镇总人口接近8亿人(包含常住在城镇的2.5亿流动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比1999年末增加了3.5亿人。按照人均住宅面积30平方米计算，需要增加住宅面积105亿平方米。
从住宅总供给方面看，从1998年政府实行商品住宅政策以来到2017年4月末，中国累计新开工住宅150亿平方米，按人均30平方米计算，可供5亿人居住。因此，就真实居住需求而言，住宅供给是过剩的。
之所以出现住宅供不应求和价格大幅度上涨现象，是因为中国贫富两级分化，中国货币供给长期高速增长，富人阶层购买多套住宅作为财富保值和增值手段。住宅价格大幅度上涨吸引房地产开发商增加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符合政府利益。
既得利益者以中国城镇化有巨大空间为噱头，对房地产供求和价格进行预期引导;政府部门不公布房地产存量等真实数据、拖延出台房地产持有环节税等，支持房地产行业投资和投机行为。
中国城镇化有巨大空间观点缺少数据依据。未来城镇总人口增加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两个途径。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常住在城镇的已经被计入城镇总人口，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已经出现下降苗头，未来可能继续下降，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历史显示：流动人口数量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未来中国城镇总人口增加中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数量可能下降。
中国城镇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是缓慢的，近几年，剔除二胎政策的短期影响，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包括城镇和农村)稳定在5‰附近，每年新增人口700万人左右。
近几年，中国年度新开工住宅面积已经出现下降趋势，但是仍然处于10亿平方米以上的高位，按照人均30平方米计算，可供3000多万人居住，远远超过每年自然增长人口住房需求，更远远超过城镇每年自然增长人口住房需求。按照这样的住宅总供给和总需求发展趋势，未来几年内中国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住宅过剩问题。
一定要看到，住宅价格相对于有真实居住需求的普通老百姓(603883)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已经过高了，有购买能力的只是少数富裕阶层。少数富裕阶层购买多套住宅并没有进入真实居住，从供求关系看，仍然属于供给方，他们取代房地产开发商，成为住宅的供给方。
有真实居住需求的普通老百姓基本不会抛售家庭唯一自住住宅，多套房持有者抛售房产的临界点是：房产涨价收益和房租收益合计小于房产变现后的投资收益(例如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等)。
房产涨价预期降低甚至消失、房租上涨困难甚至下降、市场利率上升等都将推动多套房持有者向临界点移动。一旦临界点被突破，以前被隐藏的供给会突然释放，房价会快速下跌，房地产投资会快速萎缩，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府希望自己国家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但是各国房地产泡沫基本以破灭告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希望本国房价在高水平上长期稳定是幻想，高房价必然吸引资金从其他行业转投房地产行业，增加房地产供给，加剧供求关系失衡。除此之外，还会导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延误、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等一系列恶果。
2.2017年下半年，要警惕经济高杠杆风险
负债类社会融资年末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是反应经济杠杆率的重要指标。2016年末，中国负债类社会融资年末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超过200%，2017年前几个月继续上升。
在正常情况下，负债类社会融资还本付息来源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在非正常情况下也可以来源于出售资产所得净收入。中国负债类社会融资年末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高，说明中国经济杠杆率高，还本付息的压力大，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高，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难度大。
长期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后，中国负债类社会融资年末余额同比增速大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导致负债类社会融资年末余额与当年GDP剪刀差越拉越大，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
负债类社会融资年末余额同比高速增长，短期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有利于延缓和掩盖金融风险，但是需要付出产能过剩、资产泡沫膨胀、资金“脱实向虚”、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等代价。
由于没有根本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该项政策正面效应越来越低，负面效应越来越高，最终可能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金融风险上升、市场利率上升、偿债压力大增甚至无力偿债、政府束手无策的严峻局面。
中国负债类社会融资年末余额同比增速大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是中国经济杠杆率上升的源头，只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才能稳定并逐步降低中国经济杠杆率，化解中国经济高杠杆风险。
但是，降低负债类社会融资年末余额同比增速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降、金融风险暴露等不利局面出现。降低负债类社会融资年末余额同比增速，同时提高股权类社会融资年末余额同比增速。
保持社会融资年末余额总规模同比增速基本稳定，是兼顾降杠杆、稳增长和防风险多重目标的必然选择。扩大股市融资和场外市场融资、推进PPP项目投资建设等都是朝着这个方向推进的政策措施。
201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下行，美联储预计加息和缩表，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转向中性，中国市场利率正在上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必须高度警惕经济高杠杆风险，坚定不移地执行降杠杆政策。
3.2017年下半年，要重视落后过剩产能风险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认定，钢铁、水泥、煤炭、焦炭、平板玻璃、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烧碱、黄磷、多晶硅等行业为产能过剩行业。这些行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密切相关，这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是政府为稳定经济增长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带来的后果。
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出现过三次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分别在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政府为稳定经济增长，出台了刺激经济政策，包括加大基础设施建立力度、放松房地产调控甚至鼓励房地产投资和投机行为、增加货币信贷和其他负债类融资供给。
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合计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将近50%，增加这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拉动内需，稳定经济增长。
增加这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导致对钢铁、水泥、煤炭、焦炭、平板玻璃、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烧碱、黄磷、多晶硅等行业产品需求上升，企业扩大生产能力。
但是，当经济企稳甚至反弹以后，政府刺激经济的负面效应的重要性相对上升，政府降低甚至取消刺激经济政策，导致需求下降，这些行业的产能已经形成，短期内无法缩减，成为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导致行业竞争加剧，企业尽可能压缩成本，相互压价销售，经营情况恶化。
四、2017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1.2017年下半年财政政策展望：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不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在政府逆周期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财政政策要多收少支，增加财政盈余;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下降阶段，财政政策要少收多支，增加财政赤字。除此之外，财政政策还在经济结构调整、区域平衡发展、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0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持续回落，进入经济周期波动的下降阶段，财政政策进入少收多支、增加财政赤字阶段。
由于财政收入和支出具有比较明显的季节性周期波动特点，采用连续12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合计数和支出合计数指标，是最大限度降低财政收支季节性周期波动影响的有效方法。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到2016年上半年，连续12个月全国财政支出增速明显大于收入增速，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加大。2016年下半年以后，连续12个月全国财政支出增速快速下降，到2017年上半年降低到略微大于财政收入增速，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力度降低。
《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提出：2017年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一是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二是赤字率保持在3%，适度扩大支出规模;三是突出保障重点，提高支出的有效性和精准度。
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8630亿元，增长5%。加上调入资金2433亿元，收入总量为171063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4863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6.5%。赤字23800亿元，比2016年增加2000亿元。
2008年以后，全国财政一直处于赤字状态，2014年以后连续12个月全国财政赤字规模明显扩大;2016年至今，连续12个月全国财政赤字规模基本稳定在3万亿元附近。2017年5月，连续12个月全国财政赤字3.09万亿元，超过了年度预算目标。
2017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下降，需要政府采取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增长。但是，加大刺激经济力度可能导致房地产高泡沫、经济高杠杆和落后过剩产能问题进一步恶化。全年财政收入和支出计划已经在年初预算中规定下来，一般不会作重大更改，实现全年财政赤字不超过预算目标还需要财政部门在下半年增收节支。
2.2017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展望：货币政策转向中性
货币政策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在政府逆周期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一般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下降阶段，一般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在经济处于比较平稳状态时，一般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紧缩与宽松程度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由于货币政策不像财政政策那样受到预算限制，实施起来比较方便，尤其是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下降阶段，宽松货币政策被各国政府广泛采用。
但是，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货币资产相对实物资产贬值，实际上是将工薪收入人群和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群的利益转移给实物资产持有者，从长期看，损害了大众消费的基础。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还可能导致经济杠杆率上升、资金“脱实向虚”、资产泡沫膨胀、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等一系列恶果。
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逆回购、短期和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采用情况是反映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重要指标。从2015年第四季度至今，中国央行维持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不变。
美联储已经多次加息，并可能于2017年下半年缩减资产负债表;中国经济增速预计下行，央行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中性，降杠杆、挤泡沫、去产能任务艰巨;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基本围绕一年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上下波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2017年下半年，预计央行继续维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变。
货币供给增速、信贷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市场利率等金融统计数据是反映货币政策执行结果的重要指标。
2010年以来，中国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呈现波动回落走势，但是仍然长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水平，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8倍到2倍左右，导致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持续多年上升，积累了较高的系统性风险。
近几年，中国货币政策逐渐从宽松转向稳健中性。原先在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已经扩大的生产能力、已经扩大的中间环节和已经扩大的负债杠杆在货币政策环境相对收紧的情况下，必然出现资金周转困难、还本付息压力加大等情况，对市场资金需求迫切性上升，导致市场利率上升。
从2016年第四季度到2017年6月下旬，5年期AA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上升了约2个百分点，1年期上海银行(601229)间拆放利率上升了约1.5 个百分点，5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上升了约1个百分点。市场利率快速较大幅度上涨，既是对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中性的反应，也是对经济高杠杆高泡沫风险的反应。
2017年下半年，预计美联储继续加息，并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预计欧元区保持货币政策不变，并有可能收紧，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资金可能从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流向美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被资金之水长期浸泡、变得十分脆弱的房地产、金融等资产在资金大规模流出后面临很大的倒塌风险。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央行的总资产，就可以看出美联储加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将给中国央行及其外汇管理部门造成巨大压力。
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换算成为美元约为10.73亿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为18.57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57.8%。同年，中国央行的总资产换算成为美元约为4.96亿美元，美国央行的总资产为4.50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倍。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宽松货币政策规模远远超过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房地产高泡沫膨胀、经济高杠杆和落后产能过剩等一系列恶果，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
一些资金选择离开中国，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由持续上升转为持续下降，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由波动升值转为波动贬值。剔除对外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等资金流入因素，实际选择离开中国的资金规模更大。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从2014年6月份的3.99万亿美元减少到2017年5月份的3.05万亿美元，减少了9400亿美元。
2017 年下半年，预计美联储继续加息，并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中国央行如何应对?有三条道路可走：
第一条道路是采取与美联储同方向的货币政策，走这条道路有利于挽留资金在中国境内并稳定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但是可能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房地产泡沫破灭、经济高杠杆风险爆发、落后过剩产能企业倒闭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第二条道路是采取与美联储反方向的货币政策，走这条道路有利于暂时稳定甚至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暂时维持房地产高泡沫、经济高杠杆、落后过剩产能隐患不爆发，但是需要付出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上升的代价，还会加速资金外流和人民币兑换美元贬值。
第三条道路是原地踏步。走这条道路，实际是被动地、相对地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与走第二条道路类似，力度上相对小一些。在美联储加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的环境下，中国央行无论走哪一条道路，都是进退维谷，选择走第三条道路，相对稳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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