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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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
(1)先秦: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商朝都城已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等;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如春秋后期的范蠡(“陶朱公”)和战国后期的吕不韦。
(2)南北朝:南北朝时，不少城市遭到战争破坏，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北魏以后，北方商品经济有所恢复;与之相比，南方商品经济相对比较活跃。北魏时，洛阳城内市场很多且有周长近八里的大市;一些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或远走异域。建康(南京)城内建有四市，市内唐铺林立;秦淮河两岸商旅云集，交易兴盛。草市(农村集市)开始出现，含义有二:一是贩饲马料之市;二是草草构成之市。
(3)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隋唐商业的四个特点如下:一是交通发达(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以运河、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出发的对外交通也很发达);二是货币统一(由五铢钱到开远通宝);三是市场发达(场所固定--市;官员管理--物价和税收等;邸店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店铺限定--营业面积;时间限定--市的买卖时间;夜市草市--繁华大城市里有夜市，偏远的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四是商人众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贩、胡商、外商)。
(4)宋元:北宋时期的商业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5)明朝: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国内商业繁荣(市场大--国内市场扩大、品种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品种达到两百余种、贩运快--区域间长途贩运发展较快、城市多--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城市、向农村--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对外贸易艰难(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
2.中国古代货币的演变
(1)先秦:商朝人善于经商，以贝为币;战国时期，各国出现了铁钱，秦国使用圆形方孔钱，称半两钱(齐国使用刀形币，赵国使用铲形币，楚国使用蚁鼻形币)。
(2)秦汉:规定圆形方孔钱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汉代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汉代的铜钱重量几经变化，至武帝铸五铢钱才稳定下来。
(3)三国:那时货币减少，布帛、谷物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曹魏曾以法令形式废止铜钱，使用实物交易，以后行废不定。
(4)隋唐:仍铸五铢钱，禁止使用前代大小不一的旧币，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唐初改革币制，唐高祖下令“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新铸的“开元通宝”，成为唐朝通用的货币，后来发行量很大。以后历代的货币都以它为范式。设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
(5)宋元:北宋时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纸币的推广，减轻了商人携带金属货币的负担，有利于商品交换，反映了商业的高度发展。
(6)明清:明初，主币是纸钞，辅币是铜钱，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到明中后期，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主要货币。
第一，商业起源很早，并且在不断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发展，在氏族部落之间和氏族内部偶尔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产生了原始的商业。商朝的商业活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产生了专门通过物品交换牟取暴利的职业商人和最早的货币。周朝实行“工商食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工商食官”制度的逐步瓦解，各地涌现出许多商品市场，私营商业应运而生，各国纷纷铸造货币，黄金、白银也开始用为货币，形成了许多著名的都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修建驰道，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西汉“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北方商业发展时起时伏，波动较大，南方商业小幅发展。隋唐时期，政治上的统一和大运河的开通，密切了南北方的经济往来，商业贸易蓬勃发展起来，长安、洛阳、扬州等成为闻名中外的大都会，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宋元时期，古代商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高峰期，坊市不分，“交子”出现，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明清时期，社会上经商风气浓厚，农产品大量涌入市场，农产品加工的副业产品也成为商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实力雄厚，形成徽商、晋商等大商帮。
第二，对外贸易由盛转衰。对外贸易起自汉朝，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运到中亚，再转运到西亚和欧洲，开辟了中西贸易的新纪元。唐朝陆路边境贸易和海外贸易都得到发展，与亚洲各国都有直接的贸易联系。宋元时期边境贸易、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明朝前期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与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贸易，最远到达东非海岸和红海海岸地区。从明朝中后期起，由于倭寇入侵，我国政府开始实行闭关政策，多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只开放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古代中国的市场交换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因为中世纪的西欧实行庄园制，其经济单位远远大于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大部分生产和生活用品可以在庄园内解决，无须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有限的交换仅是用于弥补庄园自给自足经济中的不足。而中国农民家庭仍然需要以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去换那些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尤其是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古代中国的市场交换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
第四，古代中国的商业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一般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发达，是资本主义的前提。然而，在古代中国，不管其市场交换怎样发达，却不能动摇封建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是由古代中国传统的市场模式造成的。古代中国的商品市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城市市场;另一类是乡村墟集市场。城市市场上主要进行的不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其主要功能是满足皇室、贵族、官僚、绅士的享受消费，城市手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交换很少。只有城市手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的交换，才能为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乡村墟集市狭小、分散、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它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
第五，古代中国的商业发展受封建政权的压制。自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始，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便处于封建政府的压抑之下。政府长期实行官营和专卖，商人社会政治地位低下，迫使大商人只有同封建势力相结合才能立住脚，大商人、大官僚、大地主三位一体，自由、独立的大商人很少的。
第六，官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并存。西周有“工商食官”，汉武帝元狩三年实行盐铁官营，这些官营商业长期存在，利润归国家政府所有。此外，政府对多数商品并未实行禁榷，由私商经营，商业利润一般为私商所有。
第七，从空间布局看，商业呈现从大小城市向广大乡村扩展之势。商业发展和城市紧密相连，城市一直是古代商业繁荣发展的主要载体。从周秦至唐代，县以上才可设市，商业中心一般都在城中特定位置，都城商业最繁荣。宋以后，县以下的城郭和乡村允许设市，农村集市贸易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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