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经济新常态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近年来的一大热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经济新常态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出现经济新常态的原因，一起来看看。
出现经济新常态的原因
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一般而言，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与生产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结构与劳动供给。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反，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
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本供给。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又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在投资率本已处于畸高水平、且资本存量已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资本增长率趋于下降是必然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面变化的结果，当然，也是政府政策取向变化使总需求主动适应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而使政策驱动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的结果。从历史经验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8%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既不会有严重的就业压力，也不会有难以承受的通胀。
出现经济新常态的好处
一是去投资依赖。中国经济增长一半靠投资一半靠消费，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投资下降，投资下降是这些年努力要达成的结果，之后逐渐让消费成为经济的主导。
二是去水分。对于我国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的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
三是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政府主导。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把握和应用这个规律。
四是社会公平和包容。最近几十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国内贫富差距在拉大，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上述一系列情况下，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包括储蓄、投资、物价、就业、财政收支、财政赤字、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货币供应、利率等等都会是新的状态。此外，新常态还将有新的体制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已经对这种新的体制机制做了完整描绘，现在正在逐步落实。新常态还意味着新的政策框架。可以看到，最近两年的宏观调控政策跟过去相比是不同的。
经济新常态的知识
治理“新常态”的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应该转换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导型因素是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因此，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一方面通过改革来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强化总供给、总需求对于价格机制反应的灵敏度，另一方面通过化解深层次结构问题，创造新阶段的增长源。
宏观经济调控要强调定力，还要强调底线管理
目前中国不仅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的叠加期，同时也处于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的叠加期。这决定了我们依然面临着不少周期性问题。
但是，如何区分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却是大难题。在一个实际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就业的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还要守住风险底线。守住这些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就守住了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所以，宏观调控一方面需要强调在面对趋势性回落过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启动强刺激政策，另一方面还要强调“底线管理、区间调控”。
要不断探索新的宏观调控工具
这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一是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在“新常态”框架中合意的增长速度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需要不断进行探索。
二是打破“调控”与“被调控”的两分法，将改革与调整贯彻到底。当前，结构性问题不仅出现在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之中，也出现在调控主体之中。因此，传统的改革者与调控者都是被改革与调整的对象。
三是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中国目前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持续攀升的环境中，必须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三只手。
四是在区间调控中更注重定向调控，瞄准突出问题确定“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应该强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相组合的结构政策，如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进行定向宽松，对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定向紧缩。
五是突破传统分类治理的教条，强化综合治理的导向。在“新常态”中，社会、经济、宏观、微观的运行体系都面临重大调整，都将出现强烈的外部性，因此单一领域的工具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全面改革与调整需要各领域的多种工具相互配合进行综合治理。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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