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诗词的艺术手法(3)

　　贺赏云：“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其《浣溪沙》(春闺)曰：‘新索身轻常趁势，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邹水轩词鉴》)王士祯评其《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时也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花草蒙拾》)

　　刘熙载曾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李太白为近。”(《艺概》)杜甫被人称为诗圣，他用自己的诗歌写下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刘熙载把苏词比作杜诗，确有点言过其实，但他看到苏轼诗、词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肯定苏轼自觉地“以诗为词”的观点还是正确的。

　　人们论苏轼的诗，说它“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叶燮《原诗》)。“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然开阖，千变万态”(刘克庄《后村诗话》)。苏轼的词比不上他的诗那样宽广多姿，但细心地考察他的词，就会从中发现，在他的词作中，仅刻画的人物就有：“羽扇纶巾”“雄姿英发”(念奴娇)的历史英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的慷慨壮士;“牛衣古柳卖黄瓜”(浣溪沙)的淳朴农人;“相排踏破菁罗裙”(浣溪沙)的俏皮姑娘;“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的意气少年;“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的匆匆行人。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刘熙载说他“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无人不可写。

　　“‘以诗为词’虽然兼赅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超出下列范围，即由比较狭窄地反映士大夫有关男女关系方面的生活，扩大到比较广泛地反映士大夫的其他许多方面的生活，或者说，由专门反映比较放浪的生活，扩大到也同时反映比较高雅的生活而已。”(沈祖芬木《宋词赏析·附录》)

　　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的话说：“‘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论调，则当是‘点’字断句;论意，则当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这里说的“文自为文，歌自为歌”，“歌不碍文，文不碍歌”，表现了苏轼冲破音律束缚的大胆创新精神，他是把作“新词”当作“长短句诗”来写的。既然“新词”就是“长短句诗”，则壮志可以入词，理趣可以入词，田园风光可以入词，悼亡感怀及一切诗歌可以表现的内容都可以入词。只要能做到：“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王国维《人间词话》)王若虚在论到苏轼“以诗为词”时曾说：“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视。自世之末作，乃为纤艳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胜士，亦或以是相胜，而日趋于委靡，遂谓其体当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滹南遗老集》)这是极有见地的话，应为苏轼的知己之言。

　　苏轼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抑或是成功的，没有其政治上的坎坷，未必就会有一代伟大词作家的产生，或许这正是时代的不幸，诗人的大幸吧。在纷争的政治斗争中，苏轼以老庄佛道思想作为自己精神的避难所，创造自己的精神家园，确实是一个明智之举。慧能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禅,即落无记空。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 对艺术家来说,摒除杂念,保持空静的心态,正可以获得最大的思维空间以创造神完气足、深情远韵的艺术境界。这就是苏轼所说“神与万物交”的哲学底蕴，也是他作品的一个很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