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外交政策论文1500字(2)
2017中国外交政策论文1500字篇4
《论国民认知差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摘要：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影响两国关系的除了经济利益、政治、综合国力、决策者重大决策等宏观层面的因素外，两国间国民的认知差异也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本文试图从国民认知的角度入手分析影响中国与日本两国关系微观层面的因素，具体阐述两国国民在历史问题、国家利益、民族心理方面的认知差异。最后将尝试性地从认知层面对推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出一些的建议。
关键词：国民认知;认知差异;中日关系
中日双方良好稳定关系的建立不仅对双方乃至于东亚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稳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但中日双方在认同上的差异已成为严重影响和制约中日发展双边友好关系的障碍。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中日两国除了需要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进行努力外，还需要从文化认同的层面上着手，积极改善两国关系。
一、影响中日双边关系认知的因素
中日民间关于彼此双方的认识知觉单薄。从知觉的形成机理讲，社会群体间要形成相互知觉必须具备认知主体，认知对象和认知途径三个基本要素。在知觉的形成过程中认知途径的作用相当重要，它是连接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桥梁，如果没有这个桥梁，社会群体间是很难形成关于对方印象的知觉。在中日关系进程中，这个认知途径可以简略划分为三类，亲身游历、面对面对话以及社会中介的介绍，就前两种途径而言，一般中日民众是很难拥有的，中日民间知觉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社会中介的介绍。中日联合调查也指出，连续四年的调查表明，新闻媒体是两国民众了解对方的最主要渠道。在这种较为单一的认知途径背景下，社会中介的介绍就在中日民间知觉形成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其介绍内容的广度、深度、客观性、真实性也就决定了中日民间知觉的数量和质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所营造的信息氛围是影响中日民间知觉的重要认知情景。
中日媒体在报道对方的过程中信息选择性都较强，如在日本电视台上有关反日游行的报道连日不断地重复播放游行的录像，就像中国全国都被游行洪流淹没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都处在危险中一样。中国媒体同样热心于报道日本政府对中国国民感情的一再伤害，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围堵以及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这样选择性的报道导致了中日大部分国民对于对方国家在认识上的诸多误解。
二、中日国民认知差异
文化上的认同差异和相互认识上的心理误区使中日两国难以做到透彻地了解对方，甚至存在许多误解，这是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以下就具体分析中日国民之间存在包括历史问题认知、国家利益认知、民族心理认知方面的差异。
(一)历史问题认知差异
半个世纪特别是自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始直至抗战结束这段充满血腥味的历史所造成的两国民众之间的心灵创伤和感情坚冰，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民众认为日本不愿在历史问题上道歉，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国家而与之对应的是日本民众也形成了中国“咄咄逼人”纠缠不清的印象。例如日本一些政治家就说，中国动辄就提历史问题，要日本赔礼道歉，村山内阁不是在1995年就表示过歉意了吗?怎么没完没了，日本要道歉到何时才是头?
(二)国家利益认知的差异
认同的一致性是获得共同利益的基础，而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认同又离不开自我身份的约束。可见，对自我身份的界定限制着对自我利益的认同，对彼此身份的界定则限制着行为体对双方共同利益的认同。如果行为体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就不仅能对自我利益形成正确的认识，还能获得双方在共同利益上的一致认同近年来中日之间频繁出现的争端和纠纷，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日本对中、日双方的身份和利益认同产生了偏差和错误。国家利益说到底是国民认同中的国家利益，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思维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利益是由国家认同界定的。
而现在，中国作为亚洲经济体系新的强国(或潜在的强国)，对日本经济构成了挑战。在日本的国家认同。现在的中国似乎是旧的亚洲经济体系的“破坏平衡者”，俨然已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形成威胁。正是这种认同取向，使日本忽视了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广大的共同利益，只看到竞争的一面，看不到合作的一面，迷信“中国威胁论”，多方遏制中国的崛起。
(三)民族心理认知的差异
在日本对华认知上，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突出表现在日本人在自卑感与优越感之间不断徘徊。当日本认为自己处于优越地位时就会表现出对中国的蔑视，反之一旦自己停滞时，不仅出现中国威胁论，在他者认识中甚至还隐藏着期待中国崩溃的阴暗心理。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对华亲近感却不断下滑，这种现象与日本民族心理的潜在影响有关。
三、从认知层面对推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出的建议
推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起点是我们必须首先相互了解，相互认识，正确认知彼此间的差异。
(一)理性地全面认识和了解日本民族
不管人们对日本的感情是蔑视还是敬，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是一个具有特殊的民族心理特征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的国家。日本人成功地把以强烈的集体主义为美德的社会纪律，同西方人习惯看作与个人主义不可分的那种责任感结合起来，其程度是任何其它国家无可比拟的。这一点已为日本自身的成功发展所证明。
理性的国人，需暂时放下仇恨，用理智与平静的心态去了解真实的、这个永远也不会搬家的邻居，先去了解，面对未来不了解别人是危险的，行走在爱恨间，我们总在情绪上反对日本，伤害我们的感情，的确，日本始终欠中国一笔历史债，注定要清算后才能平复国人心怀的血泪债，但在这之前，让我们睁大眼睛把对方看清楚，让我们把他们的优点和精华拿过来，只有强大才有话语权，也只有强盛国力才有资格说不。的确，在中国渐渐崛起的今天，我们对于日本，需要也必须去了解。
(二)改善认知环境，督促双方媒体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对方
比较中日大报可以知道，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要远远少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而且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更多是和历史相关的报道，而日本媒体却格外关注中国当下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的发展，且这种关注是研究式的。我们要抛弃情绪性的关注和报道。 督促双方媒体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对方，使媒体在市场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三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因为大概对于中日两国大多数的记者来说，客观的、中立的友好的报道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导致这个理想无法实现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制约现在正纠缠着两国的媒体。如果不对这些障碍和制约等环境因素加以思考，即使宣称客观、中立、友好，其结果也只能是于水中捞月。
(三)消除中日民族心理的自卑感，加强互信
从民族心理的角度来看，在中日建立互信的过程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双方要逐渐消除对对方抱有的心理上的自卑感。坦率地说，日本在包括经济、法制、国民生活、卫生等在内的社会状况方面，对中国怀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对中华文明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风采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与此相反，中国方面因为自己的悠久文明和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地位以及作用，对日本怀有一种优越感，但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中国人的自卑心理与近代史上的屈辱遭遇是分不开的。
文化是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沟通交流的平台和纽带。当今，在国际性的交流场合，假定他国(他人)和本国(自己)的同一性，先验性地想象相互理解的实现，是蕴含着极大危险的，这本身就会成为阻塞交流的因素。提倡换位思考，对对方与历史问题相关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给予客观的评价。譬如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及前述修改战后宪法等的诉求，对于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对双方的政治智慧和民族胸襟，都是一种考验和挑战。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同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比因为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我们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人的文化交流。
总结：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文化渊源上的某些同质性是双方形成合作性认同感的地缘优势和文化基础。尽管现在中日关系还处于历史上的低潮时期，两国人民的认同亲近感也异常冷淡，但是，随着中日之间在多层次、多领域项目中交流与合作的扩大与加强，两国人民能够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积极的认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日两国一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广泛开展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既要重视宏观层面的分析，也要注意微观层面的分析。既要看到决策者和社会精英的作用，也要密切关注民间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其中，民间知觉的正确与否对于维护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非常重要。政府有必要加强对民间知觉的重视和监控及时消除可能危害国家间关系的知觉因素。
参考文献
[1]刘从德，曾璇.《认同差异：战后中日关系的文化症结》[J].理论研究，2007(5)
[2]刘利华.《试论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文化与心理因素》[J].东南亚研究，2009(4)
[3]张伟东.《论日本的国民性对中日关系的影响》[J].大连干部学刊，2008(2)
[4]胡令远.《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J].日本学刊，2008(6)
[5]谭浪.《中日关系上的误传播——新闻报道客观性原则再认识》[J].新闻知识，2009(1)
[6]尹斌.《中日民间相互认知与中日关系重构》[J].日本研究，2008(4)
2017中国外交政策论文1500字篇5
《正在崛起的“新型大国关系”》
摘要：“新型大国关系”正在崛起，美国将不得不转变思维方式，准备应对三十年后出现的特大单一经济体——中国。对抗和遏制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徒然浪费精力和钱财。与中国密切合作，携手解决全球问题，创造人类新一轮的繁荣和进步，是美国未来应有的、适应人类进步时代的选择。有了进步的思维，有了中国的真诚合作，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才可能持续。
关键词：大国关系 产业格局 地缘政治 世界趋势
能力与观念
“大国”指的是实力出众的国家。大国间的相互关系左右国际关系大势，决定人类走向战争或和平。
2400年前，雅典政治家修昔底德细致地描述了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城邦相互冲突的利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但他又声称，战争最深层次的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这个判断千古不朽，因为他抽象了大国关系的两大要素，即能力和观念。利益貌似客观，对利益的认知却是主观的，是由观念塑造的。若雅典不视斯巴达为敌，若斯巴达不对雅典的崛起感到“恐惧”，两败俱伤的大战或许不会发生。两大城邦原本可以是拉动希腊城邦世界的两架马车。换言之，相对实力变迁与观念互动是战争与和平的两大根本原因。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相对实力的变迁，忽略观念互动，认识论上倾向“唯物主义”。“建构主义”理论则强调观念的互动，忽略相对实力变迁，认识论上倾向“唯心主义”。实际上，相对实力变迁和观念互动对大国关系同样重要。
为什么“相对实力”重要?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强者支配弱者，制定规则，领导国际组织。所以，国家的相对能力塑造国家行为。不少学者强调“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与“相对实力”同等重要，故描述无政府状态存在“不同程度”。但他们难以解释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产生和维持，更难解释大国对彼此相对实力变迁的极度敏感。在实现“世界大一统”之前，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无政府状态就没有“国际关系”。
为什么观念互动重要?因为观念塑造利益。受不同观念影响的人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观念从哪里来?形形色色的“存在”塑造五花八门的观念。
在现代世界，哪怕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不会否认“存在”对观念的作用，哪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不会把观念简化成国家间的相对实力。相对实力变迁会改变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却并不必然对应某种特定的国家利益认知。中国的“崛起”或许让中国人意识到应对“国际社会”负更大的“国际责任”。但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对“国际社会”和“国际责任”的定义可能很不同。西方国家认为美欧富国俱乐部就是“国际社会”，西方几大报刊代表“国际舆论”，政治制度传教和经济贸易禁运是“国际责任”。中国迄今还遭到“国际社会”的高科技和武器禁运，所以可能认为拥有世界人口85%的欠发达国家不应被排除出“国际社会”，不应被肆意侮辱、欺凌。对中国而言，“国际责任”是减少贫困、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禁运、维护各国人民正常生活的权益。而且，观念从不孤立存在，都是相对的、互动的。观念在互动中产生，在互动中加强或消失。或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
传统的大国关系形态
什么是“大国关系”?在传统的国际关系认识中，大国关系的基本目标是“争霸”——争夺支配区域事务乃至世界事务的权力。支配力的争夺当然是“零和”的，A国对X国支配力的增强就意味着B国对X国支配力的减弱。支配通常经由援助或削弱被支配国实现，即俗称的“胡萝卜加大棒”。
大国争霸的目标取决于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取决于大国间的相对能力和观念互动。
在相对能力难以更改时，观念互动就是主战场。观念的互动塑造对利益的认知。搅乱对手心智就能搅乱其对利益和目标的认知。于是，苏联是“自杀”还是“他杀”就成了个问题。在古代文明的衰落史中，他杀与“巫师”鼓动的自杀比例一样高，或是两者的结合。满洲与朝鲜山水相连，自隋唐以降迄于近代，华夏国运向来系于此地大局。若想让中国难以兼顾沿海南北首尾，甚至因遭遇战争而一蹶不振，挑拨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是上上策。首先让中国人误以为朝鲜政府是世界上最坏的，其次用战争威胁逼朝鲜绝望发疯，最后诱使中国出重手“制裁”。中国若与此强军邻邦反目成仇，势将付出比少量经援大得多的代价。挑拨者不仅能让数十万志愿军将士白流血，而且能以敌制敌，不战而屈中国之兵。倘若中国不被意识形态蒙住眼睛，不惧、不理，挑事者便只好责任自负，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国间争霸的手段是什么?抛开国内事务中的“自强”因素，国际争霸的基本手段有两种：
第一种是硬的物质手段，包括战争、结盟、贸易。用战争摧毁竞争对手，是争霸最直接、最简单的手段。在苏联覆灭前，霸主地位都是被战争剥夺的。英国霸主地位的丧失是因为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威胁导致结盟行为，因为结盟能改变相对能力。国际贸易相互补缺，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对双方有利。但国际贸易让不同国家得到不同的“相对收益”，也会改变国家间的相对能力。
第二种是软的非物质手段，主要指的是近代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关于“正义”的观念体系，天然具有好坏两种特性。如同战争，意识形态能凝聚或者分裂一个国家和社会，并影响结盟行为。盘算物质利益的得失属于理性范畴，意识形态基本是“非理性”的。宗教天然不是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天然包含宗教。以宗教包装的“正义”很有吸引力。埃及的统治者压抑伊斯兰教，亲近西方，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当那种统治遭遇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各派信徒们的挑战，再难延续时，西方就支持推翻埃及统治者，挑动自由主义者及各派宗教信徒间无休止的内斗，以阻止埃及产生稳定的反西方政权。
软硬兼施是国际关系中最常用的手段。科技贸易禁运同向他国推销某种政治观念并行不悖。一手持剑、一手持《圣经》或《可兰经》，征服了除中国外的全部世界。中国因有辽阔地域、庞大人口，不信宗教、也不用易学易懂的字母文字，故难被征服。反之亦然，无利剑、经书、字母，中国就只能奉行“王者不治夷狄”(即“华不治夷”)了。
相对能力和观念互动塑造大国关系。但能力和观念从何而来?
生产方式的变革
人类生产财富的方式决定大国的能力和观念。新的生产方式让国际关系里的“能力”和“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换言之，硬的战争、结盟、贸易和软的意识形态都发生重大变化。
全人类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前的代价刺激了技术进步，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
首先，“绝对武器”——核武器，特别是“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深刻地改变了战争和结盟。以往的武器能决定战争胜负。拥有了“绝对武器”，大国间战争的升级必须停在双方能接受之处，否则意味着共同毁灭。没有了输赢，战争就丧失了目的和意义。若核大国能展示坚定、可信的使用核武器的意志，就能排除大国关系里用战争摧毁对方的选项。日本没有核武器，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日本可能选择拥有核武器，而且日本选择核武器并不会使战争更容易发生。尽管冲突不断，中日关系的选项里已经不可能包括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大国选择拥有核武器，两国爆发大规模战争也变得不可能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战争也不可能了。这里的人口之和是30亿，全世界总共才70亿。欲在这里的大国战争中分出胜负无异于毁灭人类。世界上许多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除非安全陷入绝望，他们不会选择拥有核武器。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极为昂贵。既然大国间的战争变得不可能，“结盟”就渐失传统的“安全”含义，变成经济政治联盟。“非传统安全”概念已经崛起，其庞杂的内涵里几乎不包括战争，虽然“非传统安全”还带着“安全”的余韵。
其次，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在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靠知识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就此降临。如同第一产业让位于第二产业一样，第二产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让位于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生产无形产品的产业。创造无形产品带来巨大财富，正在成为人类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而今，第三产业占所有发达国家GDP的70%以上。无论拥有庞大制造业的美国、德国，还是靠出口原料生存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无一例外。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例迄今尚未过半。在第三产业时代，专业制造有形产品的国家和地区会陷入相对贫困。这就迫使落后的大国积极向知识经济的新方向转型，至少要升级到高附加值的制造业。
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国际贸易和意识形态。第三产业促使国际贸易发生重大变化。虽然纯粹的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增加缓慢，目前在20%左右，但知识附加值在硬件产品中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美国苹果公司专门从事设计研发，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中国制造和出口了苹果公司的全部产品，但90%以上的利润属于苹果公司。第三产业时代贸易的变化带来了下述三大结果。
其一，制造有形与无形产品的分工使世界紧密地联在一起。而今，几乎每个产品都由各国共同制造。“相对实力”依然重要，服务业时代的产业分工却导致国家间“相互依存”度上升。“云计算”、“大数据”非常重要，但数据处理极为耗能，导致环境污染，需“外包”给欠发达国家。“相互依存”有固化分工、固化贫富强弱之嫌，但地球南北的“共赢”而非“零和”已经成为双方都不得不接受的观念。
其二，对原料和能源的争夺将逐渐变成欠发达国家间的事。对靠知识创新来获取财富的国家而言，原料和能源的重要性稳步下降。大国依旧在意硬的“地缘政治”，但越来越在意软政治，如币缘政治(本币的国际流通范围和数量)、环境政治、知识产权政治、品牌政治、国际形象政治。事实上，美国对拉美、西亚的兴趣明显减弱，而且已把北非事务的主导权让给了欧洲。换言之，大国“支配”或“干预”欠发达国家内政的诱惑力相对减弱。欠发达国家还处于向制造业迈进的阶段，其内部矛盾的增长会渐超南北矛盾，重塑观念互动的格局。
其三，区域经济整合成为国际贸易的大趋势。区域整合能构建经济全球化的缓冲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塑造了人口过亿的“超级大国”，中等国家主导世界越来越不可能。中国在三十余年后可能崛起为“经济规模”上的特等超级大国，并超越美欧经济体量之和。因此，欧洲走向统一，其他小国也以地理为依据组成形形色色的经贸共同体。“骡马大会”式的WTO走向没落，集团间讨价还价的态势逐渐形成。跨大西洋经济同盟、跨太平洋经济同盟，都成了热门话题。从此，原本为国家生存安全的结盟变成了经济、政治势力的“联盟”。这是大国“相对实力”面临的新挑战。美国若依赖军事力量“回到亚洲”，搞“再平衡”，注定是“瞎折腾”。21世纪不是19～20世纪，几艘美国航空母舰在此游荡只能刺激中国增加些军费。
第三产业也促使塑造利益的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农业陷入相对没落，关于农民驱动历史的思想走向衰落，制造业也走向没落，19世纪产生的以阶级划分驱动历史的意识形态体系也“寿终正寝”了。
意识形态是企图塑造现实的思想体系。19世纪产生了“左”、“右”两派意识形态，均以固化的阶级利益集团分际为基础。意识形态虽强调“科学论证”，却如宗教般依赖人们的信仰生存。21世纪的制造业已然碎片化，不再成为划分阶级的生产基础。“阶级”这个2400年前古希腊时代崛起时的欧洲概念正被简化成收入多少的差异。在第三产业时代，收入多少的差异很难被家庭传承、固化。保护知识产权比保护生产资料产权难得多，专利保护至多不超过二十年。在发达国家里，居然有99%的公民自我认同为“中产阶级”，与19世纪的“阶级社会”迥然不同。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否“中产”与高等教育的质量密切相关。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就业的国际化，随着跨国旅行日渐寻常，青年们对世界各国的了解越来越丰富，其思想正在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阵营”分际。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既非“左派”国家，亦非“右派”国家。传统意识形态的没落带来了下述三大结果。
第一，意识形态的没落导致观念的碎片化，“阶级政治”变成了“认同政治”。第三产业时代的核心政治概念是“认同”。认同政治的主战场是大众能随意参与的(移动)互联网。群体认同在各种浅薄、时髦的互联网价值观中飘忽不定，比如对环境、性别、劳动、民族等问题的看法。这些观念比“阶级利益观”的弹性大得多。网上形形色色的信息和随意发表的评论构成了虚拟世界，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碎片化。反过来说或许同样正确，虚拟世界的碎片化塑造了现实社会的碎片化。
第二，观念的碎片化导致对利益认识的碎片化，传统的政党政治走向衰落。欧美的茶党、绿党、海盗党、还有日本形形色色的“党”，已经不能用富人或穷人的“代表”来归类，而是在具体议题里“认同”的临时组合。五花八门的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此起彼伏。这些非传统“政党”尾巴摇动脑袋，左右政党选举。如此，政治家与选民的蜜月期越来越短，难以获得稳定的多数支持。以“多数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契约”正在走向没落。发达国家的大型政党政纲日渐含混、趋同，纷纷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越来越像中国执政党。在欠发达国家，制造业兴起时代的欧式阶级斗争注定不会被普遍重复。
第三，利益和政党的碎片化导致大国对外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而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缺乏对外政策的社会共识是普遍现象。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都有影响对外政策的机会。尽管还有学者热衷于设计19～20世纪式的“大战略”，却经常被公众嘲笑。分辨敌友是“大战略”的基础，而今这基础由于“相互依存”而趋于瓦解。哪些大国互为敌国?在大国各自的社会里，关于大型“敌国”的判断缺乏共识，表述都极为含混，比如“竞争性的伙伴关系”。在中国，追求“国强民富”成了最明显的“大战略”。这并非外交战略，更非“全球战略”，而是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全民的一贯追求。不仅美国国内缺乏对外政策共识，所有大国都是如此。与冷战期间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而今大国的外交政策被具体问题和突发事件牵着走。然而，全球化与碎片化的国内社会共存，关心定义含混的“人类共同利益”正在成为大国行为“合法性”或“正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型大国关系的渐进趋向
第一产业时代是自给自足的时代，人类分隔生存。全球分工始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分工。在第二产业时代，资本主义市场创造出“世界经济”，全球分化成富裕的“核心”国家和相对贫困的“边缘”国家。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分工更要求全球分工，甚至是打破国界的全球分工。当然，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认识意味着放弃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常用的“系统论”方法，放弃追求“形而上”理论的简洁美观。
在第三产业时代，只有人口庞大的“大国”才可能应付被边缘化的威胁。集团式的区域经济整合，包括本区域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创造出如欧盟般的“虚拟大国”。拉美与东盟各自有6亿人口，比欧盟人口多，分别是美国人口的一倍或中国人口的一半。若遭美国或中国压迫，这两个区域势必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比较19～20世纪的条件，在21世纪，“大国”甚众，一国独霸世界非常艰难，或许不可能。
在第三产业时代，高等教育成为进入“中产”的前提条件。教育机会的争夺正在取代意识形态战争和生产资料的争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塑造“人类平等”和“人类共同利益”观念。以互联网为平台，一个以英语为“普通话”，混合多元文化的“世界文明”正在崛起。
第三产业时代的大国关系出现了新型的“相对能力”和“观念互动”，呈现下述三个进步的大趋势。
大国关系里军事对抗的色彩将日趋减弱，以“安全”考量为主的传统地缘政治将被地缘经济取代。大国间的战争离我们渐行渐远。美国减少军事开支是必然趋势。当美国军事压力减轻，中国在军事硬件上迅速增加的开支也会适可而止。中国与美欧日关系的着力点在产业升级，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着力点在转移低端制造业。中国势将带着丰富的减贫经验和规模巨大的制造业装备、技术、资金，大举“南进”，促成“南方”电讯、交通运输、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繁荣，促进“南方”国家间的和平。正如在非洲已初步呈现的，这个趋势未必会激化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反而可能日渐受到西方的肯定，甚至导致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合作。
西方(或欧洲)中心观念、意识形态化的冷战观念、传统的“霸权转移”(导致战争)观念，都是反时代潮流和反进步的，势将走向没落。美欧日终将认识到，21世纪不再是一国能独霸世界的世纪。中国只是个特大经济体，既无能力、亦无欲望通过武力统治世界。中华文明无利剑、经书、字母，不是传教型文明，而是学习型文明，也是世界上最世俗、最物质主义的文明。中国的外交目标始终如一，即希望列强减少歧视，平等待我，允许我与发达国家之间像美欧日之间那样，在人员、货物、资本上自由往来。
“零和”式的霸权关系将逐渐被共存共荣的现实取代。中国的崛起绝非意味着西方的衰落。英语不会衰落，只会因中国人的使用而更流行于世界。西方擅长的第三产业不会衰落，只会因中国的加入而供需两旺。西方关于人类精神的理想主义也不会衰落，将会因中国人不断加深的理解而获得更大的财富支撑。中国融入世界，不仅会减少西方对“他者”的文化和制度偏见，还会成为促进世界繁荣与和平的力量，成为促进跨国界“世界文明”崛起的力量。
中国的崛起并非是例外。支撑“新型大国关系”的欠发达国家还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这三个人口超过两亿的大型国家，还有人口过亿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俄罗斯、墨西哥，乃至人口行将过亿的菲律宾。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欣欣向荣。加上先进的美国和日本，上述世界人口最多的12国占有世界人口的60%。世界各大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方兴未艾，联系越来越紧密，实力也越来越强大。在21世纪，没有什么问题需要用战争来解决，战争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美欧军火商和战略家们通过散布“恐惧”来制造战争的传统办法应遭到新兴势力的唾弃。
“新型大国关系”正在崛起，美国将不得不转变思维方式，未雨绸缪，准备应对30年后出现的特大单一经济体。对抗和遏制逆世界潮流而动，徒然浪费大量精力和钱财，乃至重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覆辙。与中国密切合作，携手解决全球问题，创造人类新一轮的繁荣和进步，是美国未来应有的、适应人类进步时代的选择。有了进步的思维，有了中国的真诚合作，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才可能持续。
【作者简介】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美国社会发展史。
主要著作：《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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