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晚会演讲稿(2)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 清醒了，他们只不过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变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如果从思想认识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样的一群。

　　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幕后黑手，那么，当时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国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国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国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 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 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