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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胡服骑射造句_胡服骑射如何造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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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服骑射的成语人物

  先秦时,这两族与鬼方等族同时出现在商周以北。据《伊尹朝献商书》记载:楼烦居商正北。《史记》中也记载:春秋时期晋北(今山西北边)有林胡、楼烦。可见林胡、楼烦是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最古老的原始部族。

  战国时期,七强争雄,燕赵两国为割据地盘,经常以武力兼并四邻。由于林胡和楼烦比较弱小,迫于燕赵的压力,他们一迁再迁,先从晋北迁到燕北,又从西南迁到赵北。

  公元前三零六年,赵武灵王打败林胡,林胡从属于赵。林胡的在战国时期的活动地区在今大青山以南黄河以东地区,主要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一带。赵武灵王臣服林胡后,“礼服”楼烦,征集了他们的军队。这样,把林胡、楼烦两国上千里的土地并入自己版图,设置中、雁门、代三郡治之。而且修筑了从今河北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止的长城,以之来达到巩固土地、防御北胡的目的。

  赵孝成王时,赵国大将李牧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同时降服林胡。从此以后,林胡的名字便消失了。但楼烦仍然存在,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

  战国后期,活跃在河套地区的匈奴兴起,占领黄河以南的河南(鄂尔多斯地区)地区,楼烦从属于匈奴。秦灭六国后,秦将蒙恬收复“河南地”,楼烦又归在秦的统治下。秦被灭后,匈奴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下吞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楼烦一直隶属于匈奴。西汉武帝年间,汉将卫青率大军于公元一二七年重新夺回黄河两岸的河套地区后,楼烦并入汉朝,从此楼烦不复为国。

  林胡和楼烦,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游牧民族。林胡、楼烦所盛行的“胡服骑射”,很受中原各族的欢迎。赵武灵王曾在呼和浩特市东南的大黑河东岸,训练骑兵,把只宜于平原作战的兵车变为轻快的、突击力很强的骑兵。

  林胡和楼烦人散居塞内,或并入匈奴,或融入汉族,渐渐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胡服骑射的后世影响

  赵武灵王赵雍,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于公元前307年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中心的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使赵国的军力显着增强,成为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

  “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服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现对“胡服骑射”所导致的服饰变化及其对后世服饰的影响略陈管见。

  对赵国军队的影响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据步战和车战的要求而做,基本类似于平民的短打;用在骑兵上,则显得不太适合作战,在与胡人骑兵的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因此,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齐、秦、魏等国,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被动挨打,并非赵国国弱民衰,而是在于军队军装不适于骑兵和车战的作战形式。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弘扬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武灵王19年)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骤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竹书纪年》)。

  自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胡服”的具体式样史载不详,只能从间接途径了解。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壮,头圆而硕大,脸宽,颧高,鼻翼撇开,眉毛浓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上唇须稠密,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汉代距战国为时不远,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与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长裤,脚登皮靴,腰系皮带,戴有貂尾蝉蚊装饰的武冠,束金钩。赵国所推行的胡服,文献资料称其为“貂服”。“貂服”,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研究,当为貉服之误,北方豸种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称为貉服。

  对后世服饰的影响

  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

  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服饰,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实用功能及显美功能,也有身份标示功能,“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

  再次,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华夷之辨渐兴。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已经形成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使经济文化本就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况下,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身穿胡服进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视为对其最友好的表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这两个赵国的强敌归顺了赵国,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巨大功效。它转变了民风民俗,振奋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华梅所言:“由军服而民服,胡服的引进使中国汉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气象。这次民族服饰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服饰由交流而互进的良好基础。”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表面上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反,实际上却发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对汉族及其文化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曾在我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甚至统治过中国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汉族之中。这种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进了秦汉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国历史大统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动力,也是今天维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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