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外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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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外贸政策
1、进出口增长低位企稳
2016年，由于全球贸易延续放缓态势，人民币汇率走势稳中有贬，我国货物贸易增速继续下滑。1-11月份，进出口总值21.83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1.2%。其中，出口12.47万亿元，下降1.8%;进口9.36万亿元，下降0.3%;贸易顺差3.11万亿元，缩小5.8%。
由于今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外贸稳定增长以及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各项主要指标降幅较上年有所收窄。若按美元计价，由于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能源产品进口加速、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等因素影响，进出口下降6.9%，降幅较上年同期收窄0.6个百分点;出口下降7.5%，降幅扩大4.4个百分点;进口下降6.2%，降幅收窄8.7个百分点。而从贸易量角度衡量，根据WTO统计数据，我国进出口贸易量增长与世界平均增速持平并略有领先，表明我国外贸总体好于全球平均水平。
2、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速、“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等重大政策推进下，2016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在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主要产品结构、市场多元化结构、贸易主体结构等方面继续优化和改善。
一是一般贸易比重不断提升。1-11月，我国一般贸易增长0.5%，占同期进出口总值的55.1%，比去年同期提升0.9个百分点。
二是国际市场多元化稳步推进。我国对“金砖”其他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对巴基斯坦、俄罗斯、波兰、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国出口分别增长14.9%、14%、11.7%、9.6%和7.8%。我国对美、欧、日等传统贸易市场进出口比重逐步下降。
三是民营企业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1-11月，民营企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首位，比重提升1.7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生力军，是推进贸易升级与实现贸易产品、模式、业态创新的重要载体。民营经济贸易比重提升，意味着我国外贸领域的创新能力、活跃程度、质量效益持续增强。
四是成套大型设备出口提速。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伴随“走出去”战略实施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在企业大规模对外投资、建设海外工程、实施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有力推进了装备制造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1-11月，电动机及发电机、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增长速度加快。
五是对外贸易新模式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生产-服务”一条龙配套的产业联盟模式初具端倪。这些新兴模式正成为外贸领域新的增长点。
3、能源产品与高技术产品进口较快
今年以来，一方面，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带动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超跌反弹，我国进口价格指数略有好转，导致能源主要品种进口较快增长。1-11月，我国铁矿石进口实物量增长9.2%，原油增长14%，煤增长22.7%。另一方面，国内产业、消费升级势头明显，带动高技术产品、高档消费品与日用品进口需求增长。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增长1.9%，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同比均有所增长。这显示出在国际需求全面放缓的背景下，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全球贸易大国，积极扩大国内市场，为稳定国际商品市场作出了贡献。
4、服务贸易加速发展
近年来，国际贸易与投资呈现新趋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外经济贸易环境要求我国转变外贸发展模式，推进外贸加速升级，大力促进服务贸易发展。2016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快速增长，1-10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占贸易比达18%，较上年全年占比提高2.6个百分点。
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加快，技术服务增长14%，广告服务增长63.4%，维修和维修服务增长67.5%。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地区服务进出口增势良好，上半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15个省、市、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47.5%，比上年提升0.8个百分点。
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预测与展望
1、国际经济处于危机后深度调整阶段
(1)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金融危机前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先后进入换挡期，全球经济缺乏新增长点。危机爆发8年以来，全球GDP平均增速仅3.5%，低于危机前5年1.6个百分点。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源于结构性改革滞后、有效需求不足、生产效率下降等多重因素。
2017年，上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创新尚未形成有效驱动力，世界经济仍然无法摆脱金融危机的深层影响。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波动幅度加大，新兴经济体潜在增长能力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低位震荡，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更为悲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要国际机构对2017年的世界经济增长表示担忧，数次调降预期值。
二是传统增长模式动力减弱，新的增长引擎尚不强劲，新旧动能平稳转换面临较大挑战，经济驱动力出现“青黄不接”局面。与此同时，国际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放缓，传统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三是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金融领域风险仍未消除。世界范围内，针对新兴国家的反倾销、反垄断、贸易壁垒等问题不断升级。据WTO报告显示，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二十国集团(G20)经济体月均贸易限制新措施数量达到2009年WTO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全球金融治理革新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
四是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任务更加艰巨。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社会福利负担沉重、产业空心化等问题难以解决，转型成本高;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潜在增长水平下行、产业结构单一、财政金融状况脆弱，实现转型升级面临内部体制机制与外部需求环境等方面制约。
五是主要国家大选将加大经济领域变数，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法国、德国2017年将迎来大选。由于不同领导人执政风格与战略不同，政治领域重要变化将给相关国家经济策略、制度、政策等方面带来重要影响。
(2)全球贸易前景堪忧
贸易与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重要性日趋凸显。但是，近年来全球贸易和投资形势低迷，世界贸易组织9月预测2016年和2017年世界贸易将处于异常艰难增长阶段，联合国贸发会预测2016年全球投资增速将下降10%至15%。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市场需求低迷、“黑天鹅”事件频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货币政策分化等因素将抑制2017年世界贸易增长。
一是全球化趋势削弱。由于世界市场需求不足，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日趋增多。据有关数据，2008年至2016年5月，G20成员共采取了1583项贸易限制措施，目前为止只取消了约25%，仍有1196项在执行之中。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G20贸易投资措施报告》显示，近一年来G20成员平均每月新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2009年以来最高数量。
二是全球贸易投资不确定性增强。英国脱欧从公投到实际退欧或将经历数年之久，其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观察。脱欧过程不排除意外发生，并可能对国际市场情绪与预期造成巨大影响，引发动荡。同时，欧洲难民潮带来的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影响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已经干扰国际贸易、投资与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并给未来国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3)国际金融市场面临挑战
当前国际金融领域高杆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聚集，金融市场动荡幅度加大、不稳定性增强。
一是国际金融市场不协调迹象明显。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对于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当日世界主要股指急速下跌，幅度超过5%;脱欧公投次日英镑币值跌幅超过10%，伦敦股市开盘重挫8.7%。但是在各国央行大力施加影响的作用下，国际资本市场如注入强心针，主要指数迅速反弹。国际清算银行认为相关市场已出现失调现象，如债券收益率持续走低，但收益率曲线则趋平等，国际金融市场对各国央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
二是全球信贷疲弱。美元汇率走强、新兴市场低迷以及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打击了信贷需求，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当前针对美国以外债务人的美元计价银行贷款同比下降，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度减少;同时针对非欧元区国家债务人的欧元贷款出现了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下滑，反映出欧元区银行业的新一轮疲软;针对新兴市场的美元贷款也在收缩。
三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美国启动加息程序，欧洲、日本等国家继续实施量化宽松，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导致的溢出和回溢效应日益突出，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及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逐步扩大并深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将进一步增加全球贸易复苏的不确定性。
(4)国际规则与标准加速调整
金融危机后，各国为了摆脱本国经济低迷形势，加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与渗透，国际贸易规则趋于碎片化。以WTO等国际机构为标志的全球贸易一体化成果受到侵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性贸易组织前途未卜。以WTO为代表的原有贸易规则被逐步打破，新的国际贸易、投资、服务标准正在确立。
这一过程涉及世界主要国家的博弈与对抗，表现出漫长而反复的特征：一方面，发达国家为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意图通过改变原有国际规则，推进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标准的全面升级，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多利益;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各方利益协调难度加大。如2016年9月，包括总统奥朗德在内的多名法国高层官员表示将中止对欧盟授权，单方面退出美欧自贸协定谈判，德国副兼经济部长也公开表示“TTIP谈判已在事实上失败”。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提出即将退出TPP谈判。国际贸易与投资制度体系重塑将深刻影响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及未来面临的对外贸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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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发展阶段
(1)我国国际竞争力增强
经历改革开放近40年发展，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全部138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再次成为全球新兴经济体中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这表明我国在经济实力、人力资源、产业成熟度、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国际吸引力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处于世界前列、新兴国家之首(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印度排名第39位，俄罗斯排名第43位，南非排名第47位，巴西排名第81位)。
(2)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由于当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台阶、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开放溢出效应不断减弱，劳动生产率下滑，2017年宏观经济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需求侧中由于社会新增资本体量有限、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整体预期偏弱等因素，投资、消费需求存在继续走弱风险;供给侧在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等结构改革显效的作用下，企业效益回升，生产端有望实现稳定运行。预计2017年国民经济增速较2016年略有放缓。
(3)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缓解
人民币中长期稳定运行基础较为稳固。
一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部分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央行等境外政策性机构和金融机构将逐渐增加人民币债券资产的配置，从而带来一定规模资本流入，有利于未来汇率保持稳定，并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
二是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充裕、金融市场运行稳定、宏观财政状况良好，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基础。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有利于我国外贸进出口平稳运行。
(4)外贸扶持政策继续发力
以来，国务院共出台十余个促进外贸稳增长的政策文件，四个关于对外文化贸易、自贸区战略实施等方面的相关文件。外贸扶持文件旨在稳定贸易增长，调节贸易结构，转变贸易方式，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政策涉及的主要方面包括完善出口退税分担机制、加大信保支持力度、支持保险机构按照商业化原则扩大保险覆盖面、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外贸新业态发展、探索建立“六体系、两平台”为核心的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等方面。
在各级部门、各级政府的大力贯彻落实下，出口退税进度加快，出口信用短期险渗透率提高到17.8%，进出口企业负担明显减轻，通关无纸化比例提升至95%，13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成，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加快，相关产品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全覆盖性外贸扶持政策有利于促进未来我国外贸增长。
(5)“中国制造”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削弱
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受到来自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双重制约，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以机械设备为代表的投资品出口存在不同程度下降。伴随中国要素成本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成本不断攀升，价格等方面比较优势弱化，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工资成本、环境成本等方面明显不占优势。与此同时，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出口产品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仍难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短期内新的外贸增长点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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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运行预测
2017年，世界经济仍然难以摆脱低迷增长，“中国制造”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我国外贸发展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但是，“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战略加快落实，尤其是对外投资大幅增长有望带动部分商品出口。预测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下降5%左右，进口下降7%左右。
加强培育外贸新增长点
针对当前世界贸易的低迷形势以及我国外贸存在的主要困难，建议进一步加强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加快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以对外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1、培育货物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是适应国际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快速发展的潮流，选择智能家电、智能手机等产品作为未来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重点产品，通过政策引导、财税支持、创新补贴等措施进行大力扶植。
二是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建设国际营销网络，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发挥广交会等平台作用，加强经贸交往、产业合作，开展园区建设交流，推动对外贸易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巩固贸易大国地位。
2、扶植外贸新兴业态
大力落实外贸优进优出战略、流通升级战略、国内外市场一体化战略，加快发展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模式等新型贸易业态，提高传统贸易效率。
一是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建设，加强商务通关服务平台相关系统建设，健全电子支付管理体系，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服务，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提升跨境电子商务对外合作水平。
二是鼓励重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发展，重视新型外贸产业联盟等新模式作用，顺应外贸行业发展趋势，以服务企业为核心，打造采购、生产、服务一体化电子信息平台。
三是构建新型“内外贸一体化”体系，培育内外贸结合、经营模式与国际接轨的商品交易市场，在主要区域贸易中心举办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展会，支持企业建设境外营销、支付结算和仓储物流网络。
3、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带动相关商品和服务出口
一是促进各类资源和要素有序流动与合理配置，激发各类企业的活力和潜力，支持高铁、核电等重点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合作，带动相关装备制造等商品出口。
二是结合我国企业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大政策创新、服务创新和监管创新的力度，加强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品牌、技术服务水平意识，积极打造新的外贸增长点，提高产品附加值，以新的竞争优势和商业模式，提高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
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前景
(一)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脆弱。2017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深度调整阶段。IMF预计，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3.4%，比2016年略有提高。其中，发达国家增长1.8%，新兴经济体增长4.6%，均较2016 年略有提高。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可能继续温和增长，但大选走向不明，未来经济政策取向存在一定变数，美联储加息预期时有反复，企业投资和消费者信心不足，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增大。得益于低油价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有望进一步趋稳。但发达经济体货币宽松政策的空间接近极限，政策边际效用在减弱;在英国脱欧、难民问题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下，欧洲经济不排除回升受阻的可能;由于日元升值抑制出口，日本经济增速回升的动力依然不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然面临许多困难，资本外流风险依然存在，结构性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初级产品价格低位震荡仍将影响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资源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经济复苏步伐。
国际贸易格局继续深刻演变。随着主要经济体结构调整的进行，全球价值链进入重构期，“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贸易大循环发生重大调整，经济全球化路径深刻变化。传统的消费大国尤其是美国正大力推进“再工业化”，部分进口商品和生产环节被国内生产替代。部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出于贴近市场、降低成本等方面的考虑，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缩短全球供应链，将一些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重新转移回去。在经贸规则领域，多边贸易体制举步维艰，自由贸易区迅猛发展，全球贸易碎片化风险上升。
“逆全球化”升温、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恶化。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需求回升乏力，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再加上英国脱欧、欧洲极右翼政党兴起、美国大选走向都表明发达经济体民粹主义思潮盛行，主要经济体在经济政策上“逆全球化”倾向愈发严重。一是各国纷纷实施显性或隐性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影响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世贸组织报告显示，2015 年10 月至2016 年5 月，二十国集团成员实施了145 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有近21 项新措施出台，月均新措施数量为2009 年世贸组织开始监测贸易限制措施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削弱，新一轮谈判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与WTO 非歧视原则不同，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具有一定排他性，区外经济体存在被歧视和边缘化的风险。三是不少政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为了争取选票，不惜把攻击矛头对准反映国际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要求的措施和政策。这些混乱现象反映了当前世界经济的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失衡和利益矛盾，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构成威胁。
(二)外贸发展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国际市场需求疲弱。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投资活动低迷，对能源资源、中间产品、机械设备的需求不振，使得投资品国际贸易增长显著放缓。2013 年至2015 年，美国企业设备投资年均增长5.5%，比2009 年至2011 年平均增速低9.3 个百分点。在经济低增长的环境下，发达国家消费者信心不足，耐用品消费增长有限;新兴经济体增速总体放缓，拖累居民收入增长，需求不振使得消费品国际贸易缺乏增长动能。WTO 预计，2017 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1.8-3.1%，增速将继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预期，这也是WTO 首次提出区间预测，表明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贸易不确定性较大。
外贸传统竞争优势继续弱化。中国外贸传统竞争优势正在减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正处于“青黄不接”阶段，产业发展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头挤压”。一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2016 年前8 个月，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和日本进口市场份额比2015 年同期分别下降1.4和2.6个百分点，而同期越南产品在美、日进口市场份额分别上升0.7和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以互补为主的关系将发展为互补与竞争并存关系，尤其新兴产业发展将面临发达国家更严苛的遏制。
贸易摩擦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对中国贸易负面影响加大。中国已成为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对象，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21 个国家(地区)发起的91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44%;涉案金额109 亿美元，同比上升90%。中国的钢铁、铝业和光伏等领域成为遭受国外贸易摩擦的重灾区，严重影响相关行业出口。
(三)外贸发展新动能加快积聚
外贸新优势正在加快培育。中国外贸企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能力进一步增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带动装备制造业出口不断增长，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正在形成。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外贸新业态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电子[-1.78%]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2.6 万亿元，同比增长30%，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23.4%。
外贸稳增长调结构政策效力日益显现。本届政府以来，国务院连续出台了16 个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文件(见专栏二)，相关部门狠抓政策落实，集中开展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多措并举促进加工贸易稳定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加快外贸新业态发展，修订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深入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积极应对钢铁、铝业、光伏等领域贸易摩擦重大案件，维护中国相关产业发展正当权益。随着外贸稳增长调结构各项举措的落实见效，中国外贸发展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优化，进出口企业的信心增强，外贸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积聚。
外贸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推动辽宁等7 个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不断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水平。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已取得初步成效，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对外贸易与跨境双向投资相互促进的局面正在形成。中国多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中国—海合会、中国—以色列、中国—斯里兰卡等自贸区谈判取得新进展，为中国外贸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总体来看，2017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但也正处在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随着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相关政策持续落地生效，进出口企业转型升级进程加快，2017 年中国外贸占全球市场份额有望保持基本稳定，货物进出口大国地位继续得以巩固，质量效益继续提升，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面对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加快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着力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支持外贸稳增长调结构一系列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和梯度转移，加快外贸新业态发展，提升进口综合效益，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水平，鼓励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促进中国外贸优进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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