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必读的2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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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必读的20本书

　　1、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下)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年)

　　此书原系英文著述，再版6次后，终于有了中文版(注：后来又有北大有删节本)。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五百周年发表之文告，列举数十学术名著，徐著即为其中之一。此书上自清朝开国，下至1998年(注：新修本延续到2000年后，不过徐先生已经于2005年去世)，是我所见同类著作中年代跨度最大的，对1989年的事件也能秉笔直书。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能综合海内外优秀学术论著，取其精华，折衷调和，穿插经营，条分缕析，非常好读。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每章节之后，都附录相当详尽的参考书目，且多是海外论作，对国内读者来说，尤为珍贵。

　　作者浸淫西方史学多年，讲究分析综合，而不太重考据。所引材料多来自他人著述，似乎较少使用自己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偶有小瑕疵，比如论及曾静文字狱案，竟然说出吕留良被凌迟的胡话。但总的说来，在同类著作中，此书具有难能可贵的清醒，客观，无党见的优点，要了解中国近代史，此书不可跳过。

　　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下册)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郭氏一生致力中国近代史，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长，所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全四巨册，极有用。此外，郭氏重视口述历史，组织人力对台湾及海外幸存的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当事人采访，整理出书数十种，也颇具史料价值。此书的写法比较朴素，但材料扎实，信息量大，开初看起可能枯燥，读进去之后始觉其精湛。和徐著相比，此书更重使用第一手材料，但综合与分析方面，则稍逊。另外一个遗憾，此书仅写到1949年前后，如今郭氏早已去世，此书也终究不能再续，一憾。

　　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840～1926》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剑农是邵阳(湖南)人，跟我妻子是老乡。有这么一个大史家，邵阳才显得体面。之前，我一直以为那里只出女博士和黑社会(邵阳帮在广东很凶残的哟)。李剑农自己本人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曾在“联省自治”中走到风头浪尖，一度官至湖南省省务院长。很奇特的是，作为曾经的政治人物，他在著述中几乎不带党见，也不为自己参加过的政治事件避讳，难能可贵。

　　此书在其名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增补而成，将近百年极复杂的种种大事件讲述得清晰流畅，且时有鞭辟入里之深刻史论，文笔也好，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近代史著作。此书在学界口碑甚佳，比如学者费正清就认为是“中国近代政治史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另一学者林伯格则说：“李剑农的政治史对于中国问题专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书……该书在阐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革命和立宪运动，以及类似问题方面，值得一读。” 而民间非学者宋石男则写诗为证：“近代史不读李剑农，就破万卷也有球用。”

　　4、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续编》

　　(民国丛书第5编 上海书店 1990年)

　　资料汇编这种东西，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很考功力，如今国内出的一些资料汇编，眼光钝，出手快，体例斑杂，不伦不类，而且经常你抄我，我抄你的，看着就烦。左氏此编成于1930年代，部头适中，选料精心，对入门者尤其有用。台湾对近代史一直高度重视，前后出了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共三编)，近千种，浩浩荡荡。建国后，大陆也陆续出了分专题的8种近代史料，抛去阶级斗争一类的脏话，仍有相当价值。只是对入门者来说，还是看左氏此编更符合实际情况。(此书也是我这次唯一推荐的史料汇编，因为近代史系统著作中谈得上优秀的实在不多，不如多看些原始史料)。跟李剑农一样，左舜生也是湖南人，也曾经是政治人物，中国青年党党魁(呵呵，不是标题党党魁)，其《中国近代史四讲》也很值得一读，尤其写义和团的章节。可惜国内至今只有一本《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杂记》，左氏其余著作多未付梓。其实左舜生晚年对国民党恨之 入骨，按照老毛的逻辑，敌人的敌人，应该算朋友嘛。为何至今仍不大肯引进出版他水准不俗的系列著述呢?

　　5、马士(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上海书店 2006年)

　　此书名字听起来硬梆梆的不可爱，但读起却一点都不刻板僵化，实际上也不仅限于中外关系史的范畴，国外汉学界更喜欢把它看成一部中国近代历史的小百科全书。马士是晚清在中国海关担任30多年官员的当事人，曾担任著名的赫德之助理，写起 1834-1911年的中外关系史自然得心应手。更可贵的是，作者得亲见大量的英国原始官书、档案、信札、报道，完全消化后散落全书，对中国读者尤显稀缺。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未能见到中方原始档案、文件，绝大多数中方史料转引自《澳门月报》上刊载的中方官书。此外，尽管马士在华数十年，也许算中国通，但毕竟不是中国人，在部分史论上，依然有隔岸观火、隔靴搔痒之嫌。

　　6、萧一山：《清代通史》(全五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本想推荐萧氏一卷本的《清史大纲》，但实在没忍住还是推荐了这个大部头。此书虽然今年才由大陆出版(民国时期萧氏只在商务出了上，中卷，后来在台湾出齐)，却不是一部新书，而是一部经典。萧一山是梁启超的学生，他还在读大学时，激愤于当时居然没有象样的中国人写的清朝史，而只有一部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且其书多大和民族眼光，遂自己动手，要写一部打败日本鬼子的学术巨著。没想到这一写，就写了他大半生。(其实日本鬼子那本书也颇有精微处，不能因为是日本人我们就歧视他而完全不看，好象最近国内也策划出版了)如其自述“本书参考书籍，不下六七百种”，此书浩繁卷页背后，是萧氏一生的功力与心血。更难得的是，他没有把此书写成一部单纯的政治史，而是兼顾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还是用其自述，即“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

　　7、孟森：《明史讲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卅年披尽前朝史，天假成书意尚殷”。这是北大师生为孟心史做的挽联，我觉得很中肯。孟氏一生专治明清史，在他的年代，明清史不象如今是显学(那时的中国牛人似乎都喜欢发思古之幽情，有点脑子的都去钻上古，秦汉，魏晋隋唐去了，连宋史研究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大师)，但孟森一路做下来，也做成了气候。其《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及《心史丛刊》，都是不刊不灭的经典学术著作。我个人把他，而不是吴晗一类的学者，看成真正的“明清史专家”。这部《明史讲义》是1930年代初孟森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初版时是《明清史讲义》，现在分开刊行，于体例上更为得当。由于是讲义，难免简略，也许看得不过瘾，但对初上手的人来说，简略干净，脉络分明的著作，难道不是首选么? 在此书开篇“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中，孟氏说：“因今日讨论清史而发见《明史》之多所缺遗，非将明一代之本纪、列传及各志统加整理补充，不能遂为信史”。可见其抱负之大，可惜最后没有落成系统的明代通史，难怪北大挽联要说“天假成书意尚殷”。

　　8、费正清(美)、崔瑞德(英)总主编：《剑桥中国五代两宋史》

　　(待出)

　　说实话，我并不想推荐上面这本待出的书，但没办法，中国至今没有一部近现代学者所著水准超拔之断代《宋史》。近现代研究宋史最牛逼的两个人，一个是早夭的张荫麟，一个是稼轩首席研究家邓广铭，两人都没写出系统的断代《宋史》。1949年后国内出过一些教材式的《宋史》，不好评价，反正我不推荐。费正清的本行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史研究，不一定是总主编剑桥中国史丛书的最佳人选。这侧面也反映近几十年海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中缺乏真正的压轴人物，而费氏凭借首席中国问题专家的声望，登高振臂，遂成斯业。此套丛书的特点是中西合璧，既有中方史家，也有西方牛人，方式是各人分专题写作，合之成书，其史学模式基本是西化的。这样做的优点是各取其长，缺点是难以条贯。我其实更喜欢看一个人写的系统史作，我也坚持认为真正的伟大史作只能由一个人而非集体创作而成。在西方我们可以举修昔底德之例，在中国当然首推太史公。(事实上，中国史籍中最有声望的前四史，除了《汉书》为一家三口之集体劳动外，其余三种均为个人著述)在目前没有杰出的《宋史》个人著作的情况下，我只好敷衍塞责，推荐待出的这本《剑桥中国五代两宋史》。(再细想，为何1990年代初就开始组稿的此书，至今未出?我不知道具体内幕。刻薄点猜，是不是那些“宋史专家”的著述水准，始终未能达到剑桥史学派的要求?)

　　9、岑仲勉：《隋唐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从一个财政科小科长，到一位史学名家，岑仲勉给各位史学爱好者做出了榜样。只要坚持，只要确有天赋，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党报记者，或者网站主编，成长为一个史学名家嘛。岑仲勉的史学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嘉道之后的西北史地学，这对他写《隋唐史》有得天独厚的便利，因为隋唐时期的中土与西域之文化、血缘融合是极重要之大事件;二是近代西方(包括日本)汉学，他广泛吸收沙畹、玉尔、白鸟库吉的研究成果入书，视野更加清朗;三是自然科学方法论，受晚清“新学”之影响，岑氏也接受了西方实证研究、形式逻辑等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他1923年还在赵元任主编之《科学》发表过植物学论文。有这种基础，其著述的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方法也较中国传统考据家递进一步。此书成于1950年，还没有中“马列教条主义史学”的毒手，此后也未迎合时流修订 ，现在读起来仍然风骨秀耸。全书考据得力，史论出新，是所见同类史作中的第一流。不过由于作者行文习惯，此书为略带白话文味道的文言写就，稍微有些拗口。

　　10、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论断实在中肯。遗憾的是，四人中间，吕氏最受冷落。不过，近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陆续推出吕著再版，吕氏史学似乎也要热起来了。除了《白话本国史》，他的代表作主要是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表面上看，吕思勉是用传统方法与语言进行史学著述，但其精神，却已经近代化。比如此书的专题部分，就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史综合性研究。从吕思勉的一段自述或许能窥出其史学精神：“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也许正是中国传统史学在颓唐中走向复兴的“五字真经”。

　　11、翦伯赞：《秦汉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

　　在今天，翦伯赞的名声并不太好，主要因为他的《中国史纲要》，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中国史稿》，并称“马列中国通史”的三大件。无庸讳言，“马列史学家”对历史有偏见;但同时，我们对“马列史学家”也有偏见。近10数年来，史学著作一沾马列主义的边，似乎就要不得。实际上，不少“马列史学家”，仍有过硬功底，卸下罩在其著作上的刻板面具，内中依然有金银玉石。翦伯赞正是如此，我曾见过《戊戌变法》史料汇编中他写的《书目解题》，令人发指的扎实。说回来，推荐他的这本《秦汉史》，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秦汉断代史之一(此外还有吕思勉、钱穆二人分别撰写的同名著作)。此书一目了然的缺陷是过度渲染农民起义，僵硬分析社会经济，优点则是资料丰富，文笔生动。仅从“保存运用原始史料”及“展露马列史著面目”两个角度，仍有一定阅读价值。(当然，马列史学著作不宜多读，在20种史籍中我只推荐这一种，聊当保护史学上的“生物多样性”。)从翦伯赞此书中甚至可以看出“大国的崛起”之文风滥觞，比如第五章“西汉王朝的建立及历史形势”的收尾，他这么写到：“北匈奴是中国历史运动压抑中第二次抛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也就是中国这个太阳系统中第二颗流星。这颗流星后来降落在欧罗巴的原野，成为四世纪西欧历史的动力。至于武、昭、宣时代，中国军队在中亚之出现，那已经不是流星，而是太阳光芒的照射。当此之时，汉朝的文明光辉，已经把西藏、青海除外之今日的整个中国，照得通明，并且通过南山北麓之颈形的狭管，在天山南北，射出它的光辉。这种光辉，渐渐向中央扩大它的照射，大约在里海、黑海之南，便与罗马共和国的光辉交光连采，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景……匈奴的狂飙吹过了，西汉帝国的光辉也暗淡了。汉代的历史，已经到了黄昏时代。四周的诸种族，又象云雾一样，渐渐升起……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汉族与蛮族的势力之消长，却在西汉史上，画出了一条永远不能磨灭的曲线。”

　　12、童书业：《春秋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

　　此书是上海古籍的“蓬莱阁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水准不俗，主要收录民国时期的优秀学术著作，并请相关学者撰写导读，我基本上全套买齐。丛书在中国出版史上地位显赫，从最早的《儒学警悟》，到汲古阁丛书，到士礼居丛书，到海王邨丛书，一脉相传，惠泽士林。王重民先生曾主编《中国丛书综录》，是极有用的一部工具书。而“蓬莱阁丛书”，则将传统与现代较好结合，选题精审，制作用心，为近年学术丛书之翘楚。童书业是顾颉刚的弟子，以历史地理名家，曾与吕思勉共同主编《古史辩》第七册 ，对春秋战国史研究颇深。顾颉刚曾在给童书业的信中说：“有您这般的功夫和识力，经与子打通，春秋史与战国史打通，发见前人所想象不到的问题，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将来您的《春秋左传考证》成书，将发出永久的光辉。” 师傅对弟子的赞誉也许有些夸大，那么我们再看另两位史家对童书业《春秋史》的评价。一个是吕思勉，他说：“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未有逾于此书者”。另一个是李学勤：“就春秋史专著而言，迄今无可取代此书者”。大师的评价在前，我就不多唠叨了。只说一个感想，春秋史本来极复杂纷纭，但童书业这部写于1940年代的著作，却能将之叙述得抑扬顿挫而又如在眼前，确见功力。顺便说说，童书业虽是顾的弟子，但一生未曾受过正规系统教育，最高学历只有小学。说他是体制外的高手，并不过分。

　　13、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全九册

　　(中华书局 1983年)

　　一般人只知道邓之诚是个大玩家，其《骨董琐记全编》口碑上佳，个人意见，比起现在很火的王世襄先生之《锦灰堆》(二堆、三堆)，邓著没那么花哨，但信息量则过之。邓之诚还曾主编大部头的《清诗记事》，钱钟书在背地里很是看不起这套书，但他自己又不肯动手去做，也就是个“风凉话专家”。

　　真正足以让邓之诚赢得我们尊敬的，不一定是上面两种著述，而是我要推荐的这套《中华二千年史》。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取材基本来自正史，但并不迂阔。我一直以为，现在不少人对正史存在偏见，一说正史就是“官家贩卖”，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正史中《晋书》以前的史书均为私家撰述，而其蕴藏的史料矿脉也极丰富，虽然政治史记载较多，但用“帝王将相之家谱”来形容，并不厚道。发明这个词的梁任公，晚年也有反省，曾专门撰文论述正史的史料价值。

　　邓之诚是个极高明的剪刀手(并非贬义)，在通读并熟读正史、政书、杂史以后，他大刀阔斧地砍斫出传统史学视野中的中国通史，晓畅明白，风樯阵马。在杂著中，他引用最多的是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其时赵著并未成为学界热门，邓的取材眼光确有过人之处。那么，此书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如其自述“近人著述，耳目所接，未遑甄录”，大量优秀的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邓之诚没有吸收运用，此书中的一些史实、史论难免有不妥之处，就象一台没有及时更新杀毒软件的电脑。但总之，这是一部堂堂正正的中国通史，建国后有位“名家”编高校历史教材，基本材料就是从此书中直接扒拉。也许该“名家”认为，通读正史太费“马达”，邓著可以充当精华版来帮助省力。“正史的精华版”，多半不是邓之诚著此书的初衷，但我们不妨这么来使用它。

　　14、钱穆：《国史大纲》(上、下)

　　(商务印书馆 2002年)

　　推荐钱穆需要勇气，他现在已经被历史愤青妖魔化，成为“保守”、“迂腐”、“落后”的代言人。在我看来，钱穆也许“保守”，但并不“落后”。相反，尤其在我们身处的信念失落、邪气出没之时代，他的“温情与敬意”史观，即使不能救世，至少也是一贴慰世千金方。

　　先读《国史大纲》中《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的几段：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钱穆此书，基本就是在上述原则下展开，虽偶有为中国历史之罪恶开脱的地方，但总体仍算公允、温和、宽容。

　　此书的《引论》非常重要，几乎是钱穆毕生史学浸淫的精华，而其间埋伏的大历史观，更早于黄仁宇(黄仁宇先生的书籍在荐书堂的16本历史类书籍中有过推荐)数十年。

　　全书取材也多来自正史，遗憾的是不注出处。重视史论是此书一大特色，并且建立在考据之上而非泛谈或空想。比如论东汉末年的察举制度造成士族重“美德”之风尚，实际多沦为伪善，就相当精辟。(这也是提前给老江曾鼓吹的“以德治国”一记响亮耳光)。

　　钱穆本身是个优秀的考据家，成名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平议》等，都是水准不俗的考据文章。他又号称中国现代“最后一个通儒”，涉猎之广，取材之阔，令人两眼冒火。但其本人，也是自学成才，最早在中学当教师，顾颉刚发掘并推荐他到燕大后，才成长为一代名家。

　　此书如果一定要挑毛病，还是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过于执著，有时难免蒙住自己双眼，发些牵强的议论，比如为中国封建皇朝辩护，声称其并非专制。但总的说来，他的保守执著不会让人中毒，因为保守虽然是一种病，但传染力低下，也容易鉴别，比起极端来，它的危害未必更大。

　　15、内藤湖南(日)：《中国通史》(上、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我恨日本人，我更恨日本人为何能把中国的历史、文学研究搞得那么出色?!内藤湖南，跟太炎先生同时代的日本人，号称日本近代史学重镇——京都派的主要奠基人。他做过新闻记者，结束职业生涯后专攻中国历史，曾六至中国考察，结交罗振玉、张元济等一时名流。按照周一良先生的说法，其人“于史学最致力中国上古史及清初史地”，趣味博大似钱大昕，注意修史方法及史学史如章学诚。

　　所推荐的这本中国通史，在上古及清代史上，颇有可圈点之处，其余部分则时有瑕疵，如论五代之冯道，仍沿袭中国旧时史论之老生常谈。他这部通史最大的特点，在于注重中国文化在历史中的贯穿沿革。斯人曾言：“所谓东洋史，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一个“非我族类”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能够有此认识，实属不易。16、谷口规矩雄等(日)：《中国通史》 (台北稻香出版社 1990)

　　这部《中国通史》，实际上是日本新东洋文库搞的一部《东洋史》中关于中国部分的节译。第一次遇到它时，我用了两天的时间一口气读完，因为它实在新鲜可口。全书分专题撰写，共有5部分，分别是伊滕道治《中国社会的成立》，谷川道雄《世 界帝国的形成》，竺沙雅章《征服王朝的时代》，岩见宏、谷口规矩雄《传统中的完成》，小野信尔《迈向中共政权之道》。仅从专题名称，我们就可看出这是一部在体裁、内容上试图创新的史作。

　　事实上全书四处可见新颖史论，这得力于作者对当时世界范围内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化用。比如在第三章中讲到南北朝时代的“坞”，就采纳了当时一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不再沿袭旧时魏晋史名家，如唐长孺、周一良、王仲荦等人的由于是日本人，在对一些中国相对敏感的史论或事实叙述上，基本没有束缚。此外，参与本书撰写的几位作者均无明显政治立场，因此很少带有党见或民族情绪。总之，此书值得一读，但是比较难找，我在国内至今没有看到过。

　　1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汪荣祖译(上、下)

　　(台北联经，1982年)

　　一直在犹豫，究竟该推萧公权的这部书，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名头来说，两部书不相上下，但后者有陈寅恪写的两篇《审查报告》，似乎稍占上风;从质量来说，两部书也很难分出高低，但前者运用了比较哲学的办法，好象更有现实意义。 最后，我用一个很粗鲁的方式结束了选择，我选人格魅力更好的萧公权。 大家都知道，冯友兰曾担任过声名狼籍的“梁效”写作班子成员，我也亲见过他“”中写的思想检讨和建国初期写的痛骂近代思想家们的小册子。相比之下，萧公权却那么潇洒，1968年，在华盛顿大学讲毕“中国政治思想”最后一课，他即兴发表 告别演说：“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珊达雅纳正在哈佛大学授课，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看了看这鸟，回过头来对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接着宣布下课，然后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再会面。” 其实，萧冯二人后半生的不同风度，与其说是个人因素，不如说是环境因素决定的，因此上面的比较意义不大。那么，还是回到作品本身上来吧，我推荐萧的著作，因为它更具现世意义。萧公权少年时代在国内接受传统学术训练，后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得以在学术研究上“打通中西”。此书即用比较哲学的方法，勾勒出东周以来2500 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流变之轮廓。叙述专重精髓，态度力求客观，评论旨在澄清，可谓公允得体。创见也多，如辩法家思想与近代法治精神之离合，孟子的民有思想非民治思想等。不过也时有让人疑惑的新论，如论墨儒同流，墨翟与孔子精神相通。读完此书，可对中国政治思想历史得一大体认识，若要进一步了解政治思想以外的哲学思想，还应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以及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等(最后这套书有点儿左，大家要小心)。

　　1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叙录》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所推荐的胡适这本书，正是“预流”之作。按耿云志的说法，“此书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此书的出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确实，此书的“预流”，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在于运用 “新方法”，研究“新问题”，遂成空谷足音。这本书实际只写了中国古代(先秦)的十数位大哲学家，起自老子，终于荀子，深入浅出，明白如话，非常好读。据齐思和说，在上世纪20年代，青年学生的书架上几乎人手一册此书。而梁启超在此书风靡之时，专门搞了个讲演辩论会，当面公开 批评胡适，多少也带点嫉妒之心吧?将此书好处说得最透的，是为其作序的蔡元培先生，他发掘了四个好处：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蔡元培还在序尾说：“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 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 可惜出于种种原因，胡适至死都未能写完整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如他另外半部名著《白话文学史》。

　　1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在梁启超之前，章太炎写过《清儒》专文，本身也是一篇小型的断代学术史，但是聱佶屈牙，而且持论过酷，比如说朱彝尊为“乡曲之学”，说魏源“夸诞”、“不识字”，不仅不厚道，简直就涉嫌诽谤了。梁启超借鉴了章太炎的一些意见，但在根本上是自立门户，而且行文生动活泼，把本来枯燥乏味的学术史也写得锦绣灿烂，我第一次读就一口气看完(本来也只有100多页)，后来又重读过两次，每次都津津有味，如入名山。 此书借佛说一切流转相均有“生、住、异、灭”四期，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衰落期(灭)，别出心裁而能自圆其说。其叙述与议论浑然一体，有微观的学案记录，也有宏观的思潮分析，将明末至清末近30 0年学术史清晰条陈，洞若观火。 此书五、六万字，梁启超只用半月写成，可谓神速。时隔80多年，此书依旧不可废，可见梁启超的天才，虽半月之思而能行一世纪以上。 对想要研究清学史的人来说，这本薄薄的《清代学术概论》，仍是最有分量的入门必读书之一。此外，梁启超的另一本《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与钱穆的同名著作，也值得一读。

　　20、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下)

　　(上海古籍 2001年)

　　不是每个图书馆长都是学问家，但是很多学问家都当过图书馆长，比如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陈垣诸先生，当然，还有我要推荐的这位，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此书原是大学讲义，按蔡尚思的说法，是民国流传最广的中国文化史。此书创稿于1919年，此后多次增订再版，引用资料从经史、杂纂，到国外汉学家论著、近代报刊等，搜罗至广，参考书目600多种。缪凤林曾评价此书说：“举凡典章、政治、教育、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皆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列举，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涵蕴富而义类宏，近百年来所未有之大著作也”。不止当时的近百年，此书出后，到现在也过了快90年，中国仍然没有一部新的象样的文化史。我翻过一些教材性质的中国文化史以及一些快枪手炮制的所谓中国文化通史，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惨不忍睹。在这种情况下，柳诒徵的这部书就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尽管他使用的是文言，但并不晦涩。开篇的几章建议跳过不读(周代以前的部分)，喜欢看老套神话和过期节目的还是可以读。但从周朝开始,尤其是中古近古部分，柳著值得精读。据说，柳曾为找回南京图书馆藏而不惜向权贵下跪，他实际是将传统文化当成一种信仰，一种犹胜生命的信仰。如果我们读完此书，也可以直接看到他那颗仍然跳动在纸张油墨之间的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