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追忆父亲的文章_关于追忆父亲节的文章(2)
父亲节追忆父亲的文章：父亲节追忆父亲
今天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父亲节。江南一直以来都想写写关于父亲与母亲的文章，但是，每次动笔却又不知该从何处写起，因为要写的太多了。而如今母亲父亲都已永远离我而去。父亲节来临，江南真应该对远在天堂的父亲说点什么，因为工作的关系，江南常年在外工作，很少回家看望父亲，也不常打电话，每次电话，父亲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我很好，吃得好，睡得好，放心，不用老惦记。其实，生命是一种幸运，生命是一种奇迹。生命在茫茫宇宙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却是父母赠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父母从孩子的生命诞生起，就期盼着他一生的精彩，为他忙碌，为他操劳。那是一种乐意的奉献，那是一种伟大的自觉，那是千万条爱河汇成的恩情之海。
江南的父亲很像朱自清先生《背影》里的父亲形象，所以，江南每每读到《背影》，不禁潸然泪下。。。。。。
父爱如山，而今江南已经享受不到如山的父爱了，“子欲养而亲不在”!因此，有时间的朋友们还是常回家看看，尽量的多陪陪父母吧!
在这个属于父亲们的日子里，江南祝愿世上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健康长寿!!!
父亲节追忆父亲的文章：殊深轸念
父亲节快要到了，“父亲”这两个字，对于我来说，既是如此的熟悉，又有些许的陌生。熟悉的是，父亲无疑是给了我生命并且影响了我一生的人;陌生的是，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20年了，“父亲”这个称呼也埋藏在我心底近二十年了。一直以来总想为他写点什么，却迟迟没有动笔，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不敢去打开那些尘封的记忆，哪怕是掀开其中的一角，我都往往不能自已，无法下笔。
不久前，无意间在二弟的QQ空间里读到他写的《回忆我的父亲》这篇文章，让我又一次回到了儿时与父亲生活的岁月。明年，是父亲诞辰70周年，也是他离开我们整整20年。是的，该给父亲留下点什么了。就让我再次鼓起勇气，打开记忆的闸门，去记录二十年前乃至更早时期有关父亲的点点滴滴吧。
(一)
父亲易端山，农历1943年9月15日出生于湖南攸县一户农村家庭(二弟所记父亲1942年出生有误)。先祖父体弱多病，在父亲几岁时就已经去世，先祖母39岁时就开始守寡，凭着自己一副柔弱的肩膀独自把四个子女拉扯大。
父亲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青年时期喜欢摆弄一些中国的传统乐器，吹拉弹样样里手，尤其是擅长拉二胡。同时，父亲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钢笔字也写得刚劲有力、俊逸洒脱。至今，我还记得父亲将自己书写的钢笔字制作成临摹本供我们三兄弟来练习书法。只可惜，父亲的这些天赋我们兄弟几个似乎一样都没继承下来。且别说有什么音乐或艺术细胞，就连钢笔字也是写得有点不成体统，真是枉费了他的一番苦心。
大概在1963年，也就是父亲20岁的时候，因家庭贫困已经辍学在家务农的他再次拿起书本来到县城一中准备参加高考。经过几个月的寒窗苦读，父亲终于满怀自信地走进了考场。彼时，他的理想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父亲从小就写得一手好文章。没想到，第一次参加高考的他竟然成功了。只不过，录取他的却是北大哲学系。尽管如此，却仍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惊喜。我想，父亲是从泥泞的田头洗尽满身的尘土再背上简陋的行囊，带着无尽的兴奋与憧憬踏上北上的列车的。父亲后来跟我说，当时正是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时期，全国很多地方发大水，火车一路走走停停，过了好几天才到达北京。路途的艰辛似乎已经预示了他命运的多舛。在入学后的新生体检中，父亲被查出患有支气管扩张的疾病。这个在现在看来不值一提的小病，在当时却是一种疑难杂症，被列入禁止入学的行列。于是，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不到两个月的父亲被迫背起行囊返回家乡，学校给出的条件是休学一年，视康复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学习。然而，作为当时家中唯一的一个青壮年男丁，上有60多岁的祖父母和守寡多年的母亲，下有一个尚未成年的妹妹，回到家后，他必须肩负起下田劳作以养活全家的重任，对于筹钱治病和在家休养只能是一种奢望。一年以后，父亲只能彻底放弃当初的梦想。
(二)
没过多久，县里在全县招考教师，父亲以优异成绩被招上了公办英语教师，随后被安排在攸县三中任教，后被调往离家更近的攸县七中。据父亲说，有一年全县开展教师业务竞赛，作为非科班出生的他在英语教师中竟考了个全县第一，超过了那些全日制英语专业毕业的本、专科生。为此，县教育局有意调他去县城的攸县一中任教，据说当时把他的行李铺盖都拿走了，可父亲考虑到离家太远无法照顾家里，却坚决不同意，对方只能作罢。
父亲当上教师后，总算有了固定的收入。然而，家庭的重担却一刻也没有减轻。1971年初，28岁的父亲与当时年仅17岁的母亲成了亲。又过了两年，我这个大儿子呱呱坠地，随后几年，老二、老三先后出生，再加上祖母和母亲，家中成员达到7人。当时父亲的月工资只有30元左右，但由于家中仅有我母亲这个劳力，在当时的人民公社中，远远挣不够全家七人口粮的工分，每年必须上交生产队160多元差额。最终，父亲在两个姐姐和岳父的帮助下才勉强填补上这个亏空。
也就是在我出生的那年(1973年)，由于常年借住在别人家中(1958年祖上留下的房子因大炼钢铁被拆)，父亲咬牙东拼西凑盖起了他的第一套房子——5间土坯瓦房。
常年的劳累再加上没有很好地系统治疗，导致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不久，他又被诊断患上了哮喘和肺气肿。从此，父亲开始常年与药物打交道，时不时需要到医院去报个到。
家庭的拮据使父亲从小就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为了操持好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他对家庭中的每一笔收支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大到几百元，小到一分钱。为此，每年年初，父亲都要到新华书店买一本农家历，将每天的开销都记到其中的记事栏里。根据当时的记录，即便是在1987年，家中平均每月大概买肉3次，每次2—3元，而更多的是每3至5天买一次豆腐，每次0.2元。在1987年6月21日的记事栏里写着：咯血住院(6.13—6.21共9天)，总计用药费131.69元;6月23日：退出罐头3瓶，收入4.8元。这3瓶罐头应该是别人探望他时送的，而他又舍不得吃，出院后把它拿到小卖部换成了钱。
(三)
父亲的教育以及他的一言一行对我们影响深远。他为人善良、热心助人、尊老爱幼、意志坚定、勇于担当、品格高尚，这是他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
作为全村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一些大小事情村里的男女老少总爱来找父亲商量和帮忙，比如说婚丧喜事、写对联、小孩取名、考大学填志愿等等。父亲总是有求必应，热心帮助。每年的寒暑假，总有两到三个学生来我家补习英语，父亲也是分文不收，耐心指导，有时还免费提供午饭。因此，父亲在当地拥有极高的威望。村里人知道父亲身体不好，时不时有人送些自家的鸡蛋给他补充营养。每到“双抢”等农忙时节，家中总是有一大帮学生主动前来帮忙。
从小我们就比较敬畏父亲，这也许是由于长期的疾病和家庭的重担使他平时在家中不苟言笑的缘故。其实，父亲是个很幽默的人，邻居家一个得过少儿麻痹症的女孩经常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一路笑着跌跌撞撞地走回家。父亲平时很少打骂我们。他总是用他没有实现的理想来激励我们，教育我们从小要努力学习，要通过考上大学来跳出农门和改变自己的命运。每次当他告诉我们又有哪几个学生考上了名牌大学时，望着我们的眼神总是充满着期待，我们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父亲是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圆他的大学之梦!因此，从小开始，我们三兄弟在学习方面几乎没让父母亲操过什么心，成绩总是排在年级前列，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这也让父亲感觉到很是骄傲。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由原来的肺气肿发展到肺源性心脏病。每年冬天，是父亲最难过的季节，因肺部缺氧并压迫心脏，他经常要大口地喘气，脸色也变得黝黑，有时身体甚至产生了浮肿。
也许是感觉到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眼看着我们三兄弟都还在读初中或小学，父亲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1987年，也就是我读初三的时候，父亲决定让我报考中专。虽然我从小的志向是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对于考中专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是，父亲既然做了决定，我也不好说什么，也许他有他的道理。而事后证明，父亲的这个决定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多么的正确。
(四)
在那年的中考中，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部属中专——株洲铁路电机学校(现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到学校报到的那天，父亲坚持要去送我。对于刚刚年满14周岁很少出过远门的我来说，父亲显然是不放心的，尽管当时我的二姑在我读书的城市——株洲上班，可以到火车站来接我。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旅程，我们到达姑姑工作所在地的火车站——五里墩火车站(株洲火车站的前一站)。下了火车后，到姑姑家还有将近5公里的路程，我仍然还清晰地记得，在落日的余晖下，父亲挑着行李和我沿着笔直的轨道慢慢走着，留下了两条长长的身影，父亲在前，儿子在后，挑担的在前，空手的在后……
到学校以后才发现，我是班级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由于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到校的第一个晚上，想着自己的父母和疼爱自己的奶奶，独自躺在床上的我竟然留下了眼泪。一周以后，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牛皮信封里折叠着厚厚的4页信纸，信中的父亲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告诉我如何去适应崭新的校园生活，一字一句如同甘露滋润着我的心里。从此，接到父亲的来信成了我学习之余最渴盼的事情。如果没有定期收到父亲的来信，我的心里便空落落的，总是会隔三差五地往传达室跑，希望能早日见到那熟悉的笔迹，看到父亲的来信。
在我读中专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突然来到了我的学校。原来，由于担心我感冒受冻，家里给我弹了一床更大的棉絮，父亲等不及我放寒假回家，便迫不及待地给我送了过来。由于我当时还在上课，父亲便独自去了我的宿舍，当我上完课推开宿舍门时，一个佝偻的瘦弱的背影映入我的眼帘——父亲正跪在地上一针一线地为我缝着用两块布料拼成的被套。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背影，他将一辈子刻在我的心中。
(五)
父亲的身体已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大概是在1989年，父亲因为严重的急性黄疸肝炎引发重症肝炎而再次住进了医院，医生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我从学校赶到医院时，父亲刚刚度过危险期。也许是估计自己所剩时日不多，父亲对我说：“假如我挺不过去了，以后给你妈妈再找一个吧，因为她还年轻。”这是父亲这辈子唯一一次为身后事给我做的交待。他曾对探望他的人说：“老天能让我再活5年该多好，这样就能够让我看到两个小儿子考上学校了。”幸运的是，父亲终究还是挺了过来，住院近两个月后，终于康复出院了。
1991年8月，我中专毕业后被留校任教。从老家返校工作的那一天，父亲送我到公路边，一边叮嘱我安心工作，不要挂念，一边塞给我两百元钱，说：“刚参加工作，工资低，你就买点日常用品吧”。彼时，他的工资也就两百多一点。
身体刚刚有所恢复，父亲又开始张罗着准备建第二套房子了。父亲1973年建的第一套房是全土坯房，房子低矮、潮湿，到了后来还经常漏雨，眼看着周围邻居一个个都拆了老房砌了新房，父亲也有点按耐不住了。1992年上半年，家里开始在原址上建一栋崭新的两层砖瓦房。而这次建房，导致父亲再一次劳累过度，成了压垮父亲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2年农历8月，父亲的第二栋房子落成。同年，大弟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与重庆大学合并)。农历10月，年近80的祖母去世。第二年4月，97岁的曾祖母也离开了人世。送走了两位老人，父亲曾伤感地对别人说：“没想到我还挺过来了，总算没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1993年10月，天气刚刚转凉，父亲因肺心病发作、呼吸困难而再次住进了镇上的医院。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父亲这一次却再也没能走出这家医院。
得知父亲病重，刚参加工作两年的我根本无心上班，每周都要坐火车往家里赶。看到父亲浮肿的身体，黝黑的脸庞，听到他因疾病折磨而发出的呻吟声，我真是心如刀绞。
1993年农历10月28日凌晨两点，辛劳一生、只有付出、未曾享受的父亲终于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我无法相信，生命的逝去就是那短短的一瞬，而父亲甚至没有给我留下只言片语。此时，躺在我面前的父亲竟是如此的安详，没有痛苦，没有呻吟，犹如熟睡一般。
父亲走了，带着深深的遗憾，因为，他终究还是没能等到正在读高三的小儿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天。父亲走了，他又没有遗憾，因为，6年前，他就做好了安排，把我送进了一所中专，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必将接过他留下的重担。父亲走了，带走了痛苦，留下了亲情。父亲走了，带走了磨难，留下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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