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经济政策
2017年关于经济出台哪些新的政策，有哪些经济政策出台。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经济政策，希望你们喜欢!
2017经济政策
经济：中高速+略回落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业内人士表示，“十三五”开局良好，经济总体形势好于预期，全年经济实现6.7%左右的增长几无悬念。明年经济有望继续维持在6.5%至7%区间运行，但经济增速较今年可能略有回落。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今年经济好于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基建投资增速较高，为稳增长作出较大贡献。展望明年，受财政政策和去杠杆任务制约影响，明年基建投资将有所回落，房地产销售也将受这两大因素影响出现下降，从而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双双回落，将导致明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从消费和出口看，明年消费料与今年持平，出口形势依旧严峻，难有实质性好转。总体分析，明年经济增速有所回落的概率较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同样认为，明年经济将延续稳中趋缓态势，增速略微下滑仍是常态，预计明年经济增速不会超过今年，将在6.5%至6.6%之间浮动。
有分析人士认为，受中长期战略导向变化影响，有关方面对明年经济增速的态度可能不同于今年。今年年初，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各方对经济减速有心理上和政策方面的准备，对经济减速也有一定容忍度。明年希望经济止降转稳甚至略有回升的心态会更强。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平稳转向新增长平台的战略目标。
刘元春则认为，明年经济将从单纯的经济目标向细项目标转变。从目前经济形势看，中国经济稳增长取得阶段性胜利，稳中求进的阶段性目标达成，稳增长压力虽有所缓解，但降中趋稳的基础仍不牢靠。明年一是要从增速趋稳入手，控制风险，为结构性改革向基础性改革转变提供重要前提;二是要关注居民收入增速问题，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转移支付加大民生工程力度。
政策：宽财政+稳货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次年经济工作的基石，因此，明确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确定政策基调甚为关键。业内人士认为，明年宏观政策将在以稳为主的同时继续采取“积极财政+稳健货币”组合。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2017年宏观政策出现明显调整的可能性较小，财政政策仍将维持较为积极的水平，并适度加大力度。主要政策措施需从刺激中长期投资转向降费减税。货币政策转向总量宽松的可能性较低，仍将保持整体稳健中性、松紧适度的特征。这方面需考虑到维稳汇率、美联储加息进程的掣肘，以及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等因素。
他表示，明年积极财政政策可关注刺激居民消费方面，货币政策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申万宏源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表示，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看，明年经济的主要任务是保增长、防风险、促改革。在此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的总基调可能不会改变。他表示，明年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积极，赤字率有望进一步提高，为基建投资筹措资金。同时，中央和地方转移支付将进一步完善，资金使用效率也将提高。货币政策将关注两大方面：一是保持松紧适度的流动性，为经济增长提供所需资金的同时避免资金“脱实入虚”导致资产泡沫;二是人民币汇率总基调不会改变，明年人民币汇率将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同时，适度扩大波动区间。
李迅雷认为，稳定经济增长、顺利推进改革的重要保障是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明年货币政策有望继续保持稳健，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
改革：新举措+新突破
鉴于经济进入结构转换期是“十三五”期间的最大特征，因此，通过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加快结构转换是明年经济发展的一大看点。业内人士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对明年结构性改革作出新的部署，多领域改革将迎来新突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主线，其相关政策将在明年作出适当调整和完善。李迅雷表示，供给侧改革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今年主要是在去产能、去库存方面推进，预计明年将加大去杠杆力度。
值得关注的是，去杠杆方面，最近已发布政策文件，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发改委牵头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李慧勇称，年底出台的这些政策将指引明年工作。明年在债转股、去杠杆方面可能会有较大突破，也会有更多市场化办法出台。预计会有更多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到债务重整进程中。
降成本方面，预计会继续降税减费，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可考虑下调。继续减轻企业用工成本，“五险一金”仍有下调空间。物流成本方面，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的若干意见》，并同步制定落实《意见》的3年行动方案，明确2016年至2018年具体工作举措。接下来，要抓好《意见》的落实情况。
补短板方面，预计将全面加大对减贫脱贫的支持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改善中西部基础设施，加快科技创新，发展高新技术。
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外，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也将有新动作。刘元春表示，供给侧改革依赖于基础性改革的全面推出，预计明年在收入分配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国有企业经营改革方面会出台新的相关政策，一系列基础性改革将迎来新突破。
“财税改革也是明年期待的亮点。”李迅雷说，尤其是个税改革，由于个税改革涉及到再分配的公平性，可能会加快推进。
分析人士表示，面对财税体制改革领域中的一些“硬骨头”，新任财政部部长肖捷将接棒操刀。个税方面，肖捷曾表达的观点是，今后将逐步推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房地产税上，他曾表示，目前中国在房地产转让交易环节问题严重，有必要研究实施物业税改革。
去产能及国企改革多点发力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主线，打造经济新动能将成为重点，而国企改革将为供给侧改革和整个‘十三五’规划提供动力和改革红利。”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应“两能合流、两改互动”，即培育新动能，改造传统动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权改革互动。
展望明年，业内人士表示，去产能、去僵尸将提速，相关配套政策将进一步完善;国企十项改革试点将全面推开;国企改革有望在垄断领域混改及员工持股、石油天然气领域、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国企并购重组四方面加速推进。
去产能任务艰巨
今年下半年以来，去产能速度明显加快。
在央企层面，国资委副主任孟建民日前在电煤中长期协议签订仪式上表示，截至今年11月，中央企业已全部完成今年煤炭去产能任务。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组局局长李冰10月在2016年钢铁行业多元产业发展会议上称，10月底之前，中央企业已提前完成全年钢铁去产能任务，压减粗钢产能719万吨。据了解，国资委已全面梳理出中央企业需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及特困企业2041户，涉及资产3万亿元。
从全国来看，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11月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截至10月底，钢铁已提前完成4500万吨全年去产能目标任务，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全年目标任务有望提前完成。目前，各地方、国务院国资委正在按照验收办法开展验收工作，国家层面的抽查工作已陆续展开。
“由于今年是去产能启动年，所以进入2017年后，去产能任务会比较艰巨。”金银岛市场分析师潘层层表示，虽今年去产能任务已完成，但去掉的产能中无效产能占比较大，也就是停产超一年的产能。今年以来，钢铁价格持续上涨，钢铁企业扭亏为盈，部分前期停产高炉或轧线重新生产，增加了去产能难度。明年钢铁去产能目标任务也将很快下发，难度料将高于今年，2017年也将成为钢铁去产能攻坚年。
“去产能仍是明年经济工作重要抓手。”业内人士指出，未来围绕去产能和去僵尸方面还会有一系列配套政策出台，如国家层面和央企层面处置僵尸企业方案及行业兼并重组相关政策。2017年高质地的推进去产能工作应注意以下两方面：其一，去产能的执行需更加注重市场内生性机制建立与完善;其二，产品价格回升易引起投机和套利，需防治虚假去产能。预计明年煤炭去产能规模目标可能会有所调整，钢铁去产能规模目标不低于今年，两行业推进去产能更多会考虑市场化方式。
国企改革试点有望全面推开
作为供给侧改革重要一环，国企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也相继破题。
11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2016年底前出台深化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工作方案，推动驻东北地区的中央企业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开展综合改革试点，支持部分中央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在东北三省各选择10家至20家地方国有企业开展首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组建若干省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研究推动若干重大企业联合重组。这意味着，一向被喻为“难啃的硬骨头”的东北国企改革有望大尺度破题。
此外，垄断领域混改也已箭在弦上。李朴民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选择7家企业或项目，开展第一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近期，对试点工作进行多次专题研究，目前正在组织审议批复试点方案。此前，发改委已明确东航集团、联通集团、南方电网、哈电集团、中国核建、中国船舶等中央企业列入第一批混改试点。10月10日，中国联通确认联通集团正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
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上，继诚通、国新两家企业纳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后，国资委7月新增7家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目前第二批列入试点的中国五矿、中交集团等央企，正紧锣密鼓地编制国资投资试点内部方案，有望年底前上报国资委审批。与此同时，地方国资也在加快布局改组与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目前，36家省级国资委改组组建了142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2017年是国企改革开展之年，相关试点将全面推开。”李锦认为，年底前，央企重组减少至100家内有望实现，央企和地方混改及员工持股试点名单有望明确。随着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双轮推进，将为资本市场提供动力和保障。
并购重组沿两路推进
围绕“三个一批”的国企市场化兼并重组全面加速。近日，随着中国恒天集团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重组拉开帷幕，央企数量年内降至百家已近在咫尺。
李锦认为，当前央企重组遵循两大思路：其一，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推手，力促优势企业之间的重组，目的是做大做强，增强全球竞争力，比如南北车合并;其二，以过剩产能行业为主的重组，其主要推手是供给侧改革，这种重组是以结构调整为主，重点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在“大企业时代”发展背景下，央企在2020年组合成80家左右有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公司将极有可能出现。
平安证券认为，国企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的重叠面正在逐步加大。在去产能、去杠杆与降成本“三剑出击”背景下，产能过剩领域央企兼并重组在未来尚有很大空间。在综合考虑行业集中度、政府规划、产业动态、现有央企等因素后，未来五大产能过剩领域央企兼并前景的排序为：钢铁>煤炭>电解铝>水泥>船舶制造。建议关注三条主线：其一，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尤其是城市群建设的地方国企和制造升级规划的龙头央企;其二，做强央企，中粮、国投和军工类优质央企壳资源;其三，做大地方国企，改革进度快、资产体量大且国资质量优的上海及重庆地区国企改革概念股。
机构：结构性改革加快增长动能切换
“应抓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带来的投资机会。”有机构人士在展望四季度宏观政策热点时表示，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稳定经济增长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计“三去一降一补”仍将会成为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未来，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有望加快经济增长动能切换。
看好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
多家机构认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明确多方面导向，包括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切换，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等。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增长新动能有望加快培育和崛起。
爱建证券分析师吴正武指出，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稳定经济增长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需不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需政府采取财政、货币等政策适度扩大内需，将中国经济增速稳定在6.5%附近。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要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是必经之坎。执行稳定经济增长政策要充分考虑到不能妨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同时，降成本和补短板是中国转向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降成本的出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不是转移成本，补短板主要是弥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基础设施、扶贫脱贫、农产品供给等。预计这些有望继续成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
另有机构表示，从宏观经济角度，建议抓住会议召开带来的市场热点，主要包括稳定经济增长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行业和领域机会，以及结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注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流通等行业投资机会。
新旧动能切换料加快
“新的产业在大幅加快形成，旧的产业不太顺畅，这是当前面对的一个较大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17日指出，现在的增长出现减速根本性问题是新旧产业更替，过去旧的产业很好，现在却没有竞争力，新的产业还在培养，归根到底要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帮助新的产业增长，支持旧的产业退出。
对于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的侧重点从需求侧转到供给侧，意味着从侧重于政府调控转向侧重于市场调控。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时，要靠市场机制，要靠企业。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17日表示，“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通过创新推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才可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增长目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要靠创新驱动，另一方面需供给侧来推动。据介绍，从需求结构变动角度来看，更加需要市场化制度环境，政府应通过改革减少准入壁垒、行政垄断等，使企业家能更便利地组合配置各种要素。
2017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超级大变脸
2016年中国经济全球瞩目，从楼市调控，债务问题到人民币贬值、从实体经济下滑风险加大到资本外流引发不安，种种现象都指向一个命题：2017年，中国经济到底怎么走?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种种挑战。BWCHINESE中文网认为，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9个超级大变脸。
变脸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是呈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中，一般说经济下滑到底部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但这次不一样，不仅有周期性的波动，且经济增速在换挡。
这意味着经济下来后不一定能反弹到原来高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12.1%;此后开始下行，一直下滑到2014年的7.4%，2015年第一二季度，进一步下降到7.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了5年时间，GDP增速下降幅度约40%。
从宏观经济来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总量放缓的过程。今年三季度GDP增幅达到6.9%，创十年来新低，未来五年还会继续不断创出新低。也就是说，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中国表示，中国经济年均超10%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增长放缓转而寻求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DwightH.Perkins)认为，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介于10,000美元至16,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增长放缓是正常的。
现今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放缓，与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系，例如农村劳动力过剩状况的终结、以及经济从制造业为主逐步转向服务业为主等。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如今中等收入国家不再能单纯复制高收入国家当年的成功经验，必须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创新能力，从而也不可避免地走弯路。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最新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人均GDP为12,879.8美元。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确实在12,000美元左右，那么中国目前GDP增速放缓是正常的，中国确实处在那些多数高收入国家曾经历过的增长放缓阶段。”帕金斯说。
导致中国经济放缓有诸多原因。从供给方面看，之所以增长放缓，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正在放缓，而随着劳动力增长的放缓，要想GDP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实现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及21世纪的前几年，由于对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的需求旺盛，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得以保持较高的水平。然而，在目前和未来数年，投资在GDP占比过高带来的将是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
帕金斯预计，在2006年至2025年的20年时间里，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略微下降，增加的资本投资产生的效率将大不如前。而这意味着，要保持GDP增速在9%左右，未来10到20年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必须在3.6%至4.9%之间。然而，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全要素增长率要比这一水平低得多，目前在1%左右。
如果将总体劳动力开始下降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加上投资占比不再上升，GDP增速要维持6%左右的增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必须达到2.1%的水平。帕金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预期，而是要表明，如果要实现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必须要保持较高的生产率水平。
从需求方面看，由于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方面保持异常高的投资率，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两个领域快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终结，从而拖累了经济的增长。
BWCHINESE中文网(ID:bwchinesewx)预计，在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GDP增速可能维持在5%-6%的水平，如果未来几年内政府推出财政刺激政策，增速也许会更高一些。
变脸二 /“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
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
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
李佐军认为，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边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
鉴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变脸三 /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在传统的商业观里，只要在繁华地带有个场地，随便开个衣服店，书店，也许你就能造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就像书店一样，靠关系和地域优势，打造了一个辉煌的企业。
传统企业垄断着地域优势，就垄断着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对供应商来说，我的渠道销量最大，你不和我合作，你就损失很多用户，对于用户来说，卖书的就在最繁华的地段，有很大的位置优势，没有其他竞争对手，所以只有去特定地段购买。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地域优势将越来越弱化，随着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倍增，移动端购物将成为主流，手机就像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入口用户不用花费高额的外出成本和时间，就可以完成购物需求。
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
根据中国《2015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41.87亿G，同比增长103%，比2014年提高40.1个百分点，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7.3亿人。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
中国社会的消费人群年龄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消费人群年龄主要是50后，60后，70后，这群人受教育，文化，经济科技的发展影响，消费观念和需求是比较弱的。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曾经的消费人群逐渐老龄化，而80后，90后，00后正处于消费的增长期，一方面要得益于当今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使得这三代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比较高，同时得益于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这三代人对信息的获取更加便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80后，90后，00后的消费需求正在成主流，50后，60后，70后的消费需求逐渐变的边缘化。
而传统企业的消费观念和管理体制，还有产品观念都是非常陈旧的，比如过去的时代对产品的追求是“有”就可能满足了市场，“卖出”就代表着产品已经销售，“听话”就是管理等观念等这些观念还在传统企业里占据着主要地位。
因为传统企业的管理者大多是50后~70后，他们无法接受当今80后，90后，00后这些消费人群的观念，产品也无法契合他们的审美，而新兴的移动互联网企业产品，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所以必将赢得市场。
所以说，传统企业要么顺应时代进行自我颠覆，要么就是下一个“诺基亚”。
变脸四/城镇主导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就在于虽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个百分点。
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就是说，未来的20年左右，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有望实现倍增。
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并引致相关的投资需求。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内需规模，成为7%～8%中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变脸五 /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只进城务工，人均消费支出将提高171%;但如果农民进城务工并且成为市民，人均消费支出将提高214%。
初步测算表明，1.3-1.5亿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能顺利实现市民化，到2020年有望释放至少5万亿元的潜在消费需求。此外，人口城镇化的消费需求还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
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未来5-1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
第三，原材料成本提高了。中国是资源比较贫瘠的国家，如果按人均算起来，好多指标都在世界各国100位以后，不比日本好不了哪去。
“地大物博”的中国经过30年高增长，猛然一看，我们所赖以维系经济增长的廉价原材料、能源几乎消耗殆尽，资源该采的采光了，该用的全用光了。
举个例子，辽宁是产煤大省，煤都抚顺、煤铁之城本溪、煤电之城阜新，但现在辽宁是严重缺煤的省份，已经缺口70%多了。
第四，企业的环境成本提高。原来没有环保法的时候，企业随便排放，没有多少约束。而且过去招商引资门槛比较低，按照“欧标”、“美标”不能生产的项目，我们可以引进来生产。现在不行了，小作坊、小矿山、小煤窑，再随便排放不行了。
第五，土地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不断提升，成为中国经济高成本时代的典型表现。一是土地是稀缺资源，越用越少，既然少，那就肯定“贵”，因为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其价格;二是国家对土地“管”得越来越严，不容易获取的资源，价格自然就会提高，成本自然就会提升。
变脸六 /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进入到后期了，接下来是什么经济?清华大学博士后付立春认为，根本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服务部门在工业化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长;另一个也可以是产品提供中服务的相对重要性，被称为产品的服务化。经济学中老的产品与服务的二分法，已经升级为服务——产品统一体。
前一种定义当然可以用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产出中的比重来衡量。
虽然从总量来看，今年三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占当季GDP比例为44%，仍然不到一半;不过，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在同期已经达到58.9%，6.9%的GDP增速中4.1%是由服务业拉动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10年四季度的不足4成，上升到如今的接近6成。从宏观角度不难看出，服务经济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大方向。
后一种定义的服务经济也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互联网+”的国家战略正是产业服务化的最好例子。因为互联网、TMT本身就是服务业。
代表中国经济活力与发展方向的已经不再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而是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企业，在传统制造业苦于融资困难之时，初创型的互联网服务业却在畅享资本盛宴。
实际上，不少领先的工业企业正在服务化转型，比如年销售额近3000亿元的华为，一般会被归为制造业，实际上华为自身定位是“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为电信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等提供有竞争力的端到端ICT解决方案和服务”，它所提供的产品不仅仅局限于通信设备，而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和相关服务，硬件设备只是服务的载体。
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华为一般归为制造业。从这个意义上，服务的重要性在宏观数据中显著低估。
服务经济对就业拉动作用更加显著，能消化制造业增速减缓所溢出的劳动力。据测算每投资100万元，重工业可以提供400个就业岗位，轻工业为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
而且互联网更能放大对就业促进作用，据中央新闻报道阿里和淘宝直接或间接为1200万人提供了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报告指出，我国网络创业就业已累计制造岗位超过1000万个，并有力缓解了近几年的就业压力。
服务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引擎能由投资切换为消费。服务业的轻资产特性使得投资对服务业产能的拉动十分有限，而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通过消费端的刺激才能拉动经济增长。
变脸七/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
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脸八/“人才红利”正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关键比较优势之一就是廉价劳动力，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超常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力的投入以弥补初期资本稀缺的短板，其背后的故事是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供给。
但30年过去，随着中国的人口不断的老龄化，中国正在失去这一最大的优势，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数十年来首次下降。近一年来，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仅增长0.1%，几近停滞。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所有的研究者都在说中国经济享受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正迅速消失。
面对挑战，尽管不少电子企业已经开始向机器人生产转型，但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大量用工需求无法用机器人替代。
随着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代的来临，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老龄化加速，接近2.8亿的农民工总量增速已持续四年下滑，并呈现高龄化趋势。
另一方面，当前全社会的抚养比达到36.2%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35年里，中国的抚养比还将一路攀升，2050年中国抚养比将达到63%。
其中，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丧失，更预示中国社会未来养老的负担将加大，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抑制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而这些老年人必须由不断减少的工作人口来支持。这对中国社会将产生三个方面影响：
首先，人口老年化问题加剧导致储蓄率下降，不利于资本深化。早在2000年开始，中国65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老年化社会的来临。
人口老年化意味着社会储蓄率下降。按照经济学原理，随着人口老年化问题的加剧，一国储蓄率下降。2014年国内储蓄率48.8%，2010年储蓄率为50.9%，未来储蓄率还将随着人口老年化而进一步下滑。
其次，加剧社会债务负担，拖累经济增长。未来养老负担的加剧将迫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养老支出，从而加剧国家债务负担。
最后，老年化社会改变中国比较优势，加大宏观经济不稳定性。过去中国制造一大优势是成本低，主要是劳动投入低。这种状况正在改变。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过去粗放式的增长转向集约式的增长。在理顺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道路后，政府在培训技术配套上也要大量投入，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将是未来红利释放的重要突破点。
无数的例子证明，人到了城市就会变得聪明，善于学习，并不断增加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这会大幅提升有效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
根据教育部预计，到2020年时中国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目前的12.4年提高至13.5年，而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则从9.5年提高至11.2年。
假设教育回报率回落至相对保守的6%，那么，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将导致中国的劳动投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平均每年增长1%。
变脸九 /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
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2015年1—9月份，单位GDP的能耗同比下降了5.7%，2014年这个数字是4.8%。也就是说，随着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不断下降。通俗地讲，“经济黑色的部分在退，绿色的部分在加强”。
所以说，过去五年是中国经济以速度换质量的过程。发电量和GDP增长背离，煤耗的下降和发电量的背离，都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在悄然发生转变。
环境保护也将在各种压力形成的夹缝中前行，艰巨性前所未有。因此，为了让环境保护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必须建立科学、稳妥的发展战略。”
根据2015年国务院发布《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监测全覆盖。环保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超过1400个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338个地级城市可实时发布空气污染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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