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三大原因是你什么
戊戌变法的知识点在很多的考试试卷里都有看到，那么你想要知道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戊戌变法失败的三大原因，一起来看看吧！
戊戌变法失败的三大原因
维新派与守旧势力矛盾的不断激化
维新派与慈禧矛盾的不断激化
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运动中，凭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一支动人肺腑的妙笔，大造声势，全国哄然，展现了他们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宣传家的卓越才华，然而，他们毕竟疏于政治，对他们来讲，怎样正确估计形势，如何对待那些封建老朽、旧党官僚，则大不在行。他们既无实权，又少谋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可光绪帝虽有抱负，在政治上支持变法，但他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手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变法因此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变法就没有成功的希望。问题在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更多人同情和支持。
与地方守旧势力的利益冲突
当然成功的变法，首先依赖于变法者握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变法的核心，足以将变法法令有效地贯彻下达。但纵使变法在中央一层没有阻力，康、梁掌握了朝中实权，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变法法令亦难以顺利、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达到目的。变法成功与否，关键还取决于变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实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拥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使法令畅行于地方。这是各国政府推进现代化运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而，清季的朝廷，远没有具备这种权威。“及至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真正启动之时，清政府却处于江河日下的政治衰败之中，已无从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由于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政府的威望已经迅速式微，长期的内外紧急形势，迫使军政财政大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最终导致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社会失序的大动乱局面。各省拥有实权的地方势力，各行其是，已基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全国名为统一，实为一盘散沙。政治上如此的衰败，致使清廷想调集全国力量，共赴国家大事，推进现代化时，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无所作为。
维新派与民众矛盾的激化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可以说，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
维新派内部的分裂1.洋务与维新从蜜月到走向陌路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初步发展的阶段。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者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康、梁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等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十分融洽。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语气殷勤。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决，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之礼，并称2.改革阵营内部党同伐异，危机重重
在改良派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矛盾，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与成败。
改良派之所以始终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重要分子最初只是凭思想倾向相同结合在一起，当遇到具体的变法事宜和阻力时，内部成员本身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在遇到问题时意见的不统一，分裂于是成为了一种必然。康有为反对开议院、行宪法的主张，暴露了他们在变法政治纲领上有矛盾、分歧。
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
戊戌变法的直接原因
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一次较量。资本主义尽管在中国已出现。但基础还非常薄弱，资产阶级也刚刚形成，很不成熟。相形之下，封建统治阶级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还具有强大的势力。
寄希于光绪皇帝。“幻想是弱者的命运”，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维新派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因此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寄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以获取廉价的胜利。
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维新派尽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一度曾向英、日、美寻求援助，希望他们干涉后党政变，支持中国变法，结果落空。缺乏军队支持。光绪皇帝是一个光杆，手中无一兵一卒。
而维新派也忽略了事先取得军队的支持。大难临头，他们才想起了兵权，轻率地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结果被袁世凯出卖。敌视革命，脱离群众。维新派之所以要倡导变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
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始终眼睛朝上，是变法运动缺乏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顽固势力略一反攻，使自己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戊戌变法的发展过程
1895年4月，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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