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逝去父亲的文章_怀念父亲的文章(2)
怀念逝去父亲的文章：怀念父亲
清明节就要到了，我愈加怀念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四年了，不知他在天堂那面可好?
父亲的形象一直浮现在我的记忆里，特别是因病倒下而后又顽强的站起来在老家院子里蹒跚走路的情形让人难忘。
父亲弟兄四个，排行老二，属猪，生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父亲十六岁时爷爷就生病去世了。爷爷那时做卖锅盔(麦面做成面坯，用铁锅烙成的一种饼子)的小生意，奶奶在家磨面烙锅盔，附带在长安黄家大庄子放二十担麦子的粮账(粮食借贷)，辛辛苦苦积攒的民国红票子随着国民政府的倒台而变得一文不值，精神的打击加上身体的病痛不久离世了。奶奶孤苦一人带四个孩子住在长寿街三间平房内，继续供孩子上学。父亲上学时很淘气，但脑瓜子灵，学业成绩好。张掖解放第二年小学毕业的父亲踊跃报名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部队驻地大满堡。那时父亲才十五岁，还是个孩子。但在苦水中泡大的父亲人小志气大，虚报岁数当了兵。由于年龄小，奶奶放心不下，裹了的小脚走路又不方便，时常坐着舅爷家的大轱辘牛车到大满堡子看父亲，来回一趟三十多公里。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部队开赴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开展学文化、学技术活动，各连都有文化教员，父亲的文化在连里还是比较好的，文化课、单双杠体能训练、军事训练样样精通。虽然年龄小，但人很机灵，由于部队作战的需要被选拔学习无线电通信。这也是一项技术活，要求手脑配合，反应敏捷。父亲入门快，收发报迅速，电码编译准确，在历次比武竞赛中名列前茅。随后部队奉上级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九日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当时的朝鲜战场情况变化快，对通信联络的时效要求高，志愿军通信器材数量少、质量差、型号杂，且经常遭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空中、地面火力的袭击。父亲所在的通信兵连队发扬勇敢顽强、准确细致的优良作风，运用以无线电为主的多种通信手段，保障了作战指挥。虽不是与敌人正面厮杀，但父亲人机灵，腿勤快，干工作有劲头，先后在战场上入了党，当了通讯班上士班长，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曾先后三次被评为战斗英雄回国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被树为全军学习的榜样。当时还有毛主席接见战斗英雄的大幅照片，后来遗失了，挺可惜的。在父亲入朝参战的日子里，奶奶每天都以泪洗面，思念儿子，祈祷儿子平安，盼望着儿子归来。
一九五二年土改时全家从张掖城里下放到甘浚公社头号大队第三生产队务农，因为是军属，政府分给了土地和房屋十一间，奶奶领着尚未成年的三四叔在家劳动。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志愿军陆续回国，父亲所在的部队一直驻守到一九五七年才最后一批撤离朝鲜。先期回国的志愿军战士大都安置了工作，最后一批回国志愿军战士因国家财力所限大部分复员回家。祖国将儿子又交还给了母亲，一家人团聚悲喜交加，奶奶看到自己的儿子长高了、长胖了，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胸前挂满了军功章显的英姿飒爽，悬了多年的心才踏实平静了。
复员回家的父亲里看到日益衰落的家境内心暗自发奋，看到弟兄们都还未成年责任揪心，开始为一家人生计而奔波。刚开始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兼记工员，农忙时带领社里团员青年完成急、难、险、重的农业生产任务，开展劳动竞赛。农闲时节带领团员青年唱歌、摔跤、斗鸡、翻车轮、讲战斗故事，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一九五九年父亲到张掖公路段当了养路工，上班近两个月了也没给家里捎个信，奶奶就让三叔到公路段看父亲，说家里自父亲出来后情况也不是太好，缺劳力里里外外的事应付不过来，父亲一狠心就和领导商量好把三叔安顿到公路段顶替上班自己回到家里，支撑起这个家，当时三叔才十六岁。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也是吃野草麸糠度日，在饿莩遍野中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一九六零年大食堂时期父亲是三关食堂管理员，常常将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粮接济家用。在这里父亲和食堂做饭的母亲相恋并于一九六一年结婚。一九六二年十月父亲担任头号三队队长，带领全队社员发展农业生产，夺取粮食丰收。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兴办集体猪场，大搞五小工业。一九六三年开办了肃南三条岭马莲沟煤窑，一九六四年开办了庙儿沟石灰窑，由于多轮驱动，社队经济发展较快，社员的生活条件逐年改善，稳定解决了温饱。生产队日值(劳动一天的报酬)在全大队最高，每个工日摊到了一块八毛钱，在甘浚公社也是数一数二的。
说起集体猪场，那时一个猪场养二三十口猪，除了完成国家的生猪交售任务外，逢年过节一户分一两斤肉改善生活。母亲和另一位女的在集体猪场喂猪，一九七四年腊月里为了集体猪场粉饲料和本家发生矛盾，本家大妈、四叔为自家磨面和母亲发生了争吵，他们围着把母亲臭骂了一顿，母亲咽不下这口气，找生产队长的父亲评理，父亲在大妈、四叔面前也不好说什么，反过来把母亲说了几句。母亲一时想不通，就喝了农药甲拌磷(简称三九一一)。那时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就用架子车拉着母亲到乡卫生院抢救。从家里到乡上大概有六公里的路，半个多小时到卫生院时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就这样母亲走了，撇下了父亲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母亲(一九四三年生)当时三十一岁，正值青春年华，却早早地离我们而去了。三个姐姐和我们兄弟俩在就靠父亲拉扯，父亲也辞去了生产队长，管理生产队的小钢磨。有时父亲想母亲了就到葬埋的西洼滩坟上坐着，一去就几个小时，诉说既当爹又当妈的艰辛和对母亲的眷恋。那时我们姊妹五个都还在上小学，学校离家一百多米，父亲每天给我们做饭，衣服破了还要缝补，一直到后来姐姐大一点了就有她们做饭，父亲才稍有解脱。在母亲在世时家里已经购置了燕牌缝纫机，父亲逼迫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和裁制衣服，为的是每年可以给我们做衣服。那时每年就一两个人可以做一套新衣服，其他人就穿大一点姊妹退下来的衣服。在计划经济年代，物资匮乏，衣服的布料还得凭布票购买，布票按人口分配，有布票和钱才能购得布料。看到同龄的孩子吃得饱穿得暖，我们就想象着啥时间才能过上和别人一样的日子。每学期开校五个孩子都等着要书钱学费，可愁坏了父亲，今天东拼西借交一个孩子的，明天再开始凑另一个的，有时开校已经半学期了还交不清学费，父亲只好到学校找老师求情，宽限一些时日。那时物价不贵，书学费四五块钱，课本一本才四五毛钱，但家里缺钱。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父亲从不居功自傲，没有向乡村提出过过分的要求。有困难自己克服，直到一九八九年民政部门才将其确定为优抚对象每月发给十五元的补助。就这样，在饥寒宭迫缺少母爱中度过了我们的童年。父亲供我们姊妹五个读完了小学，两个姐姐读完了初中，兄弟俩读完了中专，一直到参加工作。
一九七九年农村推行作业组，将一个队划分为几个作业组，划小经营单位，分田到组，继续实行工分制，按组核算。我们临近的九家组成了一个作业组，高鹏举担任作业组长。到一九八二年作业组解散，直接包产到户。那时三个姐姐已经不上学了在家务农，我和弟弟在上初中，家里也将房屋修到了居民点上。虽然已经按户分田单干了，可是家族内仍然缺劳力，大伯先在石灰窑做饭，后又干油漆活，三叔叔在嘉峪关公路段上班，四叔叔在石灰窑烧石灰，大伯的儿子在山丹煤矿当工人，家里男劳力只有父亲一个人。父亲难舍兄弟之情，领着本家子的女人们耕种着六十多亩土地。犁地、播种、浇水只有父亲一人承担，辛苦可想而知。当时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别人都在千方百计发家致富，父亲却不取分文辛勤劳作，一直到我们上班工作时父亲也还帮着干活。
一九九零年八月的一天父亲在帮大姐家犁地时出现了轻微的中风症状，在家治疗不见好转就住进了区人民医院内科，诊断为脑动脉硬化，住院不到一个月病情稍有好转后父亲在谁说都听不进去的情况下就出院了，花了七八百元的住院费，回家后一边治疗一边干家务。一九九一年三月份父亲又病倒了，也许是上次治疗不彻底，或者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所限，这次确诊为脑血栓，病情严重，右侧肢体瘫痪，人昏迷不醒，在张掖地区医院、解放军二十七医院住院治疗。那时大姐二姐都已经出嫁，家里只有三姐和我们弟兄俩，周围的好心人都劝说我们别治了，治好了也是瘫痪在家，还得人伺候。我当时二十四岁，只觉得父亲养育我们姊妹五个吃了不少的苦，我们理应当让父亲多活几年，以报答养育之恩。父亲当时也失去了治疗的信心，只吃西药拒绝吃中药。在医院何去病老中医的鼓励下，我们坚持治疗了两个月时间，姊妹五个轮流在医院看守父亲，一刻也不离开。病情稳定后出院回家，但留下了一侧身体瘫痪的后遗症。回家是五月份，杨树叶都已经绿了。回家后乡村医生师典科一边治病一边教我们扎针、输液、针灸，他定期到家中看看病情，调整治疗方案。兄弟俩夹一天从十几公里外的西洞乡骑自行车赶回家里给父亲打吊针针灸，三姐在家按时喂药搀扶父亲锻炼，恢复肢体功能。到了七八月份瘫肢逐步恢复了，能独立行走，就是有点跛，丧失了劳动能力。此时，父亲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从事家庭劳作了，也许是他一辈子的辛劳，上天给了他一次安心休息的机会。
一九九二年我结婚了，一九九三年三姐也出嫁了。为了照顾父亲，大姐一家从星光搬到了老家，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一九九四年春节父亲又一次病倒了，经过乡村医生师典科治疗，稳定了病情，但只能拄着拐杖活动了。父亲每天只能在家晒晒太阳，抽抽纸烟，偶尔拄着拐杖到队里邻家逛逛。这时抽烟特厉害，每天一包兰州烟还不够，父亲看到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烟抽。那时父亲中风已经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了，每次回家父亲在啊啊声中伸出食指和中指做出抽烟的样子，我就到商店里买上一条，给点上，父亲美美的吸上几口，那仿佛是一种如痴如醉的享受，吸完一根烟后我们会扶着父亲起来在院子里活动一圈。之后又会坐在靠背椅上抽烟，这成了我和父亲交流的唯一方式，因为父亲已经失去了语言交流的能力。一九九八年腊月十八我在沙井镇政府上班，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父亲不行了，我连夜从镇上赶到家里，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父亲带着对儿孙的期盼，带着对家庭的留恋弃我们而去，告别了病痛的折磨，给儿女留下了无尽的悲伤。父亲去世后我们将他和母亲合葬在四角墩张肃公路南沙河渠旁，每当我们路过至此，就会想起父亲音容笑貌，寄托我们的哀思。
父亲去世后的十四年间，每年正月初四儿女们都会一起来给父母拜年。每年三月清明、七月十五都到坟前祭拜。父亲的墓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没有墓碑，没有石砖堆砌和豪华护栏装修，只是一个土坟堆，默默地躺在那里，承受着风吹雨淋日晒，饱经着岁月的轮回。就像父亲一辈子的所经历的沧桑岁月一样，感受着生活的艰辛和人间的冷暖。父亲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的勤劳、善良、无私、耿直、尽责是留给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留给家乡父辈们的是勤劳忠厚的口碑和对儿女的精心养育。
煮豆燃豆萁，豆在水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父亲为了支撑起这个家族而付出一生的心血，而别人却时时打着自家的小算盘，患得患失，自私自利，奸巧算计，脏心烂肺，这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卑微啊……渺小者作茧自缚，卑微者遭唾弃，只有光明磊落者才可以立身立德。世事轮回，苍天有眼，功德昭示后人。而如今你的儿女也已经步入了中年，孙子们大一点的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小一点的都随你心愿在发奋读书，争取学有所成，早日回报社会。
父亲，你太累了，你在那里好好地安歇吧!
怀念逝去父亲的文章：怀念父亲
父亲永远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周年了。
太过短暂的66年。斯人已去，世事恍惚，“人生长恨水常东”。翻飞的泪雨、不尽的悲痛、无限的哀思，并不能唤回哪怕是偶尔的回眸。三年了，也该写一篇祭奠的文字，聊做缅怀。
一
父亲祖籍山西定襄。何年何月走西口到大后套已不可考。祖父弟兄六个，排行老三。据父亲讲，祖父目不识丁，却能讲整本的《三国》、《水浒》。也许是因为疏于算计，祖父祖母一直在劳苦困顿中煎熬度日，属于“贫下中农”中的“贫下中农”。
家境如此，酷爱读书学业优异的父亲初中毕业后被迫返乡务农。不曾想，就此父亲竟与土地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不必说回乡务农的那段岁月，就是在父亲“农转非”做了教师，后来又到水利局当了干部，也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锄头。
嗜于耕作吗?我想起码前半生不是。全家七口人，单凭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更不用说还要供五个孩子读书上学。就这样父亲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耕牛，在工作和务农之间穿梭。有几年我家甚至种了几十亩田，竟比专事耕作的农民还要多些。
有一年，父亲忙完单位的工作，已是深夜。但家里的田急待灌溉，父亲连夜往村里赶。夜色如墨，路人绝迹。由于过度疲劳，父亲连人带车载倒在马路中间一米多深的坑洞里。许是上天怜恤，不知过了多久，父亲从昏迷之中苏醒过来。等回到家中已是浑身泥土、满脸血污。母亲多次跟他说：“要不少种点，日子紧一紧也就过来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父亲没有答应，因为他的肩上有一座山，必须他而且只有他能背得起来的山。
后来，随着我们兄妹逐渐长大，家境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家搬到了县城，父亲也就终于能够歇口气，放下了手中的锄头。但他对于土地的眷恋似乎并没有因经历过那么多不堪之辛劳而稍有淡薄，反而历久弥深。
去世的前一年，父亲从青岛回到包头，我驱车往家送他。父亲坐到副驾驶座上，一进后套，他就长时间望着窗外，望着一闪而过、不断变换的漫天遍野的向日葵、成片成片的玉米田，杨树、柳树，沟渠、排干，脸上竟洋溢起孩童般的幸福与满足。他对我说：“大大闻着这个地方的土都香”。我默然了。
去世的那一年，父亲又从青岛回到包头。我有意留他在包头多住几日，我和妻也能补偿补偿孝道。他也答应了，依父亲的秉性，即使为难也不轻易拒绝别人。没想到第二天妻给我打来电话，说父亲自己坐班车已回了老家。晚上，父亲给我来电话，像是做了错事，跟我解释道：“你们那地方太热了，还是老家好，反正你们不久也就回来了”。
没几天，我就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再见到他时，已是阴阳两隔!
我常常想，如此急于回家，难道是父亲料到了冥冥之中的安排，所以落叶归根，趋奔向那一方生他养他的黄天厚土?“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但这不适合他，即使化作一粒尘埃，他也要飞回故土，土地是他的根，土地是他的魂。
二
在所有人眼里，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
当了教师后，为了奉行“给人一碗水，自己一桶水”的教育格言，父亲开始自修成人函授大学。这对没有家庭负担、潜心攻读的众多学子也绝非易事。
从此，夜夜黄卷青灯。除夕之夜，万家灯火，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母亲把瓜子、糖果、鞭炮分成五堆，小的先挑，然后兄妹五个口袋鼓鼓的出去呼朋引伴，而父亲又开始伏案苦读。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终于拿到了大学文凭。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农村里出一个大学生，实属凤毛麟角。
知识涵养了父亲。在周围人看来，父亲永远是那么“温良恭俭让”，没有与人红过脸，更不用说挥拳相向。每年单位分一些煤、粮油之类的福利，父亲从来不争不抢，所以分到手的永远是最小、最差的。为此，落了母亲不少埋怨。他只是淡淡地说：“其实都差不多”。
而对于公家的财物，父亲要求自己和家人则近于苛刻。那年，父亲管理着一个偌大的库房。里面有粮食、机具、水泥和各种零件物什，都是水利部门施工后遗留下的，没有明确的数目，拿点、用点根本没人管。但不论是谁，父亲绝不准动那个库房里的一针一线。亲戚们都怪父亲胆太小，父亲就是一句：“那是人家公家的，又不是咱自家的”。实际上，等他交出库时，粮食霉掉了，水泥过期了，连单位的领导都不相信，库房里的东西还有这么多。
“吃亏是福”是父亲一生恪守的处世之道。“老好人”是同事、亲戚、乡邻对他的共同评价。后来的几十年里，父亲虽然离开了教师岗位，但无论走到哪个村、哪个单位，无论老少，都尊称父亲为王老师，大概不单单是因为他曾为人师的缘故吧。
三
重视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是父亲自认为此生最大的成功。
在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村里同年龄的孩子，大部分初中毕业最多高中毕业就辍学务农了。对于一般的普通农民家庭，与其考不上一个可以端“铁饭碗”的学校，不如早点学点谋生技术或下地干活，尽早成家立业。而我们家的孩子，用母亲的话说，全是“读到了头”。
大姐好学，但实在缺乏读书的禀赋。日日夜夜苦读，成绩却是一低再低，后来完全失去了信心，初中毕业后弃读。
二姐倒是有些天赋，但偏偏天生厌学。到初一，由于搬家的缘故，二姐又不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坚决拒绝再去上学。从来没有棍棒教子的父亲，拿起一把量布尺子，在二姐手心上一下一下落下去，一声一声厉声责问：“去不去?”。历来胆小懦弱的二姐竟出奇地执拗。父亲终于没有拗过二姐，就此弃读。从此二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弟弟自小娇淘，一见书本就打瞌睡。高中没有考上，理由是“初二没有学好”。父亲就让弟弟返回初二复读。读书期间又开始逃学，为了让弟弟把学业坚持下来，父亲竟然曾经给弟弟下跪苦求。在父亲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弟弟考上了中专，成为扭转其一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妹妹上高中时，正是家里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上不上大学，对于当时的家境而言，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父亲对惴惴不安的妹妹说：“好好学，只要能考上大学，你老子就是讨吃要饭也供你”。在妹妹读大学的四年里，父母亲硬是粗茶淡饭一分一厘往出省，直到妹妹大学毕业。
我从小痴迷读书，父亲因此对我寄予厚望。父亲每回进城，就是我们兄妹五个的节日。他一进门，一阵阵果香就扑鼻而来。父亲笑容满面地从包里摸出一个苹果，切成五份，仍旧是小的先挑。那个时候的苹果现在想起来怎那么香。而我除能得到一小弯月牙似的苹果，还能得到一本小人书(连环画)或课外读物，这比苹果更能让我兴奋好几天。到小学毕业，我的连环画竟能装一大麻袋。有全本的《三国》、《水浒》、《杨家将》、《岳飞传》等。可惜后来搬家那些书不知所踪。据说现在这些连环画价值上万乃至几十万。
我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悉心栽培。初中毕业后，我成为了全乡唯一一个考上县城最好高中的学生。在全乡艳羡赞慕中，父亲很是自豪了一阵子。高中毕业后，我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考上了大学，完成了父亲此生最大的心愿。小妹妹负笈远行到青岛，艰难困苦中闯出了一番事业。
父亲慈爱，从未对我们施以拳脚。偶尔动粗，巴掌也不是垂直落下，却是从臀部自下而上蹭滑而过，实在是蜻蜓点水。但父亲的威严却并不因此稍有逊色，特别是在做人处事的大是大非面前，对我们绝不会有丝毫的宽懈与迁就。
我和弟弟七、八岁那年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位卖西瓜的小贩。说是卖，其实多是用小麦和鸡蛋换。在那个物资普遍匮乏，生活普遍窘迫的年代，粮食维持温饱尚且不够，鸡蛋还要用来换油盐酱醋，所以偶尔吃一次西瓜是极为奢侈的享受。
我和弟弟和村里几乎所以的孩子，一路尾随小贩的瓜车望梅止渴。平日里，这样的尾随多半在馋欲与失望交织中告终。但那天，一向极为警觉的小贩留出了隙漏，我和弟弟“偷”了一个西瓜飞也似的逃回了家中。其时，母亲正在做饭，我和弟弟像是战胜的士兵向长官请赏一样，讲述“智取西瓜”过程，满脸的自得与兴奋。不曾想，端坐炕中央的父亲突然跃起，双手举起那颗晶莹碧绿的西瓜，猛地向地下掷去。随着一声闷响，顿时满地全是红的、绿的、大的、小的碎片。暴怒的父亲向我俩咆哮：“跪下，不争气的东西!”。我和弟弟跪在地上嚎啕，母亲在一边求情。后来，父亲给我们讲了好多“小时偷针、长大偷牛”、“逆子咬乳”之类的故事。
从那时起，我们兄妹五个都懂得了，别人的东西决不伸手去拿，这已经深深地烙印、内化在了我们的血液里。
四
爱情，一个古老而又不断变换新鲜的话题。
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有爱情吗?
父亲去世一年后，我们陪母亲到北京阜外医院做心脏介入手术。剧痛至昏迷的母亲感到一只熟悉的手摸着她的额头，轻轻地说：“是不是很疼，忍一忍就好了”。
父母亲成婚颇有一点机缘。那时，母亲家从河北逃难至包头，又辗转至后套，人生地不熟，难免遭遇冷眼，急需找一家本地人做依靠。父亲的舅舅那时当小队队长，心里惦记着给家贫的父亲结一门亲，于是和姥姥姥爷做了一把“交易”，以给姥姥姥爷盖一座房为条件，把母亲娶回了我们家。那时父亲20岁，母亲18岁。从此开始了他们近50年风雨与共、相濡以沫的家庭生活。
父亲、母亲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父亲沉稳、内敛，母亲尖锐、外向;父亲做事趋于保守，母亲相对敢作敢为。所以两人之间尤其是年轻时候经常争争吵吵。但每次争吵都以父亲赔礼道歉作罢。在我们印象中，争吵双方父亲总处于下风头，一看到母亲生气，父亲马上和颜悦色、百般抚慰。父亲总对我们说：“你妈是刀子嘴、豆腐心”。外人眼中，我们家的事母亲说了算。实际上如母亲所说，大事都是父亲做主。父亲摸透了母亲吃软不吃硬的脾性，所以就很有效地用软办法对付了母亲一辈子。
在软办法对付之下，母亲心甘情愿做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有好东西吃先给我们兄妹五个，有好衣服穿先给父亲。母亲的“算计”是，父亲是国家干部，是家里的门面，一定要让他出去体体面面的。买新衣服也就一年一次，平时的旧衣服，母亲总是浆洗得干净清爽。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父亲的衣物，全部是洗得干干净净、一摞摞叠放整齐的新旧衣物。而母亲，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没有用过哪怕很便宜的脂粉，好多年甚至过年都不添一件新衣服。我们家如没有母亲近于吝啬的省吃俭用，把五个子女全部“供到头”读书几乎不可能。
而父亲，则心甘情愿当了母亲一辈子的“出气筒”和保护神。父亲决不允许我们对母亲哪怕是言语上的稍许不敬。母亲第一次心梗住院，院方建议做心脏介入手术。那时，心脏介入手术刚进入临床，手术费昂贵，风险巨大。我们兄妹五个经过简单的商量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无论手术费多昂贵，也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筹措。但手术风险有多大我们确实心里没底，决心难下。做与不做，反复磋商。父亲一直听我们磋商但不给我们决定性意见。后来我们才知道，一向大事做主的父亲之所以不发表意见，因为他自己拿不出那么大一笔钱，得靠我们往出扛。从来不靠别人的父亲内心苦楚可想而知。母亲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最后的结果是必须接受心脏介入治疗。最后一次下决心的时候，沉默的父亲突然哽咽着对我们说：“救救你妈吧，大大一辈子记着你们”。那是我第一次见父亲流泪。
母亲出院后，父亲对母亲的呵护更是无微不至。每到母亲吃药的时候，父亲把那个大大的药袋拿出来，哪个药吃几片，吃半片的掰开两份，一手拿药，一手拿水递到母亲跟前。有我们在场的时候还责备母亲：“你妈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吃药都记不住”。母亲回他：“你一天就记那点药”。但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也离不开母亲。父亲去世前几年，老两口每年都要有多半年去青岛帮小妹妹照顾小孩。父亲极畏出门，到儿女家也留不了几天。所以大多时候，是母亲先去。父亲总说：“过两三个月我就去了”。但往往不到一个月，父亲就开始坐卧不安，用他自己的话说，总感觉没着没落的。当他到了青岛，母亲调侃：“你不是过两三个月才来嘛”。“我想外甥了”。第二天，两人牵着外甥的手漫步在海滩，那又是多么和谐温暖的一幕。
父亲去世后，我们千方百计安排好母亲的生活。在一次全家聚会中，母亲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对你们的妻子、丈夫好，一世儿女不如半世夫妻”。
这时，我才相信，父亲母亲有爱情。这样的爱情，没有风花雪月却胜过风花雪月的浪漫，没有海誓山盟却胜过海誓山盟的永恒。原来伟大的爱情根本就不需要风花雪月和海誓山盟。
父爱如山，拙笔难尽。
草木枯荣，三年一瞬。
父亲啊，远在天国的您，是不是还在凝视故园的夏花秋草?是不是还在眷顾曾经的亲情乡情?还是一切的一切都已渐行渐远?
安息吧，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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